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佃户的地租剥削

李家经营盐务致富以后，又在“吃地皮”和“吃瓦片”上打主意。“李善人”所占有的房地产，多到无法统计。地产中最大的一块，为当时天津南乡小刘庄、贺家口、东楼村、西楼村（亦称班家楼）和小滑庄（今谦德庄一带），通称五村。这片土地的位置，一九五〇年经天津市人民政府调查，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津市河西区东到小刘庄大街，西至谦德庄、浙江义园及树德东里，南至卫津河，北至徽州道及琼州道广生巷、南华里的范围内。最初面积为十一顷五十五亩（包括今天的人民公园土地二百七十七亩在内）。此项土地原为清初满人王公所圈占的旗地，一直由“揽头”（即庄头）专司租佃事宜。对使用土地的农民，曾发给永佃租折，成为旗地的佃户；并规定永不增加地租。管理上述五村收租的揽头，最初为赵姓，后又经历另一李姓，又经董姓，最后为“李善人”（用“亿寿堂李”名义）。从董姓揽头到李家的权利转移，究竟通过什么形式？已无从查考。但李家一方说，整个地权为清同治元年（1862）购自吴姓（李八老太太的娘家），价银一千两。实际上这是捏造。李家在辛亥后曾向官方提出，系价买沈留余者，与上述说法就不符合。当然，后一说法也是不真实的，因其契纸为伪造的。一九二九年“直隶全省官产、旗产荒地清理处”曾追究此事，据李宝谦称，花了四万多银元，税出一张“留买”（指留买旗地）形式的契证。

凡是租用这块土地的佃户，拥有多年沿袭下来的永租权，每年交固定的佃租八角。由于天津城市发展速度很快，地价不断上涨，李家已不满足于租佃的剥削形式。一九一五年曾声明向佃户增加地租，因农民一致反对而未能实现。李家便转而设法取消永佃权，以便随时可以收回土地。当时李家所订的收回条件是，每亩地由李家出“粪伙”费一百元，做为对农民土地经营（如填平整理、施肥）的赎价。但推行中并不顺利。到一九一七年李家共用了四万多元，收回土地四百多亩，转手卖出即获利十几倍。其余未收回佃权的土地，佃租涨至每亩三元。一九一九年，“李善人”藉曹锟在台上的势力，将佃租全部涨到三元。一九二六年，“李善人”家族解体析产后，此地归李宝诜所有。他见到城市地皮增值，房地产投机利益很大，因而对五村佃农所租土地就千方百计地企图夺回。据村民揭发，当时每亩地价已高达一千元以上；如建房出租，每亩以建二十间计，每间月租至少三、四元，每年可得七、八百元。李宝诜为达到这一目的，居然想出一种最恶毒的手段：毁村灭佃。他采取种种手段扣留佃户的永佃租折，到一九二九年，所有佃户的租折全部扣到李宝诜手中。接着由李家的庄头魏永珍，带领一批流氓打手，毁坏青苗，开工垫土。如曾雇用李珍（西楼村）、李三（谦德庄）殴打刘魁元、刘云祥等老实农民，迫使他们五十户、一百多亩园田被垫成平地。以后“李善人”的夺佃，同五村农民的护佃反霸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李家除以上土地外，南开区徐湖圈西还有地一段，葛沽也有一些农地。

（2）普利公司，利在一家

天津市塘沽区的官马场，紧靠黑潴河，原是一片荒芜不毛之地，“李善人”家族一直想经营土地剥削，就看中了这一千多顷荒地，认为开辟良田后，每年便有许多利得。一九〇六年，李家通过他家的英国朋友伯利温，从开滦矿务局把这片土地承租过来，并且是永租。随即在天津四乡召来许多劳工，先叫这些人在这大片土地中间挖一条人工河（即后来的四丈河）；又在黑潴河两岸，盖了二百间小土草房，计东岸五十间，西岸靠近四丈河中心桥一百五十间。这就是现在塘沽区五十间房和中心桥名称的由来，随后就把普利公司的招牌挂出去。此公司李家占股本百分之六十，经理当然是李家的人——李宝谦。又派近亲郑小权管理公司事务，另有催租人和伙友共十几人。

郑小权到职后，就以“李善人”济贫为名向各处召募贫民。不久，各乡活不下去的农民即携家带口地投奔到这里。来到之后，首先要在公司预先印好的契约上划押捺手印，然后才能领到“济贫粥”，住上“济贫房”。实际上，吃的是红高粱和黄蓿菜，住的是低矮潮湿的小土草房。可是，饭不能白吃——早已按人按天记在帐上；房不能白住——每月交租一元五角。农民到公司后，挑好河，就给李家开垦了三十顷稻地，按三七分成租给农民（李家获百分之三十）。下余荒地和一部分水塘，也全按片租给农民，荒地养草，水塘养鱼。公司原订有规章：如农民愿垦荒种地，第一年可不收租（这里是盐碱地，芦苇、杂草丛生，头几年根本长不出粮食）；到第二年，不论收获与否，每亩一律缴租一元五角，第三年好地还要增加到两元。“李善人”为了对开荒加强管理，不久又派来一个管理人员，名周树清，人送绰号“二总办”，等于二号地主。经过贫苦的劳动人民辛勤开垦，多年荒地变良田，大量的粮食变成洋钱送到“李善人”家，而穷人还是穷人。后来郑小权被李家撤换，改派族人李仲宇接替他的职务，因他行四，人称“李四总办”。周树清与李仲宇结合得更加紧密，他们为加强公司的势力，维护“李善人”的剥削基础，大肆拉拢驻新河的警察四分局局长冯国扬，彼此呼兄唤弟，吃吃喝喝。不久，就由四分局派来四名警察长驻公司，公司界内发生纠纷，即在内部处理，形成“小局子”。有了警察局为之撑腰，周树清的气焰更加嚣张了。每年收获季节，周套好马车，带着四名警察，见农户场院堆有粮食，“凭算盘子一拨拉”，装上车就拉走。稍一争辩，就有可能被扭送警察四分局。一九二三年冬，有一刘姓佃户，粮食全数交租后，仍欠公司本息一百多元。到腊月底，求亲告友借来一斗小麦，准备除夕好吃顿饺子，不想被周树清得悉，就带警察将刘关押到四分局。经许多农民张罗，托人打保，直到除夕当夜才放刘回家，一家老小哭哭啼啼地过了个伤心年。(www.daowen.com)

一九二四年曹锟下台后，李家失势，开滦矿务局主张收回土地，加以农民难以控制，才将土地交还开滦。其间，几经交涉，最后达成协议：由局方每年贴补李家一万三千五百元，以偿付李家所谓的土地投资。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寇占领天津后才停止。

（3）寄牛所坑牛害农

当李仲宇接办普利公司后，正赶上附近宁河、宝坻、盐山一带雨涝成灾，农民口粮困难，自养的耕牛（有的是数户共养）更难喂养。李仲宇认为有机可乘，几经策划设立了寄牛所。李把他的亲戚勾某（农民称“狗总办”）找来经管寄牛所，并订下规章：“低价寄养，低价回赎（交三分利息）；牛死不负责；寄牛认牌不认人；过期不赎，庄主可以自用”等。在农民传开后，寄存的牛居然很多。勾某竟暗中把牛私自转租，从中取利。对留所寄存的牛，平日也喂养不足，牛棚设备简陋，冬雪时四面透风，雪水和牲畜屎尿冻成很厚的冰。连冻带饿，竟死牛四百余头。勾某把大部分死牛运到天津出售，只把一些老瘦的死牛掩埋起来，藉以掩人耳目。

次年春耕时，不少人到所赎牛。其中有一带病老农杨成玉，系四户伙养一牛，他带着孩子从盐山来赎牛；当他拿着寄牛牌到牛棚对号时，遍觅无着，找到勾某才知道牛已死了。与之争辩，竟被勾总办骂了一顿，还打了一记耳光，最后撵出寄牛所。老人连气带病，回家后不久便死去了。

（4）置房产出租牟利

在城市房产的占有上，“李善人”又是个大房主。据不完全统计，李家在天津河北区中山路、天纬路、地纬路有房四百七十多间；南开区（旧城厢）北马路、东马路一带及和平区（旧英租界）睦南道、建设路、曲阜道、养和里等处有四百多间；河北区（旧称河东）华安大街一带、地藏庵及南开区草厂庵、丁公祠小马路有房百余间；河西区五村土地上也曾有房二百多间。总计“李善人”在天津的房产总在一千二百间以上，分布在市区一些冲要街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