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部和其前身工商部、实业部的几任部长人选来分析：孔祥熙、陈公博、吴鼎昌、翁文灏、王云五、陈启天、刘维炽、刘航琛，其派系归属，依次数来，是孔系、改组派、政学系、“学者从政派”（蒋、宋系）、“社会贤达”、青年党、“太子”系、桂系，有如各个反动政派的“獭祭鱼”。连依附于蒋介石国民党的附庸小党和无党派人士，也都分到一杯羹，蔚为群魔乱舞之大观，这在国民党政府其他的部会中，也是罕见的。

经济部的头一任部长翁文灏，是当时国内知名的地质学家，曾作过多年的大学教授、校长，北洋政府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一九三二年为蒋介石所延揽，充任以他为委员长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开始侧身国民党政界中枢，成为蒋介石的夹袋人物。后来又在蒋兼行政院长任内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与同时担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等人，被称为“学者从政派”。翁文灏是留比学生，比较亲法，与美国人很少渊源。过去一向清高自许，致力学术，不大热衷于政治。在北洋政府时期，同各个政派虽都不免有些人事因缘，但在政治上则都无若何特殊的关系。他同安福系核心人物、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李思浩是姨表兄弟。同交通系、政学系的旧官僚张国淦、李根源等都有旧交。周善培是他的儿女亲家，即翁的次子，在一次国民党空军对日空战中牺牲的翁心源之岳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翁和各当权派系的关系，除蒋介石本人外，都很一般。但他是怎样被蒋介石拉到身边做亲信和股肱的呢？有人说是出于《大公报》的张季鸾的建议。（据李思浩说，这是蒋介石有一次亲口对他说的。李和翁都是我岳母叶云仙的姑表兄。）又有人说，最初是由钱昌照引线的。因为翁之所以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是由于钱昌照的推荐。其实，这都未尽其情实，翁跟蒋介石是更有其心照不宣、讳莫如深的特殊亲密而又微妙的关系的。那就是：他们两个人原来是吃一个娘的奶水长大的，蒋介石的母亲是翁文灏的奶妈。正是由于这一亲同手足的关系，才使他们俩一个推心置腹、一个濯磨自效，结成不解之缘。至于在表面上究竟是出于谁人的援引，那当然并不是十分主要的。

不过，从以上两说，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到翁文灏同国民党各个派系之间的亲疏关系的蛛丝马迹。翁对政学系和宋子文系是比较接近的。因为张季鸾对他的推荐，不可能不反映政学系头目的意旨。钱昌照则系宋系人物，钱、翁相与共事多年的资源委员会也很受到宋子文的大力支持。他后来以一个与美国人向少渊源的“超然派”却能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的美国战时生产局长、驻华经济特使纳尔逊密切合作，出任宋子文极力营谋下设置起来的战时生产局的局长，这也是由于宋子文为了抵制C.C.系所推荐的曾养甫而抛出来的。从该战时生产局以宋系重要人物彭学沛出任副局长，并由彭和宋系另一干将陈长桐担任该局关键部门优先处的正副处长这一人事安排来看，就更可以看出翁、宋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无间了。至于翁同孔、陈两家的关系，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从某些迹象来看，当时作为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对于翁文灏所主持的事业部门是采取歧视和压制态度的，仅就以下事例，即足以证明。资源委员会职司钨、锑、锡、汞出口矿产的产销管理与易货偿债工作，为当时的政府赚取了巨额的外汇。但当他们由于从国外购进急需器材，要求调拨此项外汇作为挹注并经由经济部备文呈院核示时，秘书长张厉生也已同意，而孔祥熙却暴跳如雷、掷文于地，声色俱厉地予以驳斥。战时生产局成立之后，为了开展业务，本应由国库拨一笔款项，作为向各厂家订货收购的基金。当时的美籍副局长纳尔逊也有如此建议。但当提请财政部后，孔祥熙这位“印钞专家”却借口防止通货膨胀始终靳而弗与，责令该局以向银行借款方式自行解决。孔祥熙就是这样从外汇、财政拨款等方面来卡他们。翁文灏同C.C.系的关系也很淡漠，这可以从他对当时的“陈家党”的态度看出来。他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重庆市党部是向不买账的。在他任部长的几年间，经济部内几乎看不见有什么党务活动。除这个部本部还有一个姑备一格的市党部直属的区分部外，二十来个附属机关都没有成立什么党组织。该部职员几百人，但国民党员不过四、五十人，从未进行过什么组织活动。区分部也是徒具番号，只由一名科员负责保管图记文件。只是在一九四五年正式成立机关区党部时，召开过一次选举会。开会时经召集人一再敦请，翁文灏才蒞临讲话。他劈头一句话就说：“我这个党员是蒋总裁硬派给我当的。所以很不够格，也没有什么话可讲。不过我今天只讲一句话……”说时用手指指墙上总理遗像两边的那付对联，用浓重的宁波腔调说：“‘革命尚未成功’，这句口头禅已念了多少年了？要念到哪一年才算完？‘同志仍须努力’，你到底‘努力’了些什么？望望总理这两句遗言，心里不感到惭愧吗？”话音落地，点头退席，流露了对那些争权夺利的党阀党棍们的轻蔑与不满。

政务次长秦汾（景阳），是留美学数学的，也做过大学教授，是原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秘书长。他是属于宋子文系的典型官僚，在经济部内掌握实权。主任秘书陈廷煦和主管总务、财务、机要的人员，大都是他的亲信。他同时还兼任着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掌握汽油分配工作。

常务次长潘宜之，是桂系的重要人物，白崇禧的智囊和心腹。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屠杀上海起义工人时，他就以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秘书长的身分和陈群一道，用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名义，接收了上海市党部与上海临时市政府。此后，他一直是桂系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的核心人物，担任该组织政务委员会委员、宣传部主任等职务。到经济部任职前，他一直跟着李宗仁在第四集团军、第五路军总部任政治处长、秘书长等要职。潘带到经济部去的，有两个秘书徐梗生和于屏。徐梗生也是桂系骨干人物，曾与程思远一同担任革命同志会的秘书，并曾任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总部、第五战区长官部的参议主任秘书。后来还跟着李宗仁担任北平行辕和总统府的秘书。但他在经济部时期，却象是一个投闲置散、韬光养晦的人物，以秘书名义，长住在重庆市郊华岩寺经济部办公处，搞华洋官商合办企业的档案整理与专题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开滦煤矿、汉冶萍公司、龙烟、马鞍山等矿的内幕沿革资料。他平日谨言慎行，除非多年旧好，很少谈及其桂系关系。于屏后来到上海栖依李明扬，帮着李做生意和办学校。

潘宜之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在昆明自杀身死。其次长职务由谭伯羽继任。谭是谭延闓的儿子，陈诚的内弟，曾由蒋介石派送德国留学，学了一点纳粹货色回来。他经常出入蒋介石的官邸，执子侄礼甚恭，很受夫人宋美龄的垂青。但此人一付公子哥习气，不大过问政事，没有什么作为。(www.daowen.com)

秦汾去职后，何廉接任次长，何是知名的经济学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看来他也属于所谓“学者从政派”，但从他同作为“小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的关系来看，他是接近政学系，或者说，是属于政学系的。金城银行是他的外府，他带到经济部的亲信、担任总务科长的康永仁，后来就接任了南京金城银行的经理。

从上述部次长的安排，可以看出这个部是一个党治色彩比较淡薄、各派各系都曾有所染指的地盘。再从该部司科级上中层人员的人事关系来看，也表现出这一特点。如他们中间有吴稚晖的犹子、任技正的吴永嘉，蔡元培之子任商品检验局局长的蔡无忌，蔡元培的秘书、任专员的高平叔，戴季陶的亲信、任简任秘书的吴闻天，李宗仁的干将徐梗生，改组派郭春涛，政学系吴鼎昌的旧属、任司科长的欧阳崙、邓翰良等，C.C分子、任企业司司长的庄智焕，C.C要员顾毓琇之弟、任工业试验所所长的顾毓瑔。此外，还有马叙伦之子、任商业司司长的马克强，周谷城之子、任技正的周进楷。由翁文灏自己带到部里来的，则有社会学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统计长吴半农（后来任国民党政府驻日经济专员）、秘书袁肇基、科长王子建等，而比较重要的亲信人物，则为玉门油矿局局长孙越崎和工矿调整处处长张兹闓。他们是翁的旧属。在翁任中福煤矿公司董事长时，孙是总经理，张是处长。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可由这样一件小事来证明。翁每天到部办公，中午总是到工矿调整处就餐。在用餐前后，召集必要的人员商讨重要公事。此外，还有通过翁在北洋时代的老关系援引进来的，如李根源的旧属、任管制司科长的丁润身，张国淦之子、任工矿调整处科长的张传琦等。

在经济部中的进步人士很少。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据我后来所知，有企业司的办事员潘展。潘在重庆时期曾一度被捕，由部里保出。在南京时，该部企业司曾发生过一次丢失档案事件，经查无着落，不了了之。当时倒没有人对潘有所怀疑，此事与潘有无关系，也不得而知。但南京一解放，潘即出来担任了接收经济部的军代表，这时人们才知道他是在部里多年的中共地工人员。以后，他担任过南京市某区的商业局副局长。还有一位专员陈伯康，广东人，是闽浙监察使陈肇英介绍到经济部任专员之职的。其人狷介拘谨，潜心学术，曾写过不少经济问题的文章，一派书生本色。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在重庆时，曾经常为黄炎培主办的《宪政》月刊撰稿，并参加了他们的政治活动。一九四八年间到上海，在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及职业学校工作和任教。上海解放的前几个月里，有一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到学校来搜捕进步学生。陈伯康激于义愤，走上来同闯进来的特务理论，指责他们不应该不通过学校当局随意捕人。结果和学生一道被带走，一去沓无消息。直到上海解放，才获悉他已在蒋军逃窜前夕，被装入麻袋，投入黄浦江身死。在沪的生前友好，曾为他举行过一次隆重的追悼会，由中华职业学校的校长杨蕴玉主祭。这是我所知道的经济部同事中被反动派杀害的一个。

在当时经济部的人员中，还有两个人的情况可以附带提一下。一个是技监谭熙鸿。他本来是一位农业学者，蚕丝专家，曾做过浙江大学等大学的院长和教授。他在主管工矿商业行政的经济部工作，本来不对口的。但他为什么留了下来，而且始终担任着仅次于次长席位的技监要职呢？我认为，这也许是由于谭是陈璧君的妹婿、汪精卫的连襟，但能大义凛然，同大汉奸毅然决绝，清操亮节，为人钦佩。所以当时让他以技监名义，长驻渝郊华岩寺主持部办事处事务，做一个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闲曹”，这里面也不无羁縻与酬庸之意吧。另一个是孙伯修。此人曾多年跟随戴季陶在考试院工作。他与中统局徐恩曾的主任秘书濮孟九关系特殊，过从甚密；与上海的中统头目社会局长陆京士是太仓同乡好友。抗战前在南京时，他曾经是南京一家大戏院——中央大舞台的大老板。他还是厉家班主厉彦芝的亲家。他在经济部的职务是一个管译电的科员，但一直担任该部国民党区分部、区党部的组织委员，是这个部内惟一的一个搞党务工作的人。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平日的具体表现又是怎样的呢？肥头大耳，胡吃闷睡，每天除下围棋、打麻将之外，无所用心，人称“大阿福”，好好先生。由这样迷里马虎的人搞党务，我们也就不难看出该部的国民党党务活动是如何地稀松二五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