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宗法制是基于血缘关系分配权力和财产的制度。其历史十分悠久，根据考古材料得知，早在商代就有了这一制度的雏形。但西周对此制度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使其更合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西周宗法制规定“立嫡以长不以贤”，也就是说在选择王位继承人时，只有正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子才有资格；其余诸子则称为庶子，被分封在各地成为诸侯。依此类推，在诸侯国内，同样由嫡子继承诸侯之位，而庶子则被封为卿，卿的庶子封为大夫，大夫的庶子则成为士，士的庶子则成为一般平民。

这样的设计使整个统治阶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形结构，在如此复杂而严密的体系当中，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相对的，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天子是绝对的大宗，而诸侯相对于天子是小宗，在封国内又是大宗。如此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在政治上，天子是一国之君，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力；在宗族上，天子又是族长，具备血缘上的优势，在宗庙祭祀时也占据主祭的地位。处于这一链条上的诸侯、卿、大夫、士，也莫不如此。宗法制将政权和族权融为一体，使周王室的统治更加牢固。周天子的权力便由此而来。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宗法制逐渐从内部出现了裂痕。它规定的“立长不立贤”的原则屡屡被当权者挑战。周幽王宠幸褒姒，将其所生的伯服立为太子，这无疑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而周幽王最终也因此身死国灭。

周幽王给后来的王室子弟们做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榜样，到春秋年间，那些不安于现状的庶出子弟纷纷联合大臣或是有力诸侯，想要登基篡位，王室内乱频频上演。

王室如此内乱，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优势的诸侯国就更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他们往往参与到周王室的内乱中；与此同时，卿大夫在诸侯国内为了争夺国君之位而掀起的内乱也层出不穷，此起彼伏。根据后世历史学家对史书记载的统计，整个春秋时期，竟然有43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害，至于在动乱中丧生的卿、大夫更是数不胜数。(www.daowen.com)

宗法制的衰败，也导致了官吏任用制度的变革。原本在宗法制下，官吏采取世袭制度，不同级别的官吏由卿、大夫、士等贵族世代担任，父死子继。

随着宗法制的破产，这种被称为“世官制”的制度也动摇了。随着卿大夫甚至是士等下层贵族势力的日益崛起，他们借助人数优势，广泛地参政议政，进入权力中心。

大量的下层贵族进入原本由少数高级贵族把持的政坛，这难免造成僧多粥少的现象。因此，在本国郁郁不得志的人，就会转而到他国求官。“楚材晋用”便反映了这一情况。大量的异国人才，在其他国家诸侯，甚至是卿、大夫家中担任家臣，这在西周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选官制度的改变也造成了俸禄制度的变化，原本宗法制能够与井田制联系起来，用分封土地的方式来发放俸禄，《国语》中对此描述为“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然而随着做官人数的增多，商品经济的兴起以及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土地明显不够分配，因此便改成了以粮食为支付手段的谷禄制。

《诗经·大雅·板》写道：“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这段话用充满赞美的语气将宗法制度比喻为坚固的城墙，然而在春秋时代，这看似牢不可破的城墙却被时代的洪流冲击得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