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召开了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了伪宪法。一向为蒋介石所豢养、甘充其马前卒的青年党、民社党参加了这次伪国大。一九四七年二月，蒋介石在准备行宪“扩大政府基础”的口号下，改任张群接替宋子文的行政院长，调王云五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而以青年党头目陈启天接任经济部长。从此，经济部又作为一个政治分赃的赠物，步入到又一新的阶段。

青年党本来是一批投机政客的集团，垂涎政坛，已非一日，钻营争逐，机变多端。先是于抗战开始后，宣布解散组织，停止活动，以共赴国难，企图借此以博取蒋介石垂青，施以小恩小惠。但其结果并没有受到蒋的理睬，于是他们的几个头目如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又以个人名义加入了民主同盟，以中间路线面目进行政治投机。随后又真相毕露，退出民盟，公然靠向国民党一边。在旧政协开会时，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问题的争议中，为蒋介石消灭人民抗日武装的阴谋张目。陈启天本人更早同蒋介石在思想上精神上结成默契，沆瀣一气，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写有《法家思想概论》一书，鼓吹治乱世应用严刑峻法，为蒋介石实行法西斯残暴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他所写的《张居正评传》一书，宣扬明代权相张居正治国驭民的一套法家权术，甚为蒋介石所赏识，认为是进行反共的“七分政治”中值得借鉴的圭臬，曾由当时的南昌行营明令部属作为必读物。这时，他同左舜生同时“入阁”，分长经济、农林两部，给多年待价而沽的青年党争得一席之地，可谓如愿以偿。

陈启天接长了经济部，使该部又成了一个饿犬争食的角逐场。一方面，是青年党内部的争夺；另一方面，是它同国民党的争夺，确实也闹忙了一阵子。

青年党人数不多，党员分散各地，并无严密组织。只有几个省市有正式党部组织，他们称之为“学校”（“高中”为党，“初中”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党员人数较多的为四川与上海两地。他们大都以人划线，按地分帮。多年以来，形成了以曾琦、李璜为中心的四川帮和以左舜生（湖南人）、陈启天（湖北人）为中心的、包括两湖、江、浙、皖、赣几个省市党员在内的“下江帮”，彼此争夺甚为激烈。四川帮以刘东岩等为骨干，依靠党魁曾琦为靠山，企图把持党中央的大权。在曾周围的有“十八罗汉”之称。“下江派”依仗他们在上海的发祥地和人多势众，也不肯相让。第三方面势力为北方帮，是包括华北、西北、东北几个省市的松散同盟，其代表人物为常燕生（山西人）、于复先（山东人）、刘静远（天津人）。于复先是该党中常会的秘书长。

青年党长期在野，党员中参加政府工作者，为数寥寥无几。此次一旦攫取到经、农两部，各地的闲散党员不免食指大动，弹冠相庆，千里求官，麕集京都。各省市的负责人与大小头目，如四川的杨叔明、安徽的杨伯安、河南的郭绍宗、陕西的马振伦、浙江的张希为、上海的吴宗汉、江苏的王岚僧等，都先后到南京进行活动。联谊会、聚餐会、代表团等组织也相继活动起来。部长的会客室和官邸人来人往，曾热闹一时。

但当时究竟是僧多粥少，事与愿违。从经济部管辖的范围来说，事业机关只有中纺公司较为庞大，但束云章根本不买部长的账，人事无法介入。附属单位大都为科技性的机关，而这些大小党徒又不是那里所需要的那种材料。有些行政部门虽可挤进一些人去，但又要受到国民党政府铨叙制度的限制，不能不有所选择。所以说，青年党的这种拾人残羹的政治分赃，是没有捞到什么太大的油水的。(www.daowen.com)

陈启天带去的高级助手为政务次长张子柱、常务次长刘泗英、童季龄。张、刘都是青年党中常委。张子柱是广东人，是青年党在香港主办的一家中学的校长，长期在华南、香港进行党务活动。刘泗英，四川人，曾琦的左右手，曾在北洋军阀中进行活动，为吴佩孚洛阳官邸的座上客。童季龄于刘泗英调任花纱布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后继任常次。他是青年党党员中在国民党政府中任重要官职、有行政经验和专业学识的少数人才之一，在调任次长之前，他是贸易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工业司长顾葆常原系同济大学化学系教授、院长、南京青年党负责人。商标局长朱世龙，留日的经济学者，曾任大学教授和县长。

经济部所属的业务单位有所谓“白”（花、纱、布）、“黑”（煤炭）、“黄”（卷烟）之称，即花纱布管理委员会、上海燃料管理委员会、上海中华烟草公司（出“飞马”牌卷烟）。陈启天煞费心机，倒是把它们都把过来了。花纱布管理委员会由刘泗英、王岚僧任正、副主任委员，上海燃料管理委员会由张希为任主任委员，其南京办事处由伍韬庐（四川帮）任处长；中华烟草公司由张伯仑（四川帮）任总经理，都安插进一些青年党党员担任中下级职员，作到各帮各伙平分秋色，利益均霑。

在经济方面，由于这几个单位都经营一些特定业务，不无油水可捞。中纺公司每年在盈余中提取之公益金，可以提出一部分作为对社会福利事业、科研事业的捐助，在这一方面自然有些文章可做。陈启天曾以董事长名义通过董事会提拨过几笔这类的捐款。燃管会、中华烟草公司掌握在他们自己人的手里，办起来当然更加方便。青年党的机关报上海《中华时报》，南京的《中国评论》月刊，都用这种方式取得一些款项。燃管会主管燃煤分配供应，中华烟草公司批售卷烟亦有限户限额，这也给他们以套购、倒卖渔利的机会，而搞到一些钱。

青年党在一九四八年伪国大的副总统选举中，先是支持莫德惠，随后又支持李宗仁，与落选的孙科积怨甚深。洎是年十一、二月间孙科接任行政院长，即由其亲信刘维炽接管经济部，把在该部任职的青年党人驱逐出部。不久，这个短命部长也下了台，由李宗仁派刘航琛接充经济部长，那已是蒋家王朝鸡飞狗跳寿终正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