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我家住在天津西楼村，父亲租种亿寿堂“李善人”家不到二亩的菜园子地。我本人曾在北洋纱厂做工，一九二六年初在一次罢工斗争中，被捕入狱。在监狱里押了几个月，释放后便失业了。生活艰难，只好在东楼魏家坟地找了一块地，搭了一间破屋，和刘凤池二人合伙，开了一处柴禾厂。当时在柴禾厂旁边的空地上，经常有西楼村的甄元和、施文兰、杨凤池、刘云祥等人，在那里耍枪弄棒，练武功。由于我和这些年轻人家境差不多，都是“李善人”家的佃户，又是同村人，所以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在练武时常在柴禾棚里歇息。

我在北洋纱厂时，参加工会活动，结识了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傅茂公（彭真同志化名）。我被捕入狱，失掉了工作，也失掉了和傅的联系。一九二六年初冬，听到人力车工人强树林（当时是人力车工会负责人）说，傅茂公一直在找我。不久，强树林便领了傅茂公同志到柴禾厂找我。我们见面以后，他热情地慰问我，询问我在狱中的情况。老傅对我很关心，见我没有正式工作，收入很少，时常拿钱接济我。有一次正值严冬，老傅看我衣服单薄，他在柴禾厂里脱下一条棉裤，非让我穿不可，他自己强调有一件棉袍可以过得去，我只好接受了。由于傅茂公同志经常来找我，甄元和等人便问起我，傅是何许人？我告诉他们是纱厂的工人。以后老傅也向我打听甄元和等人的情况，我说他们都是租种“李善人”家菜园地的佃户，并将当时这些农民正在和李家为增租、垫地等事发生纠纷的情况介绍给傅茂公。不久，又把甄元和引见给老傅。从此，天津五村农民的斗争走上了轨道。

记得傅茂公同志有时夜晚在柴禾棚里对我们一帮青年人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变化情况，以及我国南方各省革命发展的情况和农民运动的情况，指出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前途，并且积极鼓动甄元和等人迅速组织起来，告诉他们“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

农民兄弟开始觉悟以后，一九二七年初，在傅茂公同志的领导下，西楼村首先成立了农民互助会。几户农民组织在一起，在生产上互相协助，有事大家互相照顾。随着和亿寿堂“李善人”家斗争的需要，农民互助会在毗邻的东楼村、贺家口、小滑庄、小刘庄都发展起来了。一九二八年间，以西楼村的甄元和为首成立了“五村农民护理佃权委员会”，会址设在东楼玉川居胡同。当时，五村农民的代表有：西楼村的甄元和、杨凤池、刘云祥、施文兰、刘文秀；东楼村的刘景通、刘魁元；贺家口的华永泰；小滑庄的崔宝庆；小刘庄的于宝林。其中甄元和为五村农民的总代表。为了便于掩护斗争，由甄元和、施文兰、杨凤池、刘云祥和我在西楼村前街二十二号成立了一个国术馆，具体策划和指挥这场反霸斗争。

那时，我们的柴禾厂关闭了，老傅和我们联系活动的中心，转移到“荣园”（“李善人”家的花园，即现在人民公园）南门前菜园子地里的甄元和的窝铺里。

一九二八年末，为反对“李善人”向农民增租的事，五村农民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动员了数千群众，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手持各色小旗，写了“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增租”等标语口号。五村农民反霸斗争的烈火炽烈地燃烧起来。

五村农民反霸斗争正在方兴未艾之际，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傅茂公同志突然不见了。后来得悉已经被捕。但是，五村农民经过前一阶段的斗争锻炼，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越来越多，所以斗争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激烈。

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李善人”家雇人在西楼菜园子垫地，使许多户农民失掉了土地，也就是失掉了生计。垫地的土是从西南楼那边挖来的，受雇替李家垫地的包工商，用一批民工从西楼到西南楼铺设了小铁道，用轱辘马把土推来。当开始垫了一部分土地以后，五村农民群情激愤，以国术馆练武为名的一帮小伙子为先导，带领五村许多农民，在西楼被垫的菜园子前制止包工商继续垫土，并动手把铺设的铁道拆掉，轱辘马被推翻。因为农民人多势众，包工商只得被迫败退。

“李善人”这次垫土的诡计未能得逞，就向法院提起诉讼，各村农民也选出代表，准备和李家打官司。李家在法院诉讼方面还出了许多花招：第一，他不告五村为首的几个代表，告的是一些胆小怕事的佃户；其次，他不是集体的告，而是几户几户的告。(www.daowen.com)

法院开庭审理，五村不仅派代表们出席，而且动员了成千上百的农民去法院旁听。法官在堂上传讯被告人时，我们的代表出庭替被告讲话。法官问代表：“你是什么人？本院受理的被告是某人，你不是这个人，不准讲话。”我们的代表则反问：“原告是谁？”这时原告雇的律师讲话了，他说是代表原告“李善人”家。农民代表当场抓住这一点，质问法官说：“既然允许原告化钱请律师代表讲话，被告没有钱请律师，就能由旁人代表讲话。”问得法官哑口无言，以致不敢继续开庭问案了。

自从五村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各村都有主事人负责组织、宣传、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工作，并停止向“李善人”家交租。为了解决开展斗争所需要的经费，农民组织向农户收取一点点公用金，每户每月几分至几角不等。这样，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骨干分子们都无顾虑，敢于挺身为大伙效力。例如，发动村民到法院去旁听、游行、请愿等活动时，每人发给二角钱补助生活；有一次游行时被反动军警抓走了几个人，反霸联合会立即把他们家属的生活负担起来，所以群众的斗志十分旺盛。

五村农民和“李善人”家打了很多次官司，最后发展到群众包围了河北省高等法院（在河北三马路），吓得法官不得不同意农民提出的要求，重新认真地调查案情，不敢轻易妄断。有一次在法院后门外，把李家雇的律师打了一顿，吓得律师跪在地上求饶，并申言不再替李家出庭辩护了。“李善人”妄图通过法律压制农民并进行讹诈，在五村农民联合起来与其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彻底失败了。

但是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九三一年冬天，李家又买通“官面”的一些人，穿着军装，带着士兵，挎着枪，由李家的庄头（收租人）魏世珍陪同（魏单坐一辆包月车），到贺家口去查封农民代表华永泰和小滑庄农民代表崔宝庆的家。五村农民群众闻讯后，立即奔赴现场。这时，魏世珍对这两家贴完了封条，正在往回走（在现在的下瓦房汽车站附近），被群众追赶上了。几个小伙子从包月车上把魏世珍拉下来，痛打了一顿。这个地主的狗腿子只得跪地求饶，声明以后决不再管“李善人”家的事，也不替李家收租了。

一九三三年，李家又在小刘庄垫地，并盖了一座楼房，叫汉兴公司。这件事同样惹怒了五村农民，由小刘庄代表于宝林带领本村农民，把这所正在兴建的楼房扒了，其他各村闻讯也都前去相助。对此，李家是无可奈何！

一九三四年“李善人”家又出钱收买谦德庄的大流氓李珍、姚少平等人，雇了一帮“杂霸地”，向五村农民寻衅斗殴，企图暗害。那时，五村农民根本不怕地痞流氓的威胁，反过来，农民们扬言要扒李珍在谦德庄的住宅。按李珍也是西楼村的人，虽是流氓头，但也不敢过分得罪本村的人。后来经过有人说合，李珍也表示不管李家的事了。

一九三四年，五村农民与“李善人”家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后（即不让垫地、不增租、不准收回佃权、不交纳租金），为了巩固这些胜利，又派了赵建忠等三人到北平西郊海淀学校，请了学校教师段西侠、段一洪兄弟二人替天津五村农民写了一份《天津贺家口、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小刘庄全体佃农哀告书》，在天津南市某印刷厂印了五十份，散发到社会上。《哀告书》揭露了地主的伪善面目和罪恶活动，以及军阀国民党助纣为虐的卑鄙行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五村农民护佃反霸斗争，由民国初年起，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初天津解放。二十多年，农民没有向“李善人”家交过租。这一斗争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影响极为深远，如果没有当时地下党的领导，没有象傅茂公同志等共产党人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深入五村，领导和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取得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