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曾多年办理赈务，无非是利用各方捐募来的救济款由他们经手代办，藉此沽名钓誉，扩大“李善人”的财势和影响。从李春城起到李宝諴祖孙三代所办理和经管的慈善事业，名目繁多，大体可分成两种类型：一为常设的慈善团体；一为临时性的赈灾活动。如李春城办过寄生所、御寒社（发放冬赈及棉衣）、保生所（冬季收容无靠的女贫民）、保贞社（月给嫠妇以钱米）和义塾等。李士铭办过幼女厂，主持过济良所，以及接替主办乃父所设的慈善机构。这些都是经常设置的。至于临时性的賑务，那就数不胜数了。

（1）名为“办善”，实是“吃善”

李士铭从光绪十九年（1893）办理山西北部旱灾的赈务起，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办赈三十年，募集的赈款数字很大，李家族人就说他经手的赈欵超过了几百万银元。到他下一代李宝諴所办的临时性赈灾活动，那就更不胜枚举：顺直急赈会、战后灾民救济会、皖鲁鄂苏湘黔赈灾协会、日灾（日本1923年大地震）救济会等。他还参加到其他善会里去，或由他发起设立许多临时的慈善机构。他把办赈当成一种专业，并由此做了“赈务官”。李宝諴曾襄理红十字会，组织中国慈善会，身为天津备济社、积善社、直隶临时兵灾救济会、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的董事，天津市救济事业联合委员会的常委，明德慈济会的名誉会长，最后于一九二〇年当上了直隶赈务处督办、顺直助赈局坐办等官职。李宝諴所经手的款项，动辄十万、百万银元。这既壮大了“李善人”的声威，又加强了他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赈款的存、放，在经济上也是“经手三分肥”，有利可图的。此外，还豢养了大批的李氏族人和戚友，如一九一七年直隶大水，李士铭、士钰弟兄就约请司事者一百二十余人去灾区放赈；他们每到一县，即由县衙人员陪伴，终日花天酒地，随意开支，甚至贪污中饱。名为“办善”，实是“吃善”，难怪社会舆论啧有烦言了！

（2）幼女厂摧残少女

李士铭自己曾说：“光绪丁丑（1877）适居河南滑县，闻晋豫间设人市，亲赴卫辉收买幼女，并在道口设立幼女厂，收养六、七百口。”（《寿言录》）实际上，是他从各地大批难民中，挑选了几百名年青健壮的妇女，先把她们集中在河南道口镇（此地系“李善人”所占有的豫岸滑县盐引的落场地），开设一个幼女厂，编制手工艺品，靠劳动收入养活自身。但“李善人”又从中挑选了若干少女带到天津，放在自己家中。除分配给李家各房一、二名充当使女外，余下的留在李士铭自己房里，侍候这个年老气衰的“善人”。(www.daowen.com)

（3）济良所贩卖良民

济良所成立在清宣统末年，由李士铭、林墨青、赵元礼、吴荫臣等人创办。该所专门收容那些不堪忍受虐待从妓院逃出的妓女以及养女、使女、童养媳等；有时也有从警察厅或审判厅移送而来的妇女，该所原址就在天津南门东今天津市中级法院旁。入所的妇女须严格遵守所内的规章。平时食宿均在所内，不准和外界任何人接触；并且必须听从所方给选择配偶，经主管人许可才能出所。出所要交付领人费，分三等：头等一百二十元，二等六十元，三等三十元；还有“小使钱”（工友喜钱）七至十四元不等。另外根据申请领人者的境况，经主管人核准，还必须捐助若干元。但这只是官样文章，实际上请领人必须事先托情同主管人讲妥条件（等于身价）后，才有可能得到批准；否则，万难实现。当时主管人李士铭竟大做其生意，成百上千元的索要，百般刁难。一些被侮辱被害的妇女，离开旧的火坑，却陷入新的深渊。如所女张翠卿和小莲芬择偶的事，就曾引起各界不满，闹得物议沸腾，人言啧啧，一九一〇年天津《民兴报》在六、七两月曾多次揭发其事。名妓张翠卿经审判厅发济良所择配，被乐亭县富绅刘坦买去，竟索身价一千五百元。投所坤伶小莲芬，有店员岳殿仁愿领为妻，按济良所要求取得殷实铺保，并已向天津议事会申请得到批准，但所方却另将小莲芬许配鲁志馨为妾，原因是除索身价五十元外，另外派捐经费六百元，对李士铭还另有酬谢，因而岳殿仁落空。一九一六年建所时，张所长已妻儿满堂，又逼迫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为妾；不从，即百般折磨，这个少女为此提出控告。再如创办人之一赵元礼（幼梅），年逾五十，也领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为妾；吴荫臣逼迫十五岁的所女姚小梅，为其堂弟吴荫孙做填房。领人的黑幕如此，一般所女的日常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4）民国六年水灾赈济

民国六年（1917）直隶南部各县洪水为患，波及天津，从南乡到南马路一带尽成泽国。逃到市内的灾民成千上万，全部露宿街头，无衣无食，十分悽惨。在各界舆论呼吁下，由当地绅商出面募集赈款，并推举李士铭、士钰弟兄分赴津南各县查放急赈。由于天津四乡一带灾民每天都大批涌入市内，又由南善堂的董事如李宝諴和杜小琴等筹设急赈会，推李宝諴主持一切。急赈会当即派人分头募捐，准备购买粮食和麻袋，以便施放和打埝防水。这里弊端百出。募捐来的赈款，都存在“李善人”的银行内，开支都由他本人经手。麻袋一项，在购买之前，就和麻袋商人勾结好：以少报多，以次充好，只要发票开到，立即付款。当年承担这项交易的，是天津市西北角厚记麻袋庄，经理人李文吉，他是当时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的密友。这一伙“善人”藉赈灾大捞特捞，丑事层出不穷，天津老人都有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