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初北洋军阀直、奉、鲁、皖四系合流，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褚玉璞等人连成一气，共同对付冯玉祥，冯愤而通电下野，出国赴苏联考察，由张之江代理西北边防督办。四月，直鲁联军进逼北京，西北军退守南口。八月，又向绥远撤退。我随张之江向包头撤退时，路过平地泉，下车时，市面还照常买卖，上车时店铺都关门上板，饭馆连锅灶都扒了，原因是西北军败了，西北票不值钱了。到包头后，情况更为严重，买不到吃的东西，买不到男人穿的鞋，鞋铺只卖妇女和小孩的鞋，军队给养大成问题。我和张之江每天只能吃到小米饭就老咸菜。我和张之江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向他进言说：“这样下去终非长久之计，不但军队将士活不下去，恐怕连督办也得饿死。”我建议张之江召集县长、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和商会会长等在一起开会研究，会上我向商会会长说：“如果是别的军头，一定会强迫商会摊派款项，冯将军的西北军却一向是爱民、不扰民的”。我当场拿出五十万元西北票，请他加盖商会会章，以便在当地流通使用。商会会长认为票面太光滑，盖章后容易擦掉或褪色，便由商会现印了五十万元钞票，由县长、警备司令联名出告示，准许在当地使用。当地百姓信任商会，愿意使用，这便给张之江的军队解决了难题。以后冯玉祥在陕西一带也曾照此办理，推行过这种办法，颇见成效。

冯玉祥的参谋长蒋鸿遇任绥远都统，驻扎归绥。他认为大势已去，弃官而逃。冯玉祥命宋哲元代为绥远都统。鹿钟麟和张之江从包头赴归绥，我也跟去了。这时局势动荡，兵荒马乱，冯玉祥部下有些将领因无法筹饷，率部投奔阎锡山。阎的部下商震收编了宋哲元、韩复榘、石友三的部队，并继宋任绥远都统。冯玉祥的旧部大半星散。我在归绥既不能办教会，又无办教育的经费，便在教徒王庆瀛的弟弟家中闲住了一个礼拜。这期间商震派人请我作他的顾问，我一去到都统府，商震就立即接见我，谈起他当年在北京亚斯立堂和冯玉祥、李鸣钟一起听我讲道的往事。他为要取得我的谅解，一再向我表示，收容韩复榘、宋哲元、石友三的部队，是为了替冯玉祥保存实力。最后当面敦聘我作他的顾问，我因和冯玉祥的关系，不愿再和商震共事，便婉言辞谢了。

随后，我从西北回到北京。当时北京已经成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天下，冯玉祥既被称为“赤贼”，我又是冯派的人，所以在北京不敢公开露面，避居在钓饵胡同岳丈家。这时北方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正住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因我在日本东京时和他时相往还，他听说我从西北回来，便打发和他住在一起的宋发祥（教徒，是冯玉祥和李德全结婚的介绍人）来找我，让我也到苏联使馆暂避风声，我没有去。张作霖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疯狂地反苏反共，竟然不顾国际公法，从苏联使馆把李大钊捕走。宋发祥幸而逃出虎口，后来见到我谈起李大钊被捕的情景，还心有余悸。我想，幸亏我没有去苏联使馆，不然也有同时被捕的危险。我害怕出事，在北京呆不下去了，便乘夜逃往天津，躲在维斯理堂。

冯玉祥军事上失败，政治上失意，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渐渐冷淡了。我离开北京，担任了天津汇文中学和中西女中的校长以后，和冯见面的机会很少，他和我的关系也就慢慢疏远了。

（一九六五年旧稿，谢纪恩整理）(www.daowen.com)

冯玉祥对军队家族式的统治

西北军带兵官长，多系冯玉祥由士兵中培养选拔出来的，对军官的调升，以入伍先后为标准，要排辈数。如韩复榘、佟麟阁、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闻承烈等是一辈；吉鸿昌、张自忠、冯治安、梁冠英、安树德等又是一辈。西北军招兵时，常派下级军官回原籍招募，彼此多有亲属关系，冯又常为两姓军官联姻，为旅、团长保媒，就以这种办法把西北军形成一个家族式的封建军事集团。冯最看重韩复榘，但韩在一九二九年叛冯投蒋介石，冯得知后泣不成声；接着石友三又叛冯而去。冯如梦方醒，才知道军队内部早已发生裂痕。

傅二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