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人”家族的财势，自清同治中兴发家，历经清朝末造、辛亥革命到北洋军阀执政，达到了全盛时期。“李善人”在发家过程中，也遇有不少波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倾轧、侵吞，也有劳动人民对这一封建家族的斗争。

（1）政局变化，悖入悖出

一九二四年初冬，发生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倒台。“李善人”的近亲和靠山曹锟被赶下野，密友杨以德也随之卸任。奉系军阀李景林当上直隶督办兼省长。长芦盐商是奉系进关后垂涎很久的一块肥肉，当然不能放过，便以筹措军费为名，成立了盐款清理处。委任当时的直隶财政厅厅长郝鹏兼处长；张同礼为副处长，负实际责任。首先张召集各纲总开会，追查“津浦加价”款，经手人李宝诗是当然的追查目标。李景林一开口，就向李家要一百二十万银元，李宝诗回避未答。李景林就令天津县公署（县长系张仁乐）先把“李善人”在东门内冰窖胡同的住宅和荣园全部查封。实际是给“李善人”家一点颜色看。李家的人全部躲藏起来，分别住进英、法租界里，李宝诗始终未敢露面。虽然他未被抓获（其实奉军也并不真想关押他），但认为这对“李善人”家族的确是非常难堪的事。李宝诗同各房商议，到处托人奔走疏通。李家近亲阮忠极（字昆林，系袁世凯秘书长阮忠枢之弟）代为走动门路，结果竟被李景林扣押。审讯时，特意对其它案犯毒刑拷打，令阮观看，以“敲山震虎”，加以恫吓。李家只好托人说合，出银两万，先将阮忠极保释出来。接着又托鲍贵卿（曾任黑龙江省督军）奔走，也无效果。最后，约出恒记德军衣庄经理章瑞庭走张作霖五姨太太的门子，以四十万元讲妥。经章手付款后，果然张作霖就电知李景林，对“津浦盐斤加价”一案不必追究。李景林跟着把所查封的李家房产全部启封发还。此案本来意在敲诈勒索，也就不了了之。李宝诗等人的想法是，宁可托人花钱，也不肯买李景林的帐。“李善人”家的面子终于找了回来。为了不愿得罪李景林，随后就又送给李景林五十万银元——实际是众盐商“洋码报效”款项，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到一九二六年，直隶督办又换了直鲁联军二头目褚玉璞。褚也在这个问题上打主意，也成立了类似的盐款积案清理处，并令当时的津海道尹孙逸臣和直隶省议会议员、后任大名道尹的赵紫宸，立即通知李宝諴，紧急追查“津浦盐斤加价”款的下落。但不料赵与李宝諴是金兰弟兄，李家趁势托赵说合，最后谈妥条件为：前直隶省长曹锐任内，财政厅向“李善人”家族借八十万元，曾用开滦煤矿的股票作抵押，月息八厘，借款手续是由殖业银行名义办理的。此款不再归还，并由李家将作抵之开滦股票交回。褚玉璞由财政厅拿出恒源纱厂股票九万元（当时仅值两三万元），作为补给李家历年欠息，另外又令李家再出二十万元了事。此二十万元与财政厅所欠之八十万元，共凑足一百万银元，给褚玉璞。事后，为酬谢说合人赵紫宸，李宝諴特地又买了一辆新型的小轿车送给他。再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也曾藉追查“津浦盐斤加价”等问题，扣押长芦五纲总（包括李宝诗），又敲一笔竹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四辑有文涉及）。从李景林封门后，“李善人”家就迁入天津租界，不再迁回，他家虽家资富厚，但几次“追查”，在经济上的消蚀是不小的，政治上由于时局动荡也成了惊弓之鸟，这导致了一九二六年“李善人”家族的解体和析产。

（2）天津五村农民同“李善人”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小刘庄、贺家口、东楼、西楼、小滑庄的农民，由于“李善人”一再胁迫退佃，忍无可忍，自发地推举代表，筹集款项，准备向法院申诉。而李宝诜早有准备，已经请妥律师，打通法院门路，提出了“撤佃收地”的诉讼。尽管在产权及契证上“李善人”漏洞百出，律师也不能自圆其说，但第一审判决的结果，李家反而胜诉了。这引起了五村农民更大的愤慨，他们凑足上诉的费用（也叫印花钱，比一审多交四成），依限上诉到当时的高等法院。但开过两庭后，“李善人”仍然是占据明显的上风。不过，时代已经开始变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已派有干部在天津地区活动。五村一带的现代产业裕元纱厂、北洋纱厂都建立了党的组织。西楼前街22号国术馆内，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五村农民中的优秀分子甄元和、杨恒南、段继鸿等同志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教育，五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一九二八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五村农民护理佃权委员会”，甄元和同志当选为农民总代表，于宝林同志为小刘庄农民代表。西楼村为总会，其它村都设有分会。党为了发动农民，打击反动势力，组织了五村农民六千人，并有裕元、北洋纱厂等产业工人参加，于一九二九年秋末的一个清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护佃反霸大游行。游行队伍手执写有“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归还土地，保障安居”等标语的小旗，一齐涌向河北三马路河北高等法院。法警阻拦不准进院。甄元和领导群众高呼“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要求法院合理判决”口号，情绪激昂，乘势一拥而入，代表要求会见高等法院院长，院长邵修文却避不见面。群众吼声如雷，然后，静坐示威，一直到傍晚，才从楼内走出一个自称是负责的人，但不肯说出姓名（其实他就是高等法院院长）。他站在台阶上宣称；“本院对这一案件，一定详细调查慎重处理，请大家放心，不要急燥，先回去好了！”经过群众一再质问，法院屡加保证，请愿队伍才离去。经过这一次示威，法院顾虑群众影响太大，未敢率尔宣判，无形拖延下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群众得到初步胜利。到一九三四年“李善人”家族又提出迫令佃农交地腾房的起诉。虽然施行了千方百计，但五村农民在附近各厂产业工人的支持下，坚决斗争，并出于忍无可忍，殴打了一贯欺压农民群众、带头行凶的李家庄头魏世珍和律师王守臣。这大大打击了李家的气焰，迫使“李善人”的爪牙表示不再帮助李家干预五村土地的一切事宜。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天津解放，才以全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结束。

（3）“李善人”家族的衰落

从一九二四年李家受奉系军阀的敲诈，全家自旧城东门内老宅迁往租界后，又因盐务利得枯竭，各项善举也无利可图，原先的致富手段已无可施展，只好退而维持现状。一九二六年，“宝”字辈的弟兄十人分家析产，各立门户，分居各炊。原先开设的商店，大都属于为买办、官僚、富绅服务的消费性企业，已无发展前途，便相继停业。一九三七年天津市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盐务整个停办。殖业银行也被日本官方认为不合银行组织法，勒令关闭。更主要的，开办斋堂煤矿的失败，不只折本，而且欠下许多外债，已付出的一部投资更是没法收回，白白弃置。后虽用开滦股息抵偿，但“李善人”家族元气大伤，已非昔日庞然大物。由于经济拮据，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增，有的房头只好卖地售房，将各种动产脱手；有的家属甚至把自己妆奁陪嫁的财物服饰陆续变价，以资贴补当时的生活费用。加以当时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之风甚炽，有的房头便拿出拥有的股票，做证券交易的投机生意。开滦股票为“快货”，行情大涨，他们便大量抛售，然后开设许多内局商号，从事商品货物的囤积倒卖，结果赔累不堪。如李宝诜之子李叔福就首先抛售股票，但因本身从来不事经营，毫无商场知识，将款项全部交给亲友经理，开设了许多投机商行；所用的经理全吃“人股”，任意开支，有的还侵吞肥己，卖出货物，难得买回，结果帐目上虚盈实亏，最后全部赔光。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物资缺乏，通货更加膨胀，有的房头只是坐吃山空，依然维持“大家”的面子，实际已十分困窘，每况愈下了。(www.daowen.com)

（一九六六年旧稿，张仲整理）

【注释】

[1]指天津、武清。明朝以来，以至清初，天津一出北门即属武清县境。

[2]周楚良：《天津竹枝词》。

[3]盐商按每斤盐多出二文，百姓也多出二文。下同。

[4]《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一，《李春城传》。

[5]《六旬寿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