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住在天津西楼村外祖父家，外祖父和舅舅租种亿寿堂“李善人”家的地，常年以种菜为生。我十几岁就在裕元纱厂做工，一九二六年在罢工斗争中，我担任工会总代表，反动派企图逮捕我，我跑到安东躲避了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我回到天津，受当时天津地下党南区负责人杨恒南、刘瑞森的委派，到五村支部担任书记，推动正在开展的五村农民护理佃权和对大地主“李善人”家的斗争。为了保密，组织上没有叫我公开身份，只是和五村斗争中心的西楼村农民骨干分子甄元和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九二七年由我介绍，甄元和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天津五村第一个参加党的农民。

一九二八年末，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天津五村农民护理佃权委员会”（俗称“五村反霸斗争联合会”），各村推选代表参加。其中西楼村的甄元和被推选为总代表。活动地点在西楼村甄元和家和当时我住的那个院子里的国术馆。

那年年底，五村农民因反对“李善人”家向佃户增租、夺佃、垫地等阴谋，首次组织了七、八十个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到“李善人”的第三代李荩臣家（地点在现在的音乐厅附近）去请愿。在农民群众请愿的声势下，李家答应：“已经垫完的地就算完了，没有垫的不再垫了。”但事后不久，李家就出尔反尔。一九二九年初，又将五村数百户佃农的租折扣留，并在西楼和东楼又开始垫地，使刘魁元等几十户佃农失去生计。“李善人”家还伪造证件向法院控告佃农欠租及解除租约的诉讼，以致激怒了广大农民群众。五村农民反霸斗争联合会准备组织游行、请愿等活动，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

一九二九年六月间，我因同时负责在裕元纱厂及人力车工会的活动，受到反动政府的镇压，被捕入狱。那次被捕的地下党领导干部有傅茂公、薄一波、刘仁、金城、李运昌；被捕的工人有我和司呈祥、郑明章、张晓棠、熊凤起、张凤文。傅茂公等人被判了十年徒刑（九年零十一个月），我们这些工人被判了十一个月的徒刑。所以这次五村农民游行和包围高等法院等斗争，我都未能亲身经历。(www.daowen.com)

一九三〇年春，我从监狱出来，在瑞典驻津领事馆找到一个给领事开小汽车的职务，仍在五村活动，与杨恒南、刘瑞森同志联系。后来上级又派来一位化名王筱延的领导人，他在西楼村甄元和家住了半年多，白天经常以卖自制的烟卷为掩护出去活动，夜间到甄家睡觉和我们研究工作，指示我们如何开展斗争。刘瑞森有时也住在西楼村甄家。

一九三四年，傅茂公同志提前出狱，同时刘少奇到了天津，我经常向他二人汇报工作。那年发生亿寿堂李家收买谦德庄流氓李珍和五村农民寻衅捣乱的事。当时，农民们极为气愤，准备要扒李珍的住宅，并且由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农户去收“打狗费”，每人身上挂一个白布口袋，上边写上“打狗费”的字样，扬言要与这班流氓“杂霸地”拼个你死我活。上级党的领导人及时向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叫我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地主阶级，对那些被收买的流氓无产者应设法进行分化瓦解，使其不为地主阶级所利用，并避免其他流氓黑组织的参与和干涉，以致扰乱农民斗争的方向。根据党的指示，我们及时作了研究，结果通过有关的人从中说合，争取了李珍保持中立态度。这样，五村农民对大地主“李善人”的斗争，又取得了新胜利。从那以后，五村农民就停止对李家交租，直至天津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