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右路军在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下，胜利走出草地，于八月底陆续到达川、甘边境的小镇阿西、巴西。敌胡宗南的部队原来曾在这里盘踞过，巴西附近的高山上还有敌人修筑的碉堡群。敌人可能认为我们没法从草地走到这边来，所以把队伍撤走了，也可能是撤走这里的队伍去加强松潘、漳腊、包座一线的防守，怕我们从那一线重出四川或继续北上。因此，当我们到达阿西、巴西时，敌人已不见踪影，只空留着山上的碉堡群。

这一带东有岷山，西濒岷水，森林浩瀚。房屋仍然是藏族风格，但除石结构的以外，大都是元木建造的。巴西虽只有百多户居民，但却有宏大的喇嘛庙，大殿的四壁、殿柱、拱斗都漆着大红油漆，蓝彩粉饰，贴上金箔银箔，辉煌夺目。大佛的座象高达数丈，陪以无数小佛，颇为壮观。藏民以畜牧为主，也种有青稞、米大麦，元白菜根比萝卜大，生吃熟吃都很鲜甜。这里的绵羊个头也非常大，戴上鞍子如同内地的毛驴，藏民们用它们到青海去驮盐。据说，因为它们体重较骡马轻巧，在沼泽地带行走时，比较灵便安全。我们在这里休整，藏民们支援我们一些绵羊，每头足有上百斤，肉嫩而肥美，我们供给部队一百多人分得一头，大家都吃得饱饱的，还剩下许多。同志们都较快地恢复了草地行军而造成的极度疲劳，精神抖擞地准备攻打包座。

早在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进草地之前，毛主席就亲自将攻占包座、打开通向甘南的门户这一任务，交付给我们三十军了。徐向前总指挥及三十军指战员接受任务之后，就积极运筹包座战役。全军上下怀着最大决心和必胜信念朝包座进发。包座守敌是胡宗南部独立旅的一个团，团部设在一座高达五、六公尺的喇嘛寺内。寺后紧靠高山，寺前有小河流过。虽然河宽只有二、三丈，但时值草地中的雨季，水深流急，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敌人凭仗着有利的地形，控制了制高点。在山坡上的松林里敌人修建了六、七个外围据点。我们的进攻部队一进攻，隐蔽在碉堡里的敌人就向我们射击，致使我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我们打得十分勇猛，当天就攻占了许多碉堡，歼敌两个连。

根据侦察和敌俘虏的口供，我们得知：守敌虽不过一个团，但松潘方面有敌之四十九师，是胡宗南手下的一支生力军，约有一万二千多人，师长伍成仁也颇富作战经验。我军进攻包座，四十九师必来增援。而我们虽为一个军，但过雪山草地减员不少，又拨出一个师部和一个团编入一方面军，故而全军不过一万三千人，特别是长征的艰辛使战士们体力消耗很大。在此情况下，要与装备比我们好，数量几乎与我们相等的敌人作战，并且要歼灭这些敌人，把仗打好，实非轻而易举之事。总指挥徐向前及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亲临火线，判断敌情，周密计划，指挥战斗。初战获胜之后，连夜审问俘虏，查明敌情，而且就在当天晚上，借着月光和蒙蒙山雾，亲自摸到包座跟前，查看地形，特别是对敌人增援部队的来路，进行了重点勘察。而后反复研究，仔细制订了作战方案。各级指挥员都通宵未曾合眼。

根据俘虏排、班长的口供，敌增援部队将于翌日下午到达。我们上午就调动队伍，准备迎敌。我们布置了一个团的兵力继续围攻包座，主力隐蔽在敌援军必经之地的两面山上。草地边上的山是一漫坡的，顺着高山下来有许多小山包，山上净是一搂粗的大松树，特别便于隐蔽，可是，我们隐蔽之后，敌人却迟迟不来。白天过去了，夜幕也张开了，还不见敌人的踪影。经过连续急行军，又熬了夜的指战员都困倦得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驱赶睡魔。大家焦急地等到了第二天中午，敌人才从由松潘通包座的大道姗姗而来。我们立即精神大振，兴奋地准备迎战。可是这股敌人也善于用兵，尽管他们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可是并不莽撞，而是先用部分兵力搜索前进，企图先以局部战斗，抢占有利地形，而后主力再前进。我们的指战员看出了敌人的用意，也相应地命令主力继续隐蔽，只以正面的一个团在一些小山包上与敌接触，并且节节抗击，节节撤退，不仅杀伤许多敌人，而且将敌主力诱入我军埋伏圈。本来应当在黄昏时分发动总攻最为有利，可是敌人提前进入了埋伏圈，军部于五点钟就发出了总攻命令和信号，隐蔽在山上的我主力一齐出击。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呐喊声响成一片，六七里长的战场，打成一片火海。敌人的火力也很强，打得也比较顽强而灵活，并且占据小山头，依靠漫山遍野的大松树、灌木丛、河坝为掩护运动兵力，拚命反击。我们猛攻猛打，将敌人切为三段。二六八团象一把钢刀插在敌人中间，左右两面的敌人向我们夹击，我们左冲右杀，多次打垮敌人的反扑。战斗十分激烈，烈士鲜血洒满阵地。师、团掌握的所有预备队和机关干部、炊事员、饲养员一齐拿起刀枪参加激战。最后出击时，军部的全体指挥员、电信人员都上了火线。激战七、八小时，我军终于将切成三段的敌人，一段一段吃掉了。敌师长伍成仁负重伤，翻身落马，最后跳河而“成仁”了！与此同时，我围攻包座的部队，向守敌猛攻，据守喇嘛寺的敌人，盼援军已绝望，在我军猛攻下，企图乘大雾逃跑，并且将寺里的粮库放火焚烧，我军全歼这部分敌人，冒着浓烟烈火跳进粮库抱出粮食。最后守在山上的敌人约二百余人，被我军团团围住，全部缴械投降。敌后勤部队企图逃跑，我军以一部分兵力追击，缴获了七、八百条牦牛和马匹，还有这些牲口所驮的粮食和弹药。我军胜利地占领了包座，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完成了毛主席交付我军的任务。

包座战役获得全胜，大家欢欣鼓舞。利用间隙，大家纷纷剃头、洗衣、打草鞋、修补蓑衣斗笠，补充粮秣，准备继续北上。我带着一营人的筹粮队，在上包座、下包座向群众宣传，设法筹粮。据贫苦牧民反映，包座地区依山傍水，靠近草地，畜牧很发达，农产品的品种也较多，连年收成也比较好。但是，自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的部队进驻之后，烧杀掠夺，把上、下包座搜刮得山穷水尽，宰杀牛羊不计其数。个别藏民反映曾看见胡狗子们运东西进山。我们结合搜捕残敌，进山活动。

一天，我带着一营人去到离上包座几十里外的一座森林里，浓荫蔽天，树林密得不知有多深，山势也很险恶。不过，我带的差不多都是惯于在深山密林中打游击的战士，所以大家只是把子弹推进枪膛，就警惕地朝高山密林中走去。“吱……”一粒子弹飞出树林，树叶打着旋落下来，敌人愚蠢而又缺乏经验，冷枪成为信号，把我们引到杂树林后的山涧边，看见几个人形在窜动。为数不多的敌人，可能已经发现寡不敌众，从丛林里逃遁了。我开了几枪，大声喊道：“交枪不杀！”这声音山鸣谷应，气势很是惊人。我们走进敌人藏匿的山谷，在杂树掩蔽得十分浓密的山麓上，码得象山似的一垛一垛的东西，上面苫着整张连毛的大牛皮。我们掀开牛皮一看，呵呀！都是宝中之宝，有成垛的麦子、大米、牛油、烟丝，甚至还有很多咸的油渣。看来是敌人藏匿在这里，准备偷运出去的物资。我们就用牛皮包裹成驮，装上驮架。但是光靠骡马还运不走，大家又背负肩扛，才把这一批东西运回上包座。粮食分发到各单位，又象在毛儿盖一样，掀起了备粮热潮。

右路军全体分别在阿西、巴西、上下包座一边休整备粮，一边等候已经到达阿坝的左路军来巴西会合，以便齐头并进，同下甘南。可是日子一天一天飞过去了，却不见左路军过来。听说党中央、毛主席已经给张国焘拍了电报，催促左路军前来会师。可又听说由于墨曲河涨水，左路军过不来。我们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翻山越岭，涉水过河，什么险阻也闯过来了，墨曲河难道会比大渡河、金沙江还难渡么？大家心里不免有些疑虑。大家也都知道阿西、巴西、包座皆非可以久留之地，我们如果呆久了，敌人从四川、甘肃调来重兵，北上计划就可能遭到破坏，我们的处境也会更困难。因此，大家心里又不免着急起来。但是，左路军为什么不过来，张国焘在干什么？我们一般干部和战士都不知道，不过从中央连日在巴西开会的情况说明，上边还有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该来的迟迟不来，该走的没法开拔。(www.daowen.com)

深秋的夜晚，云山雾罩，寒气已经很重。忽然得到意外的消息，驻巴西方面的一方面军开拔了。毛主席走了，周副主席也走了。当时，我在上包座的三十军的供给处，我问政委袁波同志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右路军都要开拔了？袁波同志也不清楚。天亮以后，关于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一方面军撤离巴西，并从阿西继续朝东北方向开拔的消息已经证实了，但我们为什么不跟着走呢？谁也不能说明白。当晚，部队奉指挥部命令集合开拔，朝北走。走，走，并不见一方面军的行踪。我们走着走着，发现完全是走的回头路。走来走去又走到草地边上。原来还以为是跟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一方面军一条道，现在发现是分家的。许多人心里结了一个疑团。

没有听见什么正式传达，但许多消息在流传。听来听去不外三点：第一是说一方面军里“毛周张博”是一个“右倾逃跑集团”；第二是说，一方面军跟“毛周张博”逃跑了；第三则说是：张国焘指示要追，而徐向前总指挥为首的各军领导中的大多数人反对，所以没有追。至于我们的走，则不仅要再次走过草地，而且要一直走到天全、炉霍、芦山一带去！

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真象，多年以来，我们都是被蒙在鼓里。原来在包座战役获胜之后，毛主席就抓住有利的战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并且将具体部署电告张国焘，敦促左路军按计划到巴西会合，一致行动。可是，张国焘篡党夺权、分裂红军的野心不死，又被包座战役的胜利再次冲昏了头脑，借口墨曲河水涨，在阿坝按兵不动，并且对抗毛主席的部署，又抛出了一个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左、右两路红军拖回天全、芦山、丹巴、甘孜、道孚地区。党中央坚决反对这个退却逃跑计划。因为南退则无论敌情、地势、给养等各方面都对我们不利。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向张国焘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北上方针绝不容变。我军徐向前总指挥及军领导中的多数人，也是坚持北上，反对南下，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中央曾连连给张国焘打电报，极力主张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而张国焘一意孤行，公开抗拒中央命令，反而打电报给党中央强令右路军全部南下。张国焘的反党行为，遭到随左路军到阿坝的朱德、刘伯承同志的坚决反对。张国焘竟然独断专行，强迫已经前进到墨洼，即将到巴西的一方面军五军团返回阿坝。更有甚者是与此同时，张国焘给他在右路军中的亲信陈昌浩发出密电，要陈昌浩裹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如若不行，命其死党用武力解决。所幸这份密电为出任三十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所得。在这剑拔弩张、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叶剑英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策马前往巴西报告毛主席。叶剑英同志当机立断的果敢行动，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长征的胜利，保卫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毛主席得知张国焘的阴谋后，与周副主席一起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连夜率领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北上。张国焘通过其在右路军中的党羽，大造谣言，并且命令出兵追赶。徐向前总指挥为首的四军、三十军领导中的叶剑英、李先念、王树声等同志，对于张国焘的这一罪恶行为坚决抵制，严正驳斥。徐总愤怒驳斥有关“毛周张博”的鬼话，坚信毛主席、周副主席，义正辞严地说：“哪有追毛主席的道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当时，张国焘的罪恶阴谋没有在全军中揭发，但徐总等领导同志与张国焘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言行，深深获得全军绝大多数指战员的信赖和爱戴。

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干部团和红军大学撤出阿西、巴西之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达俄界。九月十二日，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党中央、毛主席再次对张国焘进行说服教育，指出南下不可能打到四川，只能迫退康藏，置红军于绝境，断送革命。可是张国焘坚持错误，倒行逆施，并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企图掩盖他分裂红军的真象。毛主席、周副主席离开巴西之后，又突破了张国焘的干扰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攻占了岷山天险腊子口，经过艰苦转战，于十月到达了陕北的吴起镇，并和陕北红军会师，夺取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开辟了革命的新局面。张国焘之流在巴西、包座捏造的什么“毛周张博逃跑主义”之类的谰言也就不攻自破。倒是张国焘自己的丑恶表演，充分暴露了他的叛党野心和右倾机会主义。

正是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挥红军夺取岷山天险腊子口的时候，张国焘却在绰木碉上演“黄袍加身”的丑剧，私设伪“中央”，自封“主席”，并且狂妄地要用“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的名义对外，而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当时被张国焘阻扰未能北上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坚持全党只有一个中央，就是毛主席所领导的党中央。张国焘残酷打击朱德、刘伯承同志，用委派亲信改编部队、调换干部的手法，镇压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广大指战员，企图以高压手段压大家对他的不满和反抗。对我们四方面军内拥护毛主席，坚持主张北上抗日反对南逃的革命指战员，也实行所谓“纪律制裁”。同时，又以什么“小组织活动”、“日本间谍”、“蒋介石侦探”等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杀害一些革命的好同志。

张国焘顽固对抗党中央对他的教育和挽救，顽固对抗党中央指出的“南下是绝路”的告诫，仍然迫使四方面军重过草地、雪山，使部队几乎走入绝境，受到惨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