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树勋同志在敌后抗日的时候，我们全家居住在天津市。天津市当时是沦陷区，我们应付敌伪统治是很费周折的。遇到他们来查户口，全家人不是分别投亲奔友躲避几天，就是叫孩子改名换姓。最小的侄子只四、五岁，教他说姓索，一直到全家去到河南项城时，树勋同志问他姓什么，他还天真的说姓索。树勋笑着说，到这里不要再姓索了！

我们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去河南的。除了我和我女儿，还有树勋的妹妹、三弟和三弟妇及其子女。树勋同志将全家在陕西的西安安顿好，他就在河南省的项城、临汝、伊阳（今河南汝阳）、渑池、南阳、镇平、南召等地驻防，一直到一九四五年。

河南是汤恩伯所辖势力范围，树勋同志带领军队转战到这里，首先遇到的是蒋介石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和夺取军权。树勋同志带到河南来的两个军，一是他自己原来带领的新八军，一个是米文和的六十九军（原是石友三的一个军，先是由汤恩伯鼓动，将米文和的六十九军调给汤恩伯指挥，吃掉了树勋的一个军。然后，蒋介石又派他的嫡系胡伯汉来作副总司令并兼新八军的军长，树勋就只剩个集团军空头司令的名义。其后又把树勋调离军队，以高级军官的名义去重庆受训。

在树勋同志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受蒋介石指派来打黑报告的参谋长田希源，这人经常告密说树勋有赤化嫌疑。树勋在重庆受训时期，曾去谒见过冯玉祥，据冯说，蒋介石曾问过冯：“高树勋这人打仗怎么样？”冯答：“高树勋坚持敌后抗日六年！”有一天，树勋突然接到戴笠的请帖并派来汽车接他去吃酒，地点是离重庆几十里的郊区，可能是白公馆、渣滓洞一带。树勋与戴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请客，心里非常疑虑。他去了之后，被让到一间小客厅里，一个人坐在那里直等了约有一个小时，戴笠才慢慢地走出来，皮笑肉不笑地说请你来喝茅台酒，草草应付一下，又派汽车把树勋送回来。回来以后，他想这次戴请他去一定是不怀好意，本来是想干掉他，可能又请示了蒋介石，所以才耽误了约一个小时才出来接见，认为时机不成熟，又因有碍于冯玉祥和树勋的老关系之故，才又暂时放他回来。

本来在洛阳失守之后，陈诚到河南内乡开会时，提出了任用树勋为冀察战区司令。但是树勋在国民党统治区三年多的时间里，个人安危还算小事，更重要的是亲眼目睹了蒋帮统治的极端腐朽、黑暗；看到了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蒋帮军队腐败，毫无战斗力。军官们贪污、盗窃，利用职权大搞投机倒把，吸毒贩毒，过着花天酒地的的糜烂生活。在蒋帮统治下，特务横行，残酷迫害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城乡到处拉壮丁，拉来的壮丁绳绑索捆，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凡是有爱国热情的人都能看出蒋帮已经丧尽人心，蒋介石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树勋经过半生的军队生活，在西北军中成长起来，经历了旧军阀的长期混战，经历了蒋介石的腐朽黑暗的残酷统治，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杀害我同胞、践踏我神圣领土，也接触到一心为公、为救国救民英勇战斗的共产党人。他反复思索，认定中国惟一的出路是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他从重庆回来之后，就下了决心，要弃暗投明，投奔革命。

一九四四年八月，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搞地工的王定南同志，在南召被汤恩伯部队扣押，解到树勋驻地镇平。树勋为要保住这位党的工作人员，就取得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的同意，联名保释王定南出狱。王定南来到镇平与树勋会面，两人从此建立了革命友谊。正巧八路军王树声部进入河南嵩县，胡宗南电令树勋予以堵击。树勋和王定南商定，利用这机会与八路军建立关系。经过王定南先是只身去王部商谈八路军过境问题，其后又为解决马石坪发生冲突事件陪同树勋在火线上与八路军陈先瑞同志商谈与八路军联系问题，这为树勋奔向革命开辟了道路。后来由于王树声部南下，继续联系不便，树勋就决定由王定南同志去太行山，同共产党、解放军谋求建立长期的密切联系。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王定南带着树勋给彭德怀同志的信，从南召出发，北上太行山，在山西黎城见到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向他们递交了树勋的信，汇报了树勋向往革命的迫切心情，得到解放军领导同志的赞许，王定南同志带回来刘伯承司令员的亲笔复信，热情欢迎树勋参加革命。树勋从此坚定了要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

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抗战胜利。蒋介石却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掀起反共的内战。他发表任命树勋同志为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调树勋带部队从河南沿平汉线北上，到平津进行接收。当时，邯郸、邢台已是解放区，要到平、津去，必经过邯郸、邢台。蒋介石调树勋同志去第一线接收，是为了既要进攻解放区，又消灭非他嫡系的杂牌军，树勋识破他的奸计，就决定在北上途中起义。于是把部队开到新乡，暂在那里休整。

这时，我回天津路过新乡。有一天在屋内梳头，树勋的一本书掉到地上，从书里掉出一个纸条，我拾起一看，原来是他向党表示决心，说坚决跟着党走，海枯石烂不变心。我赶紧把这张纸条收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和党有联系。但是还想不到他要有什么行动。

不久，树勋带队伍沿平汉路北进到河北省邯郸以南地带，经过王定南同志多次穿越火线，作好同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领导同志的联系，决定于十月三十日在马头镇宣布起义。次日晨，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到马头镇慰问树勋，欢迎他的革命行动。十一月十日，在武安伯颜村召开全军大会，经党决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任命树勋为总司令，王定南同志为总政治主任，范龙章为一军军长，乔明礼为二军军长。树勋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独裁专制，要求和平、民主，坚决与共产党、解放军联合。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解放军领导都发来贺电。起义之后，树勋同志写了入党申请书，由邓小平、薄一波同志为介绍人，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树勋的起义，在重庆《新华日报》作了突出报导，对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五日发出指示，对国民党军队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许多不满蒋帮统治的国民党军官纷纷效法树勋，走起义道路；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瓦解敌人、促进全国解放的作用。

当树勋的军队从新乡开拔时，我正绕道徐州回天津。他的起义行动，事前我毫无所知。在徐州，突然来了一个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告诉我树勋已在邯郸起义，要我们赶紧离开徐州。我们就在王定南的爱人唐宏强同志的帮助下逃出徐州，进到离徐州五里外的解放区。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去徐州我的住处逮捕我，他们扑了个空。我进了解放区，经过陈毅将军率领的新四军四师张爱萍同志驻地，由他们护送我转到武安去找树勋，沿途受到解放区人民热烈欢迎。在进入山东解放区时，还受到当时在山东省的黎玉同志的热情接待，他在临沂给我们召开欢迎会。到了武安，树勋见我来了笑着说：“我起义的时候想到过你，如果你从蒋管区来不了解放区，我也拼着不要你和孩子们，单人匹马我也闹革命！”我说：“你的决心真大啊！连家室不要，也要干革命！”

在西安家里，当时有树勋的妹妹、三弟和三弟妇还有儿女等人。树勋起义的消息传到西安，胡宗南正在宋哲元家里打麻将牌，胡对宋的家属透露了要拘留我们的家属。宋家和我家因为旧西北军关系，素有来往，这消息被宋的家属传送到我家，家里人研究对策，只留下树勋的妹妹一人，其余人都投奔亲友躲避起来。后来，西安的国民党当局去我家捉人，还将树勋部下军官在西安的家属也集中到我家，拘留了一个星期，没发现他们要拘捕的人，就都释放了。

我们在西安的家属们，最后得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志们的帮助，全家分两路离开西安。三弟夫妻和其子女由山西绕道北京回天津；树勋的妹妹带着我的子女二人从西安出发经郑州、彰德，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区邯郸。当时邯郸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树勋同志正在邯郸开会。树勋的妹妹和我的子女到他那里时，正见着邓小平同志、杨秀峰同志和刘伯承将军。从此之后，我们全家就在革命的队伍里重新团聚了。

全国解放之后，毛主席、党中央对树勋给了很大的关怀和照顾。他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一至三届的人大代表，又被任为河北省副省长。最使我们感念不尽的是一九五三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宴请过树勋。毛主席在席间谈到：你们过去帮助过我们，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一九七一年秋天，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约树勋在北京相见，我们赶到北京。不料发生林彪叛变事件，周总理忙得不能分身，因而未能晤面。这就成为树勋生前的憾事了。一九七二年树勋在天津病重住院，敬爱的周总理指示天津市委护送他到北京医院抢救，终因年迈病重，于一月十九日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树勋逝世后，一月廿一日，党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华国锋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同志，人大常委会委员谢扶民、季方，国防委员会委员卢汉等同志，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树勋的生前友好及其家属参加了追悼会。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力同志在致悼词中说：“高树勋同志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紧急关头，率部起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主张和平，站到人民方面来，在全国影响很大。起义后，高树勋同志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努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对树勋同志参加革命的行动给以高度的评价。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享受了极大的哀荣。

我现在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仍住在天津。近年来被邀请为政协天津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出席了津市政协的各次会议。在我安度快乐晚年的岁月中，一定要象树勋同志一样，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我的力量。

这篇回忆，因为事隔几十年，有些时间我又不在树勋身边生活，所以一些事实写的有不完整或不准确的地方，还希望了解树勋同志事迹的老战友、老同志们给以订正补充。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供稿）

附：关于邯郸起义的一些补充材料

姚松涵

看了刘秀珍同志撰写的《回忆高树勋同志的一生》，觉得写的很好，符合历史事实，基本上如实地反映了高树勋同志一生所走过的道路。现就我过去跟随高树勋同志工作时期所亲历目睹的一些事实，提供一些补充材料，以供参考。(www.daowen.com)

一、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九年，高树勋同志所率领的暂一军，与八路军萧华将军率领的东进挺进纵队的关系比较好，曾数次配合作战。例如一九三九年七月的宁家寨战役（山东乐陵县境），日寇分四路向高树勋同志的军部所在地分进合击，其中有两路被八路军伏击后溃退，给了暂一军以有力支援。邯郸起义后，萧华将军给高树勋同志发来的贺电中，曾提到当时并肩作战的战斗友谊。

二、邯郸起义后，高树勋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了以下几项重要工作：

1.发出通电、宣言，向全国传播和扩大邯郸起义的政治影响。

第一次通电，宣布起义，由高树勋同志写的提纲，杨秀峰同志代为起草。（革命军事博物馆有陈列）

第二次通电，由我代为拟草。一九四六年夏季发出。当时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树勋同志发出通电，声讨蒋介石祸国殃军的滔天罪行，反对美帝侵略中国；号召内战前线上的国民党官兵学习新八军榜样，举行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当时各大解放区的报纸都刊登过这个通电，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过。

一九四六年十月底，邯郸起义一周年，发出纪念起义一周年的宣言。

2.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派人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

一九四六年初，先后写信或派人与和他有过旧关系的蒋伪军高级将领，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何基澧、张岚峰、铁磨头等人联系，敦促他们归顺人民。派遣的人有蔡锡玉、周树一等。

一九四七年五月，给顽守山西临汾的国民党旅长尹岛三写信，劝他勿再执迷不悟，要速下决心，放下武器，归顺人民。这信是派杜绍先带去的。

一九四八年，策动国民党军黄樵松起义。黄与树勋同志过去关系很好，经树勋同志动员，黄决定起义，但因事机不密，被蒋帮发觉，黄樵松和党所派去的工作人员同时被捕杀害。（《人民日报》曾刊载过这一事实）

3.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在邯郸起义一周年纪念大会上，高树勋同志向全军发表了重要讲话，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内战，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到这年底，树勋同志就以反蒋、反美、跟共产党走，作为三项主张，印发到各连队作为当时民主建国军全军的行动纲领。

4.义正词严驳斥蒋帮对起义部队的破坏阴谋。高树勋同志邯郸起义后，受到蒋介石的痛恨，蒋介石多次进行破坏。一九四七年五月底，蒋的高级军事人员马伯言（即马润昌）利用他与树勋同志的旧关系，派人潜入解放区，携带马亲笔写的绸子信，妄图煽动叛乱。树勋同志把我找去，当面驳斥马的无耻谰言，要我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回信。其要点是：邯郸起义使我和新八军全体官兵走上了一条新生的光明大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惟一正确的道路。我一定坚决跟共产党走，矢志不渝。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虽尚能猖獗一时，但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必胜的大局已定。蒋胡反动军队侵占革命圣地延安，并非他们的胜利，正是他们全面崩溃的开始。回信还正告马润昌，要认清大局，翻然悔悟，早日投向人民，不要再作蒋介石反人民的工具。

这回信也是用绸子布誉写后，交付来人带回的。记得我在一九六三年三月间去天津看望高树勋同志时，他还谈起写这信的情形，可见他对回击敌人诱降阴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也可见那次写信确实反映了树勋同志坚定不移地永远跟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心。

三、高树勋同志率领新八军在邯郸起义后，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发来贺电，对高树勋同志及我们全体官兵走上革命道路，给以高度评价和热情的祝贺。此外，朱总司令还为邯郸起义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在革命军事博物馆内有陈列）一九四七年春，民主建国军延安参观团赴延安参观后，带回了毛主席写给树勋同志的亲笔信。这都给当时民主建国军全体官兵以极大的鼓舞。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供稿）

编者附注：高树勋率部起义后，姚松涵同志任民主建国军秘书处科长。

冯玉祥为二烈士报仇

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军第二十镇在滦州起义，冯玉祥当时在二十镇任管带，与王金铭、施从云等坚决主张推翻清廷，因管带张建功的告密，王、施二人被捕就义，冯得逃脱，幸免于难。一九二七年冯玉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曾在开封公园铸王、施二烈士像，以为纪念。

后来，张建功想找冯玉祥弄个一官半职，烦人向冯说情，冯表示“欢迎”。张抵开封后，冯派参谋长石敬亭代见。石约张去逛开封公园，走到王金铭、施从云二烈士像前，石对张说：“你认识这二位吗？”张未及答，石即将张枪杀于二烈士像前。

傅二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