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凤山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我的家乡——瑞金宣告成立。第二年九月，我已十五岁，在我积极要求下参加了红军。参军不久，就编入中央教导第五团。一九三四年调入红五军团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部队坚守在江西兴国高兴圩。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同年九月五军团就开始长征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们红一方面军爬过大雪山——夹金山，在川西北懋功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七月份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定一、四方面军分兵两路北上。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一部与新成立的红军大学；左路军包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右路军是由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同志等率领。左路军是由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及张国焘率领。我们五军团归属左路军。由于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渡嘉陵江到川西北，路程近，未经多少艰苦跋涉，部队未受什么损失，因此分裂主义者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力量大，完全无视一方面军长途跋涉、战胜敌人的重重围追堵截、克服各种自然障碍的伟大成就，竟妄图篡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右路军继续北上后，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决定，一意孤行，在阿坝不仅迟迟不动，而且公然分裂红军，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带领左路军重经草地南下，二次到懋功，二次过夹金山，回到宝兴、天全、芦山、雅安地区，又与川军刘文辉部及蒋介石追击部队的十个旅苦战七昼夜，牺牲了上万名红军战士。在这种形势下，被迫又第三次过夹金山、党岭山，经丹巴、道孚，撤到炉霍、甘孜一带。途经丹巴时，张国焘还将五军团与四方面军的三十三军合编，阴谋并吞五军团，做为其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本钱。我们军团长董振堂同志，一眼就看出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指责张国焘说：“在中央苏区曾召开了苏维埃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央政府，你又另立一个‘中央’，这算个啥？这不是跟中央闹对立，搞分裂吗？你又提出什么打回‘通南巴’（川东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原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的口号，这完全是搞分裂。”当时董振堂同志和整个五军团是受张国焘排斥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方面军（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甘泗淇等同志的率领下来到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贺龙、任弼时同志的斥责，以及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撤消伪“中央”，同意北上。八月下旬，二、四方面军到达甘南。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中央派聂荣臻、左权同志率领原一方面军主力西进，十月八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但张国焘始终不放弃他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竟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原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与一方面军的五军团被他强令于十月二十五日在甘肃靖远附近渡河，其余部队被赶来的胡宗南部队控制了渡口，截断西去道路，张国焘本人和两个军才留在河东。同年十月，二方面军全部及四方面军未能过河的一部分，同原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在会宁会师，并在环县山城堡消灭胡宗南部七十八师，从而全部结束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伟大长征。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部队受到极大鼓舞，我们未能西渡黄河的左路军，终于又回到毛主席身边了。广大指战员的情绪极为高涨。虽然当时条件艰苦，南方人初到北方，天气很冷，但会师的喜悦心情，竟使我们忘却了寒冷和辛苦。

当时我在五军团教导队学习，途经丹巴时，被调到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会师后驻在宁夏同心县豫旺堡。一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来到红军大学，大家欢欣鼓舞，热烈欢迎。敬爱的周副主席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给我们做报告。他带来党中央、毛主席和陕北红军、陕北苏区人民对我们的慰问，给我们带来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怀，每人都发了新棉衣。周副主席讲了全国的形势，讲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又企图进一步霸占华北，而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对日寇步步退让。周副主席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的“八一宣言”，讲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出要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阐明民族的矛盾已超过国内阶级的矛盾，挽救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存亡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周副主席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逼蒋抗日”，“减租减息”的口号。当时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听了以后，思想震动很大，从过去的“打到南昌去，活捉蒋介石”，“抗日反蒋”，转变到“逼蒋抗日”；从“打土豪，分田地”，转变到“减租减息”，这个弯子转得很大，思想上一时理解不了。部队领导上根据周副主席的报告精神，对指战员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使部队明确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意义，认清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间，周副主席第二次到红军大学（这时驻在洪德城）。我当时在红军大学任青年干事，奉命随同组织科张科长一块去迎接了周副主席。(www.daowen.com)

周副主席在红军大学高级系（师以上干部）、基本系（师以下干部）学员中做了报告。首先讲了当前形势，特别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西北地区已经取得胜利，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抗日的高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西北迅速发展，吸引和鼓舞着全国人民。当时周副主席还给我们讲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寓言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联合抗日的意义。周副主席的教导，使我们认清了党中央、毛主席及周副主席从全局着眼，从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对形势和中央方针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抗日信心。

周副主席这次再来红军大学，也解决了内部团结问题，刹住了分裂风。当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已使四方面军一部分西渡黄河，只因胡宗南部队赶来控制了渡口，以致张国焘本人和两个军及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留在河东。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系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同志，主张要过河西去；而另一些同志提出到陕北瓦窑堡去，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来了，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说服了主张过河西去的那一派。周副主席反复强调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全党的团结，全国的团结，为了抗日还要团结愿意抗日的国民党人士和各阶级、阶层的爱国人士，要顾全大局。于是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师以上干部组成的高级系，立即开到瓦窑堡同一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师以下干部组成的基本系和二方面军随营学校，从曲子镇开到庆阳县，合并为步兵学校，刘伯承同志任校长，袁国平同志任政委，郭化若同志任教育长，罗贵波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调到步兵学校搞机要工作。

周副主席走后不久，“西安事变”就发生了。一天，步校译电员报告来电：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电报送到首长处，开始都不敢相信，一再问会不会搞错了；译电员说核对了几遍，绝对不会错。这一消息正式宣布后，整个部队都轰动了。

周副主席到西安去参加谈判。其后不久，传来释放蒋介石的消息。这一下子部队又炸了，大家转不过这个弯子。我们同蒋介石打了十几年，过去提出口号“打到南昌去，活捉蒋介石！”今天捉住他怎么能放呢！领导上立即在部队中进行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向部队一再教育，阐明杀掉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个蒋介石，国民党的实力并未受到损失；现在亲日派何应钦也要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如果因此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就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造成有利条件。不杀蒋介石，迫蒋抗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西安事变”释放了蒋介石后，出现了全国抗日的新局面，全国人民心向延安，把抗日的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历史证明，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的英明决策是无比正确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