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从十几岁的童年时期，就跟随他父亲，在军营里补个名字，过着军旅生活。关于每一个士兵的习性和爱好，他了解得非常深刻，他没念过书，但他酷爱学习，数十年如一日。冯玉祥有尊儒敬贤之名，在他官任西北边防督办之时，还聘请宿儒梁式堂、王瑚二位先生给他讲经史，每讲他都能领略其要旨。冯玉祥把他的官兵看作是自己的子侄一样，他把不准吸烟、不准饮酒、不准嫖赌和不准浮华等，列为极严的戒律。冯玉祥从随营当兵，到西北军的大军统帅，在长期练兵和用兵的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切合实际的军事教育方法。其特点，就是从实战出发，勤学苦练，他本人总是以身作则，严格带头学习和操练。

冯玉祥对所部的精神教育，早期是沿袭“曾胡治兵”和袁氏“北洋新军”所惯用的办法。但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主张，只喊些“爱国家”、“不扰民”之类的空洞口号。后来冯玉祥加入了基督教，认为这个教的教义，有“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他就以此为教材，在军中设教堂、守礼拜和唱圣诗，并支持官兵受洗等，广为宣扬教义，作为一种精神教育。当时，冯玉祥在外国人的心目中，有“基督将军”之称。每年逢“五·九”国耻纪念日时，冯玉祥阅兵，对官兵讲述“二十一条”是日本妄想灭亡我国的通牒，激励官兵，雪耻救国。会毕，冯与官兵聚餐，同吃带有“誓雪国耻”四个红字的窝头。冯还令各部在驻地墙上，大书“誓死救国”、“勿忘国耻”、“非工不食”、“努力奋斗”等大字标语；另印制一枚臂章，中有“誓死救国”，两旁竖写：“真爱民”、“不扰民”等字样，分发给官兵缀在军装右臂之上。全军官兵每天必唱早起歌、午饭歌和就寝歌，歌词是：“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复仇雪耻，我辈天职。”冯玉祥还编印《六百字课》，所部官兵人手一册，都装在军衣袋内，凡在休息时间就要阅读。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与孙中山先生有了联系，对《三民主义》有了认识。一九二五年发生了“五·卅惨案”。冯见到英帝国主义屠杀我国人民，又看到众多的外籍传教士和著名基督徒竟无一仗义执言、维护人权者，他认清了基督教的伪善，乃断然下令军中取缔基督教，迫令所有牧师，改任其它军职。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改精神教育为政治思想教育。以《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为基本教材；在军中设立了政治部，以留苏学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各师设政治处，政工人员深入到营连，宣传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后来，部队到了西安，政治部拟定了《晨操问答》，冯每晨到操场即高喊：“同志们辛苦了！”答：“为革命服务！”问：“你们是谁的军队？”答：“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问：“你们打仗要打谁？”答：“打倒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从此，西北军军心振奋，士气高昂。由于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全军才有了新的面貌。(www.daowen.com)

冯玉祥对所部的术科教育，当新兵入伍后，仅以短时间练习普通军事动作，之后即进行战斗教练（攻、防、进、退）、筑城教练和夜间演习。每周除在操场演练这些课目之外，还把战斗动作和射击军纪等要领，编成歌曲，教士兵会唱会作。此外，冯最重视器械体操，每连的班里，都设有单杠和双杠，士兵有功夫就练习，在双杠上要会倒立（拿大顶），单杠必须会正面上、摇动转回和打车轮，这是官兵升级的三大条件。

冯玉祥为鼓励军事教育的不断进展，军中随时举行学术科比赛，优胜者给以红旗，劣势者给以黑旗，令各部悬挂在各营连门口，相形之下，优者更加奋勉，劣者争取上进，这种精神奖惩，在学术科教育方面，都能起到促进作用。冯玉祥又让幕僚们把历次作战的胜败、得失，如实地加以总结，汇编成册，分发各部官兵熟读，使之鉴往知来，作为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