晋国虽然在鄢陵之战中取胜，但受困于国内形势，其在中原的霸权一直不稳。为了拓展在中原的影响力，晋国反复攻打郑国，但郑国感念楚国在鄢陵之战中的援救，政治立场一直偏向楚国，并在楚国的支持下与晋国进行了十余年的交战。后来虽然因为力量不支而被迫与晋妥协，但始终与楚暗通款曲。

楚国虽然在鄢陵之战中失败，但并未元气大损，依然有能力同晋国一争高下。因此与同样和晋有隙的秦国逐渐靠近。双方不仅相约共同进攻晋国，还进行了联姻。不过，楚国此时却受到吴国更加猛烈的进攻，注意力被牵制于东南，对中原的注意力有所减弱。而另一方面，东方的齐国也趁机再次扩张势力，企图同晋国争夺霸主之位。

长期的战争局面给各国都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在动荡的形势下，各国的内乱此起彼伏，掀起了又一轮政治更迭的浪潮，卿、大夫、士逐渐掌握了诸侯国的实际权力。晋国、郑国、齐国纷纷爆发了内乱，特别是晋国几家卿大夫和国君之间相互倾轧，导致晋国国力大损，只能勉强维持表面的强势。

这一混乱的局面大约持续了三十年。长期的战争和日益激烈的国内矛盾使得即使是像晋国和楚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深感难以为继，更不用说那些夹在其中的小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一次“弭兵”就成为各诸侯国的共识。

率先放下身段的是晋国当时的正卿赵武，为了缓和诸侯国之间的尖锐矛盾，赵武减轻了小国定期缴纳晋国贡品的数量，又通过鲁国大夫叔孙豹，表达了希望有人出面，在晋楚之间斡旋，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

赵武的这一意见受到了当时各国诸侯的赞同。当时的齐国，内乱尚未结束，由崔氏和庆氏两家执掌权柄，自然需要交好诸侯国以稳定形势。而郑国当时执政的子产看到诸侯国有达成和平的动向，便在楚、陈、蔡、许等国联军来袭时坚壁清野，不加抵抗，为和谈提供了余地。

弭兵的条件逐渐成熟，自然就有人自告奋勇，愿意从中斡旋。上一次华元弭兵的主持人是宋国大夫，这一次又是宋国的大夫向戌站了出来。和华元类似，向戌一方面同赵武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又同楚国令尹屈建有交情。看到诸侯纷纷提倡弭兵，向戌便决定仿效前人，再次主持弭兵会议。如此一来，在停止战争的同时，还可以极大地提高宋国的声望和地位。(www.daowen.com)

带着这样的目的，向戌踏上了游说的道路。他先后拜访了晋、楚、齐、秦四个最有势力的大国。仗着同当权者的私交，晋、楚两国自然无有不从，秦国也欣然应允，只有齐国犹豫了一阵，也在大夫田文子的劝说下同意了。眼见大国支持弭兵，各小国自然纷纷同意。

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第二次弭兵会议再次在宋国西门召开。比起上一次华元弭兵，这一次的程度和规模都提高了许多。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鲁国、卫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宋国、邾国、滕国共十三个国家派出了代表，主持人当然还是向戌。

经过向戌的斡旋，晋、楚两国确立了两国属国应当互相朝见的基本格局，也就是所谓的“晋、楚之从交相见也”。不过，由于齐国和秦国国力较强，又分别同晋国和楚国结盟，因此可以例外。而邾国和滕国分别是齐国和宋国的附庸，因此也无须参加会盟。

比起短命的华元弭兵，这一次弭兵会议的效力要长得多。自此之后，诸侯国之间数十年没有发生重大战乱，迎来了难得的和平时期。

弭兵会议确立了晋、楚两国共同称霸的两极政治格局。对于晋、楚、齐、秦等大国来说，弭兵会议的召开有助于处理国内日趋尖锐的矛盾和恢复由于战争而日益空虚的国力。而对于中原各小诸侯国来说，一方面免于战争的侵扰和破坏，另一方面也背上了服从两个大国，缴纳两份贡赋的沉重负担。

鲁昭公元年（前541），向戌弭兵五年之后，各国再次在虢地会盟，重申并强调了弭兵会议的精神。尽管向戌弭兵是以牺牲小国的利益来维持大国的生存空间，但通过外交手段达到和平的局面，特别是宋国前后两次在弭兵会议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也说明了弭兵会议的积极意义。弭兵会议推动了春秋时期的历史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