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会督栢斯福（J.W.Bashford，美国人）把我从昌黎调北京，升任亚斯立堂主任牧师。当时在北京担任京卫军第一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的冯玉祥，有一天到亚斯立堂，听我讲道，很受感动。连着听了几次，经过和我谈话。他便信了基督教。他悉心研究基督教教义，常这样说：“耶稣是大革命家，他讲贫穷人得听福音，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他还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又接着说：“救国必先正人心，除了耶稣谁能正人心呢？”冯玉祥这样说，证明他信教完全是为了救国拯民。这是我和冯玉祥认识的开始，他对我很敬重。后来我以教区长的身分，在亚斯立堂主持了一次盛大的洗礼，亲自为冯玉祥施洗，和他一起受洗的共九十四人，内中有外交部官员、银行经理等，另外还有二十多人记名（即准备入教）。

一九一四年，因留日的中国学生指名要求我到日本去做华侨教会工作，栢会督派我去日本，除搞教会工作外，还担任留日中国学生青年会的会长。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政府压迫袁世凯承认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国内外纷纷抗议，形势非常紧张，我害怕会引起中、日间的战端，携眷离日回国。同年，美国派新任华北年议会会督鹿义斯（W.S.Lewis）来华，途经日本时，留日学生向他要求仍派我去日本主持华侨教会工作，于是我又东渡日本。

一九一五年八月，袁世凯加紧策划称帝，成立“筹安会”。国内外革命人士一致反袁，在日本也掀起反袁怒潮。十月十日在东京青年会礼堂纪念辛亥革命，由我作主席，黄兴、李烈钧、戴天仇等革命党人均到会演说，强烈地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在日本开会反袁的消息披露在东京的《朝日新闻》上，天津《大公报》也转载了这条消息。在这以前，华北年议会已决定调我回北京，留日学生非让我开完辛亥纪念会再走不可。十月十二日我离日回国，到了北京，刘马可牧师提起天津《大公报》登载我在东京主持开会反袁的事，警告我说：“你要多加小心，袁世凯说过，谁反对他作皇帝，他就收拾谁。”为此，我很害怕，特意跑到天津找《大公报》主笔英时夫，向他谈论此事，他出主意让我写一封信给《大公报》，声明自己是青年会的会长，开会是“当然主席”，由该报发表，就可以替我择开关系。过了不久，袁世凯派大礼官蔡廷干找我说：“元首已谅解此事，你可以放心。”我心中一块石头才算落地。(www.daowen.com)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过一个礼拜，孙中山先生从广州给我寄来一封信，信皮上赫然写着“广东军政府孙寄”，内容略云：“听说台端与冯玉祥将军熟稔，请劝其相机在华北起义，革命倒袁。”我与孙中山先生曾有一面之缘，那是在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号称“四王”的革命党人王宠惠（司法部总长）、王正廷（农商部总长）、王统（海军部次长）、王景春（中东铁路督办），在外交部大楼召集各界开会欢迎他，我和诚静怡（北京中华基督教会牧师，一九二二年作了第一任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主席）代表基督教界应邀出席，会后还荣幸地和孙中山先生一起照了合影。孙先生的秘书徐谦是我和冯玉祥的熟人，我估计是他向孙透露了我和冯的关系，所以孙先生通过我和冯玉祥联络。我接信吓了一跳，幸亏是通过日本邮局寄来的，如从中国邮局投递，被袁世凯发现，我就危险了。我把信转给冯玉祥看了，他表示用不着孙先生关照，遇到机会，他会主动这样做的。这说明冯玉祥深明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