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们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过草地，终于又回到了包座。

包座河水还是那样湍急地奔流，大喇嘛寺又耸立眼前。一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歼灭了上万的敌人，为红军北上建立革命根据地铲除了一块绊脚石，在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今天，我们又重返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面对这里的山河古寺，森林草莽，回顾了去年的征战和这一年来南下的惨烈牺牲。张国焘把我军引入歧途，经受千辛万苦，造成巨大损失。如今，党中央、毛主席把我们召唤回来，对我们来说，真是“绝处逢生”。想着这一切，我的心头涌起无限感慨。

二、四方面军走出雪山草地，胜利北上，我们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的会师，指日可期。党中央已为三大主力的会师制定了计划，作好了准备。党中央派遣聂荣臻、左权等同志率部队迎接我们，并准备组织“静（宁）会（宁）战役”，为会师扫清道路，并且要求二、四方面军迅速向甘南进军，在适当地点会合一方面军，对西兰公路一带的蒋军胡宗南、毛炳文、许克祥部，来一个南北夹攻。这是一个消灭敌人，保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极为有利的行动计划，但是，又遭到张国焘的干扰破坏。在我们二、四方面军指挥部遵照中央指示发布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之后，张国焘为了与毛主席抗衡，又跳出来，疯狂反对北上，诬蔑“北上是断送红军”，悍然提出西进青海的错误方针，并且命令部队停下来，扬言“就地建立甘南根据地”，还要建立什么“甘南省委”、“甘肃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无非妄图实现其“独立王国”的幻梦。由于原来随我左路军长征的朱德等同志和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党中央也命令张国焘停止西进，经过艰巨激烈的斗争，才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使部队朝会宁方向前进。

几经波折，我们才踏上了由临渭通向会宁的大道。敌人为了阻挡我们的大会师，一路上追堵袭击，我们且战且走，以翻雪山过草地的劲头，日夜兼程，奔赴会宁。我们到达会宁之前，一方面军的战友，将敌人企图奔取会宁的两个旅消灭于会宁城外，迎接我们二、四方面军入城。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会宁镇城楼上红旗如画，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主力军在这里大会师。我站在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里，甘南十月的骄阳照射在我的身上，异常的暖和。我心潮澎湃，想着我们这三支千锤百炼的红军队伍，就要在一个战场上并肩作战，革命将要出现一个新的局面，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呵！天气的暖和，心情的兴奋，加上人山人海、欢声雷动的场面，我激动得身上、头上都沁出了汗水。

会师以后，我们离开会宁向北行进，刚到靖远附近，又接到西渡黄河的命令。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按会师的决定向陕甘方向进发，又折向黄河以西呢？得到的回答是要“建立甘北根据地”，要“接通新疆，开辟国际路线，取得国际援助”等等。原来张国焘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既怕国民党又怕日本帝国主义，根本没有北上抗日的决心，始终不肯放弃的倒是他那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野心。故而仍幻想到大西北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向中央闹独立。所以又一次采取了欺上瞒下的手段，将我们拉到靖远以西的虎豹口渡黄河。

当我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和五军渡过黄河以后，张国焘又伪造党中央命令，将正在由郭城驿向打拉池转进，准备围歼敌人的四军、三十一军拉到三角城，企图渡河。这时胡宗南部追到，控制了渡口，截断了西去的道路，四军、三十一军才没有过得了黄河。

我们三十军、九军和五军已渡河西行了。毛主席得悉这一情况后，派刘伯承同志率领红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和二十八军在镇原组成援西军，准备把我们接回去。但是张国焘的亲信拒不接受命令，而且强令我们西渡黄河的三个军组成西路军。陈昌浩自己担任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且滥施权力，命令西路军继续西进，开始了悲剧性的西征。

队伍刚到靖远以北，就在一条山地区，遭遇到马步芳匪军的重兵堵截。当时，号称“五马”的马鸿逵、马步芳等由蒋介石一手扶植的马家回军，有十万慓悍之众，而我西路军不过两万多人，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形势十分不利。我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顽强抗敌，孤军血战，杀伤了大量敌人，冲出一条山地带。我们这支铁的队伍，又一连攻占了凉州、永昌、红水、古浪、山丹、永登等地。当我们三十军、九军的一部分集中到张掖倪家营子的时候，只有九军在古浪损失了一个师，其余损失尚不算太大，而五军也到达了高台。此时，我们西路军一面与敌人苦战，一面也与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由于广大指战员对西征的强烈反对，一度准备返回河东，奔赴延安。可是陈昌浩一方面秉承张国焘所谓“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的旨意，一方面又错误估计形势，认为敌人“不堪一击”，“有绝大把握消灭敌人”，仍强令西路军西进。

党中央电示四方面军返回陕北延安，并布置有甘肃省长余学忠调派一个师的兵力来接应。可是，陈昌浩要余学忠派两师，而余学忠当时手上只有两个师，不能全部派出。陈昌浩的讨价实际上是出难题，借词抗拒中央的命令，不肯返回陕北延安。这样，我们被拉到永昌。在永昌附近又打了一个胜仗，陈昌浩更不愿回返延安。这样，我们北行到倪家营子。

我们红四方面军有不畏艰险，英勇善战的革命优良传统。但是，既无根据地，又没有补充，虽杀伤不少敌人，缴获不少枪支，但几乎所有的枪支都是空膛，没有子弹。处于劣势的我西路军，要与拥有骑、步、炮兵优势的“五马”加胡宗南部死拼，虽经全军浴血苦战，反复冲杀，仍不能摆脱败局。三十军、九军在倪家营子一战，歼敌万余，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而再战于黎园口、康龙寺则失利，九军余部损失大半，政委陈海松同志牺牲。三十军杀出重围已溃不成军，遭到重大伤亡。古浪一战，五军折损一半，高台血战七昼夜，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同志、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都牺牲在阵地上。最后，三个军及军指挥部直属部队也损伤殆尽。

由于形势日趋严重，广大指战员再度要求向东返回重渡黄河与中央红军会合，陈昌浩被迫决定回师。我们各军余部集合，以两昼夜的急行军，突破敌人包围，并将尾追我们的敌人八百余众歼灭于西洞壁一带。此时，中央已派余学忠的一个师自永昌接我们离开困境，而陈昌浩以机会主义者的眼光观察形势，主观地认为：西洞壁一仗，“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竟然无理地提出：要中央派两个师来接，一个师来接不行；并且独断专行，贸然改变回师东返的计划，强令我们返回张掖、倪家营子一带。敌人如蝗群似地卷来，我们又陷重围，又以极大牺牲才杀出倪家营子，且战且走，落进一条只有几十里宽的窄道上，西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沙漠。

荒漠的戈壁大沙漠，白天太阳一晒，沙砾热烫烫的，脚踩在上边，如同踩在炭盆上，烫得不行，人就象被烤在炒锅里一样。入夜，又寒冷难当，如同落进了冰雪之中。放眼望去，只有无边无际高低起伏的沙漠，没有人家，也没有一点水草。狂风一起，砂石卷来，日月无光，飞鸟也能吹落。虽然，我们也抗住了几昼夜的戈壁滩的酷热与严寒，但是，没吃没喝，无法生存。(www.daowen.com)

为了不致全军覆没，决定将尚存两千人的队伍拉入祁连山，再打游击。

已经到了一九三七年的暮春三月，祁连山上仍然覆盖着冰雪，寒风呼啸着，卷起雪片和砂砾，扑向山峦峡谷，满山的老树枯枝在怒吼着的寒风中摇晃。我们穿着五颜六色，破破烂烂的衣衫，裹着褴褛不堪的破布、破毯子，在冰天雪地里奔入祁连山。人，一个个蓬头垢面，两颊陷塌，疲惫不堪；马也瘦骨嶙嶙，驮着伤员，连昂首嘶鸣的气力都没有了。进山前夜，敌人追赶过来，我们与敌人又一次交手，拼大刀，杀得敌人断头掉臂，横尸遍地。入夜我们乘胜组织队伍。此时，我西路军——曾叫敌人闻风丧胆的红三十军，还有九军及总直属部队，总共留下约一千五、六百人，分成两个团（支队），踩着敌人的残骸，进入了祁连山。

风雪寒冷封锁着的祁连山，低头不见草虫，抬头难见飞鸟，茫茫积雪和峭壁悬崖包围着我们，埋在阴云里的峰峦看不见尽头。山越钻越深，敌人被甩得远了，我们的困难也越来越大了。吃不到粮食，吃不到咸盐，许多人都是赤着双脚在雪上走，在冰上行，眉毛胡子上老是挂着冰霜。有人发现雪地里有野牛、野羊粪，如获至宝，拣来烧火，有人就去猎取野牛、野羊，放在火上烧来充饥。一连多日，大家就这样彷徨在祁连山的冰天雪地里。不少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所向无敌的战友，被寒冷饥饿夺去了生命。我自从黑水河失足落水以后就生病，带病又经历了几场恶战，身体极度衰弱。也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右脚自踝骨开始肿疼溃烂，成天流脓流水，简直就步履艰难了。而最使我痛苦、为难、于心不安的是我作为军队里的负责供给工作的干部，又兼管军医院，可是，如今我拿不出一粒米来供给我们队伍，也拿不出一缕绷带来为伤员裹伤。我们三十军年轻的军长熊厚发同志英勇杀敌，左臂负伤，伤口化脓，胳膊肿得碗口那么大，痛得整天价地直咬牙。进山第二天，他就不能走路了。可是我们没有担架，他坚决要求留下来。在万般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把他坚壁在一个石崖底下，分手时，他说：“我留在这里，你们去打游击，延安见面！”可是，这次分手竟成永别。我们离开以后，敌人来了，掩护他的同志们牺牲了。敌人将他逮捕，解到西宁。厚发同志坚贞不屈。当残暴的敌人用炮口对准他的时候，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而英勇就义。敌人把他的躯体炸得血肉横飞，而他的雄伟声波却震撼天地。虽然，厚发同志的被俘与就义，是我们到延安之后才知道的，可是石崖底下的诀别，却长久地刺痛着战友们的心，战友们无日不在悬念着坚壁在祁连山中的好军长，盼望能与他在延安相会。

进山后的第五天拂晓，疏星还留在天边眨着眼睛，山林里却充满了人声，迎着微弱的曙光，可以看到张张瘦脸上露出了难见的笑容。战友们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递着一个震动全军的好消息：全军即将离开祁连山。

原来是在昨天的夜晚，我们西征中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部电台，竟然和中央联系上了，并且收到了党中央、毛主席自陕北发来的电报，指示我们：保存实力，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或蒙古，去向由我们决定，中央将派陈云等同志接应我们。这对于陷入万山丛中前途茫茫的我们，有如在浩瀚江海中夜航的船只见到了灯塔，大家怎能不为之振奋呢！以李先念、王树声等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研究决定向新疆进发，电复中央的同时，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及到新疆去的决定。大家虽然疲惫不堪，但一听这消息就都跃然而起。从拂晓到黎明，山间充满了从来未有的欢腾。

为保存实力，出山的队伍基本分为三支：一支是主力部队，一支是妇女队，另一支是伤病员。出发时，天气也格外地好，太阳照射在群山的积雪上发出耀眼的金光。主力部队又是那么精神抖擞地沿着渺无人烟的祁连山脉向西前进。我们西渡黄河的三个军，最后只剩下七百人，组成两个团，由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等同志率领，出祁连，奔新疆。中央派陈云同志将我们迎接到星星峡。

我和原军部、团部的宣传部长、卫生部长还有军政治部总务处长等十名干部一道，走在主力部队的最后。我们这些干部伤情、病情都比较严重，因此还有一个战士和我们在一起，为的是照顾我们。我的右腿踝仍然在溃烂，一着地就流脓流血，右脚已经完全失去了活动的能力，只能拄着根树棍一步一颠地走着。我们一行十一人，颠颠簸簸，跌跌撞撞地在山路上走，大家彼此招呼着快走，快走，可是离主力部队，越拉越远。我们强忍着痛苦与伤痛，白天走，天黑了还走，总希望不要掉队。我们走过长长的岩石峭立的山路，又穿过密密的丛林，我听见自己的和战友的粗重的喘息声，我觉得一阵裂心的难受，过后就是腾云驾雾似的晕眩。我经常掉在这支小队伍的后边，可是战友们总不肯舍我而去。战友们怀着贴心的阶级深情把我从一条山路拉到另一条山路，从一个岩洞扶到另一个岩洞。我不忍累赘大家，我是多么希望他们尽可能地离开这祁连山，跟上主力部队！我多次掏出我身上携带的盒子枪，交给伴随我们行进的战士，让他护卫战友们出山。可是他们都不答应，并且说：“就是背着抬着，也要一起走出祁连。”我们沿着祁连山脉一直走到春暖花开，走了一个多月，才在洪水附近跨出祁连山。

在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中酿成的悲壮西征结束了。我们西渡黄河的工农红军两万五千人，最后只剩下了七百多人到达了新疆的星星峡。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

在长征中犯下了一系列分裂红军、破坏中国革命罪恶的张国焘，最后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叛变投敌，跑到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于四月十八日决定开除其党籍。张国焘破坏党、破坏革命的叛徒面目，至此彻底暴露无遗，成为历史的罪人。

（陈珍整理）

【注释】

[1]本文系肖永正同志的革命回忆录：《回顾五十年的战斗历程》的部分章节，前文见本选辑第六辑。题目为编者所加。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