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向我东北发动了军事进攻。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令张学良奉行其“不抵抗主义”。从此，国事日非，群情激愤。一九三二年十月，冯玉祥由山东泰安移住张垣，号召中原大战后在野西北军将领，准备组织抗日武装。吉鸿昌在投蒋后，由于拒绝进攻苏区红军，被迫下野出国考察，这时已经回国寄寓津门。他闻讯甚喜，认为报国时机已至，乃在天津一面召集旧日僚属，一面变卖家产，购买枪支。随后去张垣谒见冯玉祥，参加抗日工作。

当时，由东北撤入察哈尔、热河的义勇军为数甚众，均感群龙无首，难成大事，遂纷纷靠拢冯玉祥，表示服从指挥，共举抗日义旗。还有方振武率张人杰、鲍刚两个师，由晋南也开到张垣，表示拥戴冯玉祥，愿效驰驱。这时，聚集在张垣的有志之士和爱国官兵，已达七、八万之众，声势显赫，颇得全国人民的赞佩。一九三三年五月，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又肆蠢动，竟攻陷沽源，守军仓惶南撤，察省全境行将难保，群集于张垣的各军将领，公推冯玉祥为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举起了抗日大旗。冯玉祥于五月底，就任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这时进占沽源的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分路向张垣进犯，康保、宝昌相继陷落。冯玉祥为痛击当面之敌，特派方振武为北路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率邓文、李忠义两部，克日北进；另以孙良诚为骑兵挺进军总指挥，所属高树勋、雷中田两部，控制在辛庄子和宣化附近，待命出击。在此以前，我随吉鸿昌来到张垣时，孙良诚正在组织指挥部，孙商得吉鸿昌同意，由我担任骑兵挺进军总部参谋长。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蒋介石闻讯大惊，深忌冯玉祥再掌兵权，遂电冯速来南京，共商国事，其实这是蒋介石调冯离察，免除后患的伎俩。冯识破其诡计，乃复电：“非抗日不能图存，非铁血不能收复失地，各行其事，幸勿相妨。”吉鸿昌率部于六月下旬，击溃窜陷康保、宝昌的日伪军，跟踪追击，继克沽源。七月初吉鸿昌直趋多伦。多伦为察北重镇，日伪军拚死固守，经五昼夜的激战，卒将守敌击溃，吉部收复多伦。捷报传开，举国欢腾，各界民众团体、海外侨胞，纷纷致电张垣祝贺，并捐赠财物劳军。

多伦的收复，打击了日寇的侵略气势，更触犯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因此，蒋介石派庞炳勋、李福和、关麟征、黄杰、王敬久、王以哲、刘多荃等师，共约十六、七万人，并附有铁甲车一列，向张垣进逼。在蒋军进至下花园时，驻辛庄子的高树勋，急向总部请示办法，孙良诚适在张垣养病，我断然答复高树勋，立刻拆毁辛庄子以南的路轨，阻止蒋军前进。为此，冯玉祥打电话给我说：“为什么拆铁道？我们抗战是对外，拆毁路轨，岂不又成了对内？赶快修复，不准迟延。”(www.daowen.com)

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大军压境之下，深深感到抗敌御侮乃具有民族气节者所义不容辞的大业，但为此反而招致发动内战之名，则实属有违初衷。冯玉祥来察组织同盟军之日，正为宋哲元参加长城抗战之时，现在北平军分会何应钦，正处心积虑地迫令宋哲元回察主政，并处理抗日同盟军问题，实际是排挤冯玉祥离开察境。事先，冯玉祥也有诺言：即“宋哲元朝回察，我则夕离张垣，并结束抗日行动。”冯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亦深知在察不可久留。八月中旬，宋哲元回察，冯玉祥立即令各路抗日武装，分别集结在指定地点，交由宋哲元整编，冯本人乃退返山东泰安。我将孙良诚总部的直属部队带到商都，然后，经济宁回到张垣，向孙报告了部队情况，并代孙拟了一个下野通电之后，返回天津。方振武和吉鸿吕两部拒受宋哲元改编，仍举抗日同盟军旗帜，坚持抗日，蒋介石闻讯，即授意何应钦串通日寇关东军，在“中日会剿，维持地方”的名义下，不断向方、吉进攻，经过多次战斗，方、吉两部败退，方振武逃奔香港，吉鸿昌仍避居天津。鼎盛一时的民众抗日同盟军，至此风流云散，宣告解体。

（刘炎臣、冯广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