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秋九月，草地已经完全象寒冬一样。衰草连天，上面复盖着白皑皑的厚雪。而西北风还不断地卷着棉花球似的雪团漫天翻滚。在这洁白无垠的天地里，寒风吼叫着，积雪没及腿肚，好象成匹的布把双腿缠得紧紧，移动起来格外费气力。大家把仅有的破破烂烂的单衣、布片都裹在身上，腰间捆上草绳，外边套上棕皮蓑衣，再捆上草绳，也全然抵挡不住风雪的侵袭。尤其是脚上，没有袜子，只好裹上层层破布，套上草鞋，冻得发木的脚象踩着两只木高跷一样，在冰雪上挪动。可以说从头到脚都感觉不到一丝暖气。队伍就在这样难以形容的寒冰中行进着，运动着。白色的气体从人和骡马的鼻孔里喷出来，立刻变成冰霜挂在须眉上。队伍象条白色的龙似地向前延伸。雪已经把一个多月以前我们走过这里的一切痕迹掩没了，只偶尔看到一片破烂的帐篷，一只穿透底的草鞋，引起我们回想初过草地的情景。那时候，大家想的是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北上，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去抗日，心头似火，行军时还打竹板、唱歌。宿营时还对着篝火摆龙门阵，说笑话，并没有把这空矿荒凉的草地放在眼里。而这一次却感到心里发空，眼望这草地上的茫茫前路，好象是怎么走也走不完。特别是风雪迷蒙中，就又好象钻进了一只封闭得严严的白色大鼓里面，怎么钻也钻不出去，一种说不清的沉重压在心头上。

从包座弄到的粮食、油盐，补充了部队的给养。每天仍然能早、中、晚三顿，各吃一碗炒面。大家提不起劲来再过这茫茫草地，所以天一傍黑，大家就总是迫不及待，胡乱地在雪地里铺上点东西，或者挖个避风的雪坑就宿营了。可是有的同志却走不到宿营地，便躺倒在途中；也有的同志早晨出发的时候，硬爬不出雪堆，迈不动脚步。起初，还有担架队，还有牲口能驮一部分病号。后来，人疲马乏，病号往往坚持不上担架，不骑骡马，慢慢地掉在后面了。每当我们离开这些同志默默先行的时候，心情更为沉重。

四川军阀得悉我孤军南下，纠集了几十个团，从懋功以北开始层层布防，并且把从懋功通往宝兴之间的栈道拆去木板，连搭栈道的许多横木也锯坏了。据传这些栈道是古时候秦国与蜀国花费了许多人力才打通的边境通道，危险异常。栈道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有波涛汹涌的大河。栈道距离水面一两丈高。即使有完好的栈道，人行其上俯视河面，也十分令人惊心动魄。故而唐代诗人李白用“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来形容其高险难行。可是我们这支两经草地的疲惫之师，攻占懋功之后，又攀上了这已被破坏得七零八落，摇摇幌幌的栈道。我横着一条心，眼不看栈道下边的冲波逆折之回川，耳不听如雷的涛声，用手扶着峭壁，跟着前面战友的身后，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虽然已经有了翻越大雪山的经验，但是同样一座夹金山，却仿佛更高，更险，更冷，更多雪。山道上的雪踏得象坚硬的玻璃板一样，大家跌着、滑着、爬着，一个个都弄得冰雪满身，有如穿上了银白色的盔甲。冰雪在身上越结越厚，这身盔甲越穿越重，走起来更加吃力。有时一跤摔倒，“咔嚓”一声，衣袖、裤筒断裂得比剪刀剪的还齐。山上奇寒，要能点堆火烤烤，烧点雪水喝喝也能暖和一下，可是雪盖满山，哪里能有柴禾！只好拿出炒面，抓把取之不尽的雪花，夹着寒风，艰难地吞咽。可是越吃越冷，牙齿哒哒打战，哪里咀嚼得了！比一个多月以前更加恶劣的气候，雪团夹着冰雹被狂暴的山风卷起来，猛烈地向我们袭击，不少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不知跌了多少跤，挨了多少砸，爬了多少险峻的悬崖陡壁，在腰腿越来越酸疼、呼吸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总算又一次翻过了夹金山。但是，没有锣鼓声、竹板声，也没有歌声和前呼后应震得山谷齐鸣的欢呼声。夹金山沉睡在漫天的雪浪里。

我们又经历了千辛万苦，闯过了千难万险，重过了夹金山，打下了宝兴县城，歼灭了大约四个团的敌人。然后顺河而下，准备朝雅安、名山一带行进。

部队一方面与寒风冰雪搏斗，一方面与阶级敌人搏斗，杀出雪山地带，已经是数九隆冬了。我们踏着齐膝深的雪，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朝西南方向走着走着，耳听到“呼—呼”“喳—喳”的声响。原来已经来到黑水河边。大块的冰凌象一堆堆的水晶在水中浮动，浪花卷来冰凌相撞，激起浪花和冰沫四处飞溅，发出呼喳的响声，更加深了寒意。黑水河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的地方。据说，当年石达开来到这黑水河边，想渡河而没有舟楫，想后撤又有追兵，就被困于这一天险。我并不想凭吊石达开，但来到这黑水河边，也不由得想起这段历史。我们要涉水过河，我便牵着我的那匹伴随我转战了万里征途，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瘦马，下河试探着河水的深浅，好让伤病员过河。河水刺骨的冰凉，但开始的几步踩得还稳当，再踩几步，不知是我的瘦马力怯腿软呢？还是我的眼眉上的冰霜遮住了视线，忽地一下，马先失蹄倒落水中。我也失去了自控的力量，随着我的瘦马一起倒在了水中，并且很快地就被风浪推到了河心。同志们在岸边惊呼叫喊，我感到裂心的难受，不知是寒冷还是疼痛。我使劲把头伸出水面，吸了一口气。恶浪和冰块冲击着我，仿佛全身都失去了重量，只能听凭波涛将我卷走似地。我依稀地思量着和敌人拼杀了这些年，没有倒下，雪山草地连过了两趟，也没有倒下，难道就这样葬身于黑水河么！我用尽一切力量挺着身子，漂浮在水面，而浪涛冰块的冲击是那么猛烈，我被冲着朝下游流去。同志们在岸边奔跑呼唤，声浪压倒了波涛的吼叫。我在僵冷中失去的知觉又恢复过来。河心里一块大礁顶住了我的双脚，切断了凶猛的激流。岸上很多人奔过来，大声喊着“好了！好了！”“快扔，快扔！”我觉得有一块很重的东西扔到了我的身边，我用手一拖是拴住了一块大石头，我抱住它，岸上的同志们使劲地拖着，终于把我拖上岸来。我这才看清楚，是同志们把绑腿都解下来，结成一条长带，拴住石头扔给了我，搭救我脱离了危险。为了救我，同志们追着急流的河水，跑出了好几里地。阶级深情暖和着我的心。虽然我的手和脸被冰凌划了许多口子，血水流出来又结成了条条血凌。衣服上也结了冰，冻成硬梆梆的。但是我从同志们身上得到力量，使我能够抗住裂心撕肺的寒冷和难受，回到了队伍里。

正当我们顺河而下，进入雅安，名山地区的时候，又遇到了四川军阀刘湘、杨森、李抱冰、刘文辉等几乎包括了四川所有实力派在内的大小军阀队伍四十多个团，阻击我军向邛崃、大邑前进。迫使我军在百丈关一带，与敌军展开恶战。

百丈关位于雅安通成都的公路上，是个险要的隘口。北有邛崃山，南临岷江河网，周围是起伏的丘陵和稻田。初战，我军分三路冒着激烈的炮火，趁轻重机枪封锁敌碉堡枪眼的一刹那，猛扑上去，用手榴弹去杀伤碉堡里的敌人。以极其旺盛的攻击精神，打垮敌人而越过百丈关，攻下黑竹关。但是刘湘在邛崃山前百丈关西北一带山岗上，埋伏了十多个旅，迫使我们不得不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条件下，打这场拼消耗的恶战。敌人不仅有猛烈的炮火，而且有飞机配合，从整连整营的冲锋，到整团整团的集团冲锋。炮火之猛，打得我军阵地上落下的松枝老厚一层，象地毯一样。我们跟国民党军阀打了很多仗，而敌人象这样整天地冲得那么凶，还是少见的。后来，听俘虏说：原来刘湘打这一仗的时候，连续下达手令：将官如有临阵萎缩不前者，连长有权枪决排长，营长有权枪决连长，总司令则有权枪决师长。因此驱赶得他的部下都不得不“破釜沉舟”，豁命拼杀。这场恶战，持续了两天两夜。我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有的阵地上打到最后只剩两、三个人，而这两、三个战士扼守阵地，敌人冲上来，他们投出集束手榴弹，趁手榴弹爆炸的浓烟冲向敌人进行厮杀。杀退敌人，又回原地集束手榴弹。大家真是以一当百地与敌人厮杀，杀得敌人死伤极为惨重，山坡上、稻田里横尸累累，歼敌一万五千多名。而我军也牺牲了上万名优秀的指战员，造成了极大损失。

百丈关苦战方罢，尚未得到休整，薛岳又纠集十几个团向天全杀来。在天全城下，我们又一次用大刀、手榴弹击溃敌人，而后撤出川西。由丹巴西进，翻越终年积雪的党岭山，攻占西康的道孚、炉霍、甘孜，才摆脱了敌人。

部队到了甘孜以后，全军面临着物资匮缺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是个不长粮食光长草的游牧区，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也毫无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破烂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大军初到，与藏民语言不通，由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在藏民中散布的恶劣影响，使许多藏民都对我们存有戒心。上层土司则更是一听我军到达，就将牛群羊群赶得远远的。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政委李先念同志十分强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的政策，遵守群众纪律，号召全军要对藏民兄弟做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尤其要注意实际行动的影响。这样，在解除了藏民群众的疑惧，争取到一些上层土司、叶巴（管军事的官员）乃至喇嘛对我军的协助。我们才用银元从藏胞们手里、从杂谷脑的喇嘛庙里，从土司那里购得一些牦牛、酥油炒面和青稞，还有一些藏布、羊毛。不过这些物资数量不多，分到每个战士手里就更加微乎其微了。指战员一个个面黄肌瘦，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的伤病号多达上千人。我也病倒了，作冷时冷得象掉进了冰窖，发烧时又象钻进了热蒸笼，昏昏沉沉，不知人事。全靠战友，靠阶级弟兄一口水、一口草药地喂着，抬一程、驮一程地走着，拖了个把月，才自己拄着棍，勉强走在队伍里。最后走到了甘孜。这时候，领导上要我管理部队的“医院”。其实，说是医院，一无院址，二无病房，更没有什么床位之类的设备，只不过是走在部队后边的上千伤病号和几个医务人员编成的一个连队。

我们的“医院”就是我和几个医护人员，家底不过几把捏不拢的钳子和几瓶红汞之类的药，伤病员也就是住在老乡家里，医护人员去看护，换换药而已。医务人员诉苦说：什么药也弄不到，没有药怎么治病呢？你看，回归热、打摆子、感冒都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可是到哪里去弄金鸡纳霜，阿司匹灵呢？再说伤员们大部分是伤口化脓、溃疡，可是没有消毒水洗，没有绷带，更不用想做手术，打针、消炎……。大家虽然诉了很多苦，但实际上他们是想尽了办法在护理伤病员，如用食盐水代替石炭酸水洗伤口，把羊毛搓成绒球蒸煮消毒当药棉、药布，用冷敷、热敷消血肿，用牡荆根治疟疾等等。但是，困难确实还很多，有的伤员身上带着敌人的枪子，不做手术怎么办？有的同志吐血，也不是一点草药能解决的问题，我一方面鼓励大家继续想些办法，另方面做点宽慰伤员的工作。而心里却是焦急得不行。一天，总指挥部忽然给我们“医院”送来了一只大木箱，一看一闻气味就知道是一箱药。打开木箱，只见里边一瓶一瓶、一盒一盒、一包一包都是我们急需的西药、绷带、药布、药棉。我们象得了一只“万宝箱”，整个“医院”都为之振奋欢喜。在康藏边境这么偏僻的地方，能够得到这么多、这么好的药物，实在是使人喜出望外。是谁这么关心红军部队，能够这样“雪里送炭”呢？药箱和药品包装上都印写着外文，这就使人更费猜想。后来从指挥部才打听到，这是宋庆龄先生向国内外同情红军、同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朋友们那里募集来的。这些药物不仅使我们的伤病员得到救治，而且告诉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国内外都得到支持。(www.daowen.com)

就是在这康藏边区，尽管藏汉反动派胁迫藏汉人民，规定了严格的法纪，不准与红军交往，严禁帮助红军，可是，藏汉同胞一旦了解到红军是打反动派的，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而越过万水千山，进入康藏地区的，他们就敢于冲破各种禁令，乃至冒着剥皮、挖眼的危险来接近红军，帮助红军。部队驻扎甘孜的时候，我们常到几家挂着膏药招牌的小中药铺，为伤病员买药，藏族弟兄们知道我们医药困难，就帮助我们采药，什么藏红花、白枸杞弄了不少。一个风雨天，他们冒雨来向我们报告，有一伙走私贩路过这里进藏，在城外高道边的石头房子里歇脚避雨，马架上的垛子看来象是烟土药材。我们根据藏民弟兄的指引，跑步出城，绕过一带荒地，从长满丛林的蜿蜒山路盘绕上去，果然有一座青黑色的平顶石屋露出树丛。屋里的人可能是居高临下，看见了我们的队伍朝石屋开来，都从房后溜跑了，马驮留在屋后的山坡上。我们把马牵进城，把马背上的垛架抬下来，打开一看，除烟土之外还有一种鸽蛋样的东西，上边长着麻黄色的毛。医务人员一看可高兴啦，说这是没有炮制过的麝香腺，是非常名贵的药材——麝香。后来，在行军作战中，为了救急，就将麝香腺割开，敷在伤痛处，很有效验。

我们在甘孜停留了半年，张国焘又不顾时机、地域等客观条件，把当地土司弄出来建立“民主自治政府”，遭到来自西藏上层政教首领的反对，出动藏兵前来攻打我们。我们付出很大牺牲，俘虏了对方的总司令，才使我们立住脚。此时，原有的五个军，四十五个团，一个骑兵师的近十五万人，损失得只剩了二十八个团，不足六万人了。

我们在甘孜送走了一九三五年。转年五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率领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地区长征到四川西北。我们以难以描摹的心情等候与这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前来会师。全军上下夜以继日地剪羊毛、洗羊毛、捻毛线，人人都动手打毛活，有的打毛衣，有的打毛背心，有的打毛袜，人人都争取打一件，作为和二方面军老大哥会师的礼物。领导上派遣三十二军到理化迎接二方面军，并且布置沿路的宿营地打扫房子，准备柴禾，烧好开水，务必让二方面军的弟兄休息好。甘孜的喇嘛寺红色墙壁上高悬起：“向英雄善战的二方面军致敬”的大幅标语。宣传队排练了歌曲《迎亲人》，舞蹈《红军赞》。

两军会师的那天，甘孜城里充满了空前的喜气与欢腾。广场上举行了大会，我们列队欢迎二方面军，千万只眼睛透过泪花凝视着亲人们，千万双手挥舞着招向亲人，藏胞们也捧着酥油糌粑参加在欢迎的行列中。“欢迎英雄的二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歌声阵阵，掌声如雷。我们二、四方面军虽从未见过面，但都是工农子弟兵，共同经历了千辛万苦，都穿过了数不清的枪林弹雨，在这最困难的时候会师了，心内的激情怎么也抑制不住。我们大多数的战士都是第一次见到敬仰已久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指挥员，这种心情也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

会上，跟随我们转战甘孜的朱德总司令在最热烈的掌声中给大家讲话。朱总司令说：祝贺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但是，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朱总司令旗帜鲜明地提出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定要与一方面军陕北会师。全场报以热烈鼓掌，表示响应总司令的号召。

我们为二方面军的指战员摆席接风，这回可不见树叶野菜，而是地地道道的山珍海味，海参、鱼翅做得可称丰盛。这些东西，是我们进驻绒坝岔全歼国民党保安团时缴获的胜利品，再困难也没舍得消费它，留待宴请了我们的亲人。

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甘孜成立了党的西北局委员会。朱德总司令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积极主张北上，我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当时还没有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个人野心所造成的种种罪行进行清算，但是，大家的心向着党中央，向着毛主席，而且，从多年的经历和许多铁的事实中，也开始认识到张国焘的路线是一条错误的路线。特别是当时几万红军被迫停留在人烟稀少，物资缺乏的川康高原上，困难多端。凡此种种，也就使得张国焘很难再坚持己见。而此时敌人又日益迫近。张国焘在内外交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得到毛主席的来电，再次告诫他绝不能再向西逃跑，并且指示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向东北方向行动。这样，四方面军才与二方面军离开甘孜。

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电召二、四方面军北上，向甘南前进，速与中央汇合。这对于被张国焘拖得处境十分困难的四方面军来说，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尽管部队出发的时候，人员得不到补充，给养得不到补充，每人仍然是一身破破烂烂的单衣，一条半截子不满的粮袋，但是，大家想到只要能够再次翻过雪山草地，就可以回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进入陕北建立根据地，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所以士气还是比较高昂。

一九三六年七月，全军离开甘孜，以艰苦卓绝的英雄气魄，又踏过了无数的穷山恶水，把险峻难攀的夹金山再一次抛之身后，又走进了辽阔无际的大草地。要说这三过草地的困难，比起前两次来，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拿吃饭来说，进入草地的头几天，还能粮菜两掺，吃个半饱；后来，草籽、野菜煮汤，稀汤寡水，照得见人，连半饱也不能指望。九军有个机枪手，扛着重机枪过草地，按他的食量，每顿吃一、二斤粮食决不至于撑着，可是这会儿空粮袋都涮了多次，粒全无。白天行军虽然饥肠辘辘，头重脚轻不好受，但精神集中于行路，饿劲儿多少被冲淡了一些，一到晚上宿营，饿的难受就非常突出起来。我们的大个子机枪手，拄着机枪，坐在火堆旁边，撅了一段小树枝，放到咀里嚼嚼，咽不下去，又从身旁拽了几棵小草，嚼了一嚼，又苦又涩，实在也没法咽下去。这时，机枪套上的皮带拖着的一段着了火，大个子拿起烧得焦黑的皮带，扑打扑打，朝咀里一放，一嚼，嘿！虽有点苦，可是香脆，不难下咽。于是，他就把机枪套上的皮带一段一段烧烧吃了。战友们对大个子机枪手吃机枪皮带一事有不同的看法和议论，有的说：“这也是实在饿得没办法。”有的却认为：“再饿，也不能吃机枪皮带，这是破坏武器。”事情汇报到指挥部，领导上没有按正常情况下的纪律处分机枪手，还通报全军表扬了他的“发明”，让大家千方百计寻找食物，以便度过难关，走出草地。后来，部队走出草地的时候，确实是把身上的皮腰带、皮裤带乃至皮鞋底等等，一切能下咽的东西，都吃得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