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友

在当今中国，黄永玉先生是一位个性鲜明、才华横溢、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奇才。

值得高兴，我与这位艺术奇才不仅都是湖南凤凰县人，而且还同是该县小石城北门内文星街人。这条街长不及百米，十分寂静。说起来也真光荣，清末的“湖南神童”，民国初年当过一阵子国务院总理，后来又创办过北京香山慈幼院的熊希龄先生也出生于这条小街，这位总理家的三间低矮的小小木屋如今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永玉的母亲曾是我们幼稚园的老师，这幼稚园和他家紧紧相邻，我们上学都得从他家门口经过。永玉十三岁外出谋生之前，曾担任过一届文星街小孩们的领导人，据说还很卓越。当地小孩称呼自己这类领导人为“大王”，“大王”的主要任务是领导本街小孩与别街小孩打架骂娘，从中学习勇敢，不怕场合。永玉充当“大王”时我还小，远不够格跟着他们冲锋呼啸。后来他家老五永前充当“大王”时，我才零星跟过，战绩平平。

也许因为与永玉是同街坊人，加之他又是我老师的小孩，多了份亲切，因此他的艺术创作总会吸引我的注意。近二十年来，他返乡频繁，我也常去北京，与他接触的机会略多，每次见面，总很快乐，以至我产生了试写他这个“人”的兴趣。我既想写他成为“人物”时的“那点生活”，“那点琐碎”，更想由探求他与故乡的关系入手，试着破译他成为奇才的根由。当然，这不会是唯一的，但我相信，它是一种不容忽略的、深层次的“必然根由”。

一、永玉和凤凰地域文化的关系

凤凰这座小小的石城，坐落于湘黔边境的万山丛中，如今许多人只知道它是一处旅游胜地，对于这小小石城的过去却理解甚少。其实，七八十年前的二百余年间，这里曾是湖南省一个军政特区的首府。它管得宽，今天湘西自治州和怀化地区的全部，邵阳地区的绥宁、城步等共二十余县都属它的管区。它权力大，这时行政单位名目是个全国不多的“兵备道”，军事上设镇，驻有总兵。它级别高，指的是这里的军政首长，常常是个具有“副省级”头衔的角色。我以为，对凤凰这一军政特区的首府，要视之为大湘西的首都，才会有助于我们的想象更合乎当年的实际。

这座大湘西的首都，还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在它充当首都的二百余年间，真应验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古谚，后百余年才开始大批量地产生人才。武的和文的都有。武的方面，自从田兴恕、沈毛狗（沈从文祖父洪宏富）等一批贫下中农以镇压“长毛反贼”有功而当上将军后，此后凤凰出的将军达百余名之多，平均大约每年一个。其中包括了陈渠珍这类优秀军人。究其原因，本地系军事重镇，又长期推行“屯田养勇”制度，当兵的人多，追求军功的人多，自然当将军的人也会多起来。至于凤凰出文人的情况，它略迟于出武人。不过自光绪末和民国初年出了个熊希龄后，这知名文人的人物链也不曾断过，一辈辈接之而来，如田星六、田个石、沈从文，还有当今的永玉都属这人物链上闪亮的一环。

凤凰出文人，这里主要指出艺术家。究其原因，与当地雄奇秀美的山川有关，与清末民初时，当地教育并不落后于省内其他地区有关；试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地方就办过美术专科学校了，那时全国这样的学校只有几所。不过，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与当地一份十分特异的地域文化有关，与这文化对一个人的气质影响有关。

我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的诞生来说，学校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十分重要，绝对重要，但比较起自己青少年时代所处特定文化环境为之孕育起来的特定艺术气质来说，这气质就更为重要。不少情况下，它对于艺术家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导向作用，或曰定调作用。

试看沈从文，二十一二岁跑到北京去，想靠写作谋生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学历低，平日说自己小学毕业，据永玉所知，仅一小学四年级肆业生而已。当时他自学所读的书不多，连标点符号的使用也不甚了了。但初期从事写作时短短的一些诗与散文，竟然引起林宰平、徐志摩、郁达夫等人的高度赞赏，靠的是什么？我看，靠的就是湘西，特别是凤凰文化所赋予他的一份艺术上的灵气。在凤凰，还有一批批“打狗不会燀狗会”的人，他们自己虽不写不画，但鉴赏力却颇不一般，这显然也与当地文化熏染有关。

不过，这里我的任务不是谈论沈从文，也不是谈论家乡老老小小一批极富艺术灵气的业余创作者和鉴赏者。我的目标在于想利用自己作为一个凤凰人的方便处，具体地探索一下永玉的一份独特的艺术气质和作品风格与凤凰地域文化有何深层的渊源关系，并想由此得出对他作品进行总体文化定位的某些启示。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首先要弄清的是永玉少年时代在凤凰大受其熏染的地方域化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一言以蔽之，永玉少年时代在家乡大受其熏染的地域文化，是二千余年前曾在南中国大放异彩的楚文化。更准确地说，是古楚文化中巫风特盛的民间一支，它的种种特异处、灿烂处，主要在其宗教、风俗及民间艺术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关于古代的楚文化，这里主要谈它的艺术，其基本特征，当代人是从现有的文献和文物两方面入手进行了解的。千万不可认为楚文化中艺术这一部分是什么像原始的、拙朴的甚至是粗糙的东西。那神秘、华美、热烈，充满浪情的《九歌》，就是沅湘一带楚人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多种事象的鲜明反映。而近世出土的楚文物，如帛画、织锦、刺绣、漆器、铜器等图像、纹饰、色彩、造型乃至音律也是美不胜收。人们正是从这些文献和文物两方面，综合地探讨了楚文化艺术的基本特征，理解到古楚文化是建立在“万物有灵”这一泛神论基础上的文化。因而楚人对万物总怀有一种崇敬心理和泛爱倾向，加上楚人社会特点的一些影响，反映到艺术领域里时，则表现为楚人特别重生命的庄严，重个性的自由，重情感的张扬，重时空的流变，重形式的惊采绝艳，重创作上的标新立异，同时，也格外重视对华夏，对蛮夷艺术经验的放肆吐纳，为己所用。这也便是人们平日公认的、尊祟的楚艺术精神。

许多年来，不少人，包括一些学者都以为神秘而灿烂的古楚文化随着楚国的灭亡而融入中原，不再以独立形态存在了。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偏远的沅水流域，因种种历史的、地理的原因，楚文化民间一支在楚亡后二千余年间，还曾以活生生的形态存在于沅水中上游水系城乡间这样的事实。更没注意到，在凤凰充当大湘西的首都的二百余年中，随着沅水中上游水系城乡人群的涌入，曾将这楚文化大量带入，使之奇迹般地得到一次整合和张扬这一事实。关于沅水流域水系城乡及凤凰文化的楚文化性质，在近代，最早对其确认的是沈从文。他多次指出了自己目击的沅水城乡和凤凰的文化事象，与《九歌》等古楚文化事象“古今相同”之处。我也曾就这问题写过专论，这里限于篇幅从略。

唯一值得再次指明的是，在凤凰，这楚文化艺术的种种事象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是什么文献上的语言描述，不是什么拍摄清晰的图片展览，不是博物馆防盗玻璃柜里陈列的那些精美绝伦但却不免零散的文物。在凤凰，它反映在神秘而热烈的巫事祭仪之中，反映在古老而充满人情味的傩戏之中，反映在五光十色、万人迷狂的年节之中，也反映在石城区数十座寺庙建筑及寺庙种种雕塑和彩绘上。同时还有几乎引诱了石城区所有小孩逃学的那条南门城外的边街，那里有铜、锡、木、竹等工艺品生产作坊，有百看不厌的华美工艺品及其制作过程。再还有为数不多，但产品精细无比的银匠铺，造型奇特、色彩艳丽的纸扎人物铺可供小孩留连。至于家家户户窗格和家具上雕刻的花鸟人物，就更是举目可见了。在这里，楚文化艺术事象，林林总总，以一种全方位的、氛围的状态作用于当地人，特别是小孩，细雨润物般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也即影响着他们特定艺术气质的形成。在文化学上，这种影响人情感气质形成的文化艺术事象，被称之为“有情文化”，这与学校老师或工匠师傅传授的、作为谋生手段的“有用文化”比较，“有情文化”令人终生不忘。

总之，在近代，沅水流域遗存的楚文化艺术在凤凰得到了最后一次整合和张扬。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老一辈凤凰人的一大幸运。当然，更是作为艺术家永玉的一大幸运！

凤凰城区的楚文化艺术对永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强烈的重情爱美倾向。二是吐纳百家，为我所用的气概。

重情。表现为重情意、重情致、重情趣等等。这是楚人重生命、重个性、重自由的一种必然的外在表现。反映到艺术创作上，则表现为重抒情。重所谓“发愤以抒情”这样一种南方楚艺术的基本倾向。这与当时北方艺术之重载道，重所谓“诗言志”、“志于道”、“发乎情，止乎礼”的倾向大异其趣。前者浪漫主义气息浓重，后者则显得更近乎现实主义。

永玉重情，他几乎是不自觉地为一种泛神观念所支配，因而对一切有生命活力，有生命个性和情趣的事物，都持有一种万般惊讶、亲切和关爱的情感。他爱狗爱猫，爱花爱树，爱山爱水，爱风爱雨，爱太阳爱月亮等等，当然更爱亲人、朋友、小孩、老人及古今一切善良而有趣的人物。在这样一种泛爱情感影响下，他对个性生命的异化或遭毁灭，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深切的悲悯和对恶势力的极端愤恨。当永玉进行艺术创作时，这样一种宽泛而强烈的情感倾向，无疑便会构成他的一种审美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下，池塘春草、柳间黄莺、春兰秋菊、冬梅夏荷、阿狗阿猫，自然无不生意盎然，意趣纵横。至于人情世态，更因这重情视角而易于产生“移情”体察，最终也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欢乐或痛苦。

爱美。楚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色彩，讲漂亮的一个族群了。生命现象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神奇莫名，这让具有泛神思想的楚人万般惊喜和崇敬。但美感得依托“物化”而传世，于是产生各类艺术为之“传神”。楚人对美的倾心，反映到艺术创作上，则表现为对形式美诸因素及其体系功能把握的格外讲究上，也表现在对形式技巧多方吸取和不断创新的超常热情上。还值得注意的是，楚人对形式美的追求，常常与其超凡的浪漫主义想象结合在一起，因而，使其形态常具有更多的奇幻特征。爱美，永玉这个楚人后裔在这方面与其先辈们比较，其热忱也是耀人眼目，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在文学创作方面，永玉讲究语言的雅俗并陈、佻达机敏。在叙述过程中，他总是任情感自由起伏，并用这行云流水般的情感去组合生活事象，正因此，人们读他的散文时，才会时时为一份浓厚的情意、情致或情趣所牵引，自自然然地读下去，如听一首抒情乐曲一般。这种风格，可说正是楚辞传统。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蜜泪》、《江上》等，是这种用起伏的情感组合事象的代表之作。这与某些散文家一提笔就为读者先设定一个“主题思想”的陷阱，再编制形象性的逻辑引君入瓮的作法，大为不同。后者显然属一种因过份追求“载道”目标而引发的病态表现。

在绘画艺术方面，永玉对形式美的追求上，表现出以下一系列的特征：他高度重视图像的繁富奇诡，当然也不乏寥寥数笔以简驭繁的作品，不过其作品中楚风最浓，份量最重的大画，其构图大都繁富奇诡，令人目不暇接。又，他高度重视线条的圆活飞动，如疾云，如流水，如火焰，不仅求其富于质感，更追求其富于情感，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再，他高度重视色彩的芳菲缤纷，华美响亮，而无意于“素以为绚”的刻意追求。他还特别讲究对画面中纵深运动关系的处理，以求营造出一种令人难以言传的空间美感。永玉这种表现在绘画上的追求，显然是楚风楚式的。而永玉这种审美倾向和审美趣味的养成则无疑与凤凰石城区文化艺术环境密切相关。可以说，永玉的艺术精神和艺术趣味是直接植根于家乡楚文化艺术沃土之中的，他直接继承了楚文化艺术神秘奇诡、明亮灿烂、充满生命活力的传统，使其在自己笔下得到复活，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其《山鬼》可视为这方面的杰出典型。

较长时间以来，有的人因看不出永玉作画与宋元明清的文人画派有什么瓜葛，便以为永玉国画缺少了中国传统根底。加上他又不是中国或外国哪个美术学院毕业的，因而也无缘拜在哪个著名大师门下成为模仿者。于是，一些人轻率地视永玉为“野狐禅”一类。这些人对中国美术源远流长的历史似乎太不在意，对历史上曾在南中国大放异彩、灿烂非凡的楚文化艺术也似乎注意不够，当然，更难于有机会发现在永玉故乡，楚文化艺术还是活生生的这一奇异现象了。永玉的绘画艺术，直接植根于家乡楚文化艺术沃土之中，这根底是何等的厚实！永玉可说是就读于家乡这所没有校牌、没有专职教师的楚文化艺术学院的高材生，这经历是何等的令人羡慕！这较之某些只局限于“仿八大”之类便以为有了根底的人来说，永玉可谓得天独厚矣！

近期，我有机会较多地看到永玉作画，我发现他将音乐创作上的一些方法引入绘画，同时，也将绘画进程变成了一种音乐活动，这是永玉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境界的一大标志，也是他作为艺术大师的一大特点。

永玉说：“我常常专注交响乐中一两层的背景音乐，试着为国画中背景寻找出路。”又说：“中国人懂得中国的打击乐，强弱、快慢、疏密、长短……其实加上颜色，就是现代美术。”这些话，显出永玉一种高超的悟性和一种广泛的“通感”能力。关于他将音乐的启示引入绘画，我们可从他对画面处理的多种用心上直接感受到，无论是“大胆落墨”处，还是“小心收拾”处，都能发现到他借用了一些作曲的技巧，在总体布局、线条流转、色彩铺陈及某些必要的点染上，他都十分讲究。他熟练地处理着画面基本调子的反复和变化，节奏的强弱和快慢，以及种种呼应在变化中的巧妙平衡，让人从画面上获得一种近乎自然天成的音乐享受。

再从永玉作画的过程来看，特别是看他画五六米长的大画，此时此刻，他俨如音乐指挥，让线条、色彩在自己意志下，自由自在地流转和铺陈。又可视为他自己在演奏一首乐曲，忽高忽低、忽强忽弱、忽快忽慢、忽断忽续，最后凝定为五彩缤纷、生趣盎然的画面。在这一过程中，他专注非常，近乎“郢匠运斤”、“庖丁解牛”，十分过瘾。看他作画，不要多嘴，眼睛追逐着那布线敷色的过程，便会如听音乐一般，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

关于永玉受楚艺术精神影响而格外“重情爱美”这个方面，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所在，所以讲得多些，以下，谈永玉在楚文化艺术精神影响下“吐纳百家”的情况时，便会简要一些了。

“吐纳百家”这指的是楚人学习别人艺术优长时的一种不拘一格的开放态度。当年，他们学习别人，不论华夏，不论蛮夷，广为吸取，为发展自己艺术所用。永玉也是如此一种气概，他以家乡给予他的一份深厚的楚文化艺术秉赋为基础，为依托，广泛“杂食”，包括思想观念方面的，更包括艺术技巧方面的。

永玉“吐纳百家”，在艺术技巧方面的表现十分惹眼。他说：“一个画家要有许多技巧，要视野开阔。”又说：“我画画绝不停留在原地不动，不像一些外国画家，总爱把自己固定在一个风格上。我也不泥古，仿什么‘八大’，但我尊重传统技法和理论。”“有人说要固定自己的风格，我从来不固定自己什么风格，什么都试试，都吸取。”还说过：“我永远不停地在探索和产生新的形式。在原地停留，我忍不住，也许只有我们湘西人、凤凰人才可以有这种劲头！”这些话，都很实在，他可说是欢欣鼓舞、手忙脚乱地在古今中外各个相关领域里乱捞，捞来就试，看得出他连西方点彩派画法、梵高观念的画法都试过，从不见他“食古不化”，也不见他“食洋不化”。他声称：“我大量吸取西方思想和技法，加以熔铸，最后变成我们楚人的、风凰人的！”不止于此，他最后还要“让每一笔都姓黄！”

永玉这气概，可说是响当当的了。如此这般带着几分野气和霸气的吐纳作风，恐怕也只有楚人、凤凰人才会具备！

永玉今年八十岁了，还在兴致勃勃地创新。去年见他荷花画法变了，最近又见他画松有了新招。他说：“艺术家不要倚老卖老，再老，也得有点新进步。”信然。

顺带说一下，有人问及，永玉绘画，成绩斐然，为何还要不忘情于木刻、雕塑、诗歌、散文、长篇小说，甚至工艺美术设计，以至让人产生“抢我们饭碗来了”的嫌疑。这现象之所以产生，我想首先还在于他有着太多的人生经历、太多的情感积淀和审美感受，快把肚子撑破了，得充分表达，而形式各有所长，内容各有所宜，于是产生了依托多种艺术形式的“必要”。但“必要”不等于“可能”。这“可能”的实现，关键有赖于永玉对多门艺术相通处的感悟能力，有赖于永玉对每一门艺术技巧要领的把握能力，同时还得有超凡的精力和勤奋，才能出类拔萃，否则就只属打滥仗了。不过，永玉如此多处涉足，从深处看，还是与楚人吐纳百家、好越界扩张的性情相关。无独有偶，沈从文不是在还没有离开文学创作时就开始了古代漆器、瓷器研究了么！

若干年来，常见一些美术期刊或报纸上有人著文，大谈什么岭南画派、江浙画派，什么东北画家群、西北画家群，证明许多人都注意到艺术家特定风格之形成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了。唯独说及永玉，常只涉及他的幽默，甚至连带幽默的深沉处也不曾充分注意到，也有涉及他文章和绘画的，只觉得好得出奇，却常疏于考察其艺术秉赋的特征和渊源，于是只好大呼“天才”、“鬼才”，应酬过去，真可惜。

总之，永玉有幸直接从凤凰活生生的楚文化艺术中获取一份重情爱美的气质，吐纳百家的气概，从而为他的创作，特别是为他的绘画带来了气势非凡、活力充沛、情趣纵横、浪漫奇诡、惊采绝艳的一系列楚风楚式的特征。同时，又因他长期置身于进步的文化事业之中，走南闯北，广泛吸纳，也为他绘画注入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技法。以上种种，共同形成了永玉其文、特别是其画在总体风格上大异于当代同行们的深层根源。从美术史的角度看，永玉这风格独具的大量绘画，应属于灿烂的楚艺术的现代伸延和现代版本。而其本人，也因之成为一位楚艺术精神在当代的继承者和张扬者。像永玉这样有幸与楚文化艺术精神直接接轨的杰出艺术家，目前在中国还有哪些，尚有待发现，开展研究。我想，仅面对一个黄永玉，敏感的中国当代美术史家们也是应当有话可说的。

二、永玉和凤凰群体性格的关系(www.daowen.com)

与永玉交往，所得印象，最突出的是他的雄强尚义和幽默通达。这既是他鲜明的性格，也是帮助他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雄强尚义，是凤凰人的普遍性格，这与城区人大都是楚人后裔有关，更与当地数百年间都是大湘西一座军事重镇有关。沈从文曾将这种性格直呼为“楚人性格”。又因见其锄强扶弱、知恩必报、重然诺、轻生死、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种种表现，与《史记》中一些闯巷之侠、布衣之侠的作风近似，因而又呼之为“游侠精神”。这主要着重在那个“侠”字，而不在于那个“游”字。风凰这地方并非满城金庸小说中那类整天东游西荡，找岔子打群架的男女。凤凰男子大都是战士，社会要求他们具有的是楚辞中所提及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勇士性格。

永玉的雄强，除家乡传统影响外，也与他的独特经历有关。童年时代漂滩钻洞，打架逃学，待到外出谋生，颠沛流离，艰辛备尝，再之后，则长期在政治运动狂涛中过日子，种种折腾，养就了他不怕场合，遇事沉稳，宠辱不惊的气概。他说过：“我们凤凰人，面临大事时反而安静下来了！”他不见风驶舵，唯唯诺诺，惹翻了，拍案而起，“不瓦全”，破罐破摔有何不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永玉不像当地祖辈那样结成团伙，号称“军”，去打英国鬼子、打长毛反贼、打日本鬼子。他从事艺术，孤身一人，去打谁呢？打击小人，又常常下不了手。爱打猎，也不曾遇过老虎豹子。因此，他的雄强，在主动进攻敌人方面，乏善可陈。倒是遭人打击，被动抵抗的机会甚多。曾经有那么二十余年，属于知识分子经常挨打受骂，饱受欺凌的时期，特别是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势头，显然是要文化人的小命了。恰恰也就在这种场合里，永玉的雄强，有了充分表现的机会。

一次，中央美院受“四人帮”鼓动起来造反的学生，决心要通过触及永玉的皮肉来触及永玉的灵魂，当众对他进行一番羞辱。学生们用皮鞭头劈劈拍拍地抽打他，他任他们打，就是不叫喊，不求饶，不挣扎，不倒下，背上的血把衣都浸透了，他仍然顽强地站着，默默算着鞭子的数目，二百二十四下。回忆这事的人说，这真是一种震慑人心的雄强。那年代，对知识分子来说，活下来真不容易。一些人就活不下来，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被一阵拳打脚踢之后，便投北京太平湖自杀了。人们道路以目，永玉偶尔与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相遇，谁也不敢停下来说话，怕被人见及检举，惹出是非于对方不利，只是擦肩而过时，沈从文匆匆讲了三个字“要从容”。这就是我们湘西人、风凰人在危机面前的态度。永玉则把当时十分流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口号改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活”，用以激励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千万不可因活比死困难时，一时软弱，死了，让别人开心，还可为你加上一条“自绝于人民”或“畏罪自杀”的罪名。那环境下，你能拖队伍上山与万恶的“四人帮”对抗吗？只能是“不怕活”活下来等待“第二次解放”。“四人帮”倒台后，一次永玉同廖承志在一起。廖问：“听说你和四人帮作过斗争？”永玉答：“没有，我只是不曾求饶。”

至于在专业进取方面，永玉的雄强则表现为无论从事哪个门类工作，不做则罢，做就要争个第一流。且不说绘画，就说写诗，他第一本诗集在某年就获了个一等奖。之所以又来写长篇小说，其动机也许只是对小说质量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其雄强性格对他从艺的好影响，更重要的是让他顽强地坚持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在从艺路子的选择上，他不听文艺界以鸣鞭为职业的那伙人的吆喝，不扛艺术教条主义的顺风旗，也不在意艺术界同行出于狭隘门派观念对他的嘲讽和排挤。他走自己的路，而取得了独具一格的成功。

雄强，作为一种良好性格，需要培养。养成它，是一种目的，但毕竟不是最终目的。雄强要以义为引导、为归宿，才算走上了正轨。

永玉尚义，不过这义的内涵太宽泛了，受时代、阶级、政党、领袖的影响极大，这里不讨论。我想，根本一点，“义”至少是“利他”的。前面提及的风凰人锄强扶弱、知恩必报、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应当都属一种古典义行的表现。

在朋友间，义有着广阔的展现空间，有人问永玉，这辈子有何特别的感想，他回答，“遇见了许多好人”，“也错过了许多老人，因为动乱，自顾不暇”。他因对曾帮助过自己的长辈和朋友不能一一报答而深感不安。几年前，他得到六段从原始森林中弄来的巨大楠木，如此珍贵材料，用作什么好？最后决定在上面刻了《诗经·大雅》中《生民》篇中一小节诗。那写的是后稷的传说，后稷生下来后，被抛掷于陋巷荒郊，多灾多难，幸得牛羊飞鸟和伐木者喂养庇护而得以成长。永玉用这比照自己幸得师友诸多关爱而有今天，他要以此方式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感念。这六段巨柱，现如屏风般平列伫立于北京万荷堂的正中。

至于仗义的事，可说的也就太多了。且说最近一件。为了国学大师陈寅恪归葬江西庐山一事，他为之呼吁奔走，还拉了过去在江西作过领导的友人一起去，最近总算有了结果。陈寅恪的女儿见永玉如此热心，还以为永玉曾是自己父亲的学生。其实，要说有什么关系，其一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光绪初年在风凰任过辰沅永靖兵备道的道尹，后来又当了湖南省的巡抚，推行过新政。其二我想永玉对陈寅恪提出的一个学人应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主张大约深表崇敬。如此而已。

最近永玉几次谈及故乡长辈对“贱货”嗤之以鼻的事，认定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教育，给了他一把十分牢固的道德尺度。做人一定不能做“贱货”。何谓“贱货”我想无非也就是凤凰人常说的“不值价”，没份量的人。它的对应一面当然就是雄强尚义了。试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贱”之有？

雄强尚义确是好事，不过，它也有两重性。雄强尚义的人，坦坦荡荡，见不顺眼的事就要直说，一直说且要说完，无所遮掩，这有时就不免落得个“脾气丑”的坏名声。永玉的干爹朱早观将军，当年在延安被组织分配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工作，彭德怀都嫌他“脾气丑”，不要。幸得王震在湘西呆过，知道湘西人脾气丑是一种直率，其深处是一种忠诚，因此把他收留到三五九旅当了参谋长。永玉又一位同乡熟人刘祖春，曾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他夫人在家指责他：“你脾气太丑了，如不是早年去了延安，如今你这样，连科长都当不上的，还当什么部长！”

永玉不是也常被人在背后说他“脾气丑”吗？这“脾气丑”一旦落了个“抗上”或“抗革命造反派”的罪名，其危险也就可想而知。

更何况，雄强尚义，坦荡直率，如遇上阴柔小人，他可以很容易摸清你的底细，而你以己忖人，认为别人再坏也不会那么坏，岂料他恰恰比你想的更坏，这种情况下，你就得受到他稳、准、狠的打击了。这方面，永玉吃过许多次亏，只因秉性难移而屡教难改。东汉一则民谚有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勾，反封侯。”湘西人，特别是凤凰人值得警惕！

如果说，雄强尚义是永玉的鲜明性格，那么，幽默通达就不仅也是他的鲜明性格，而且还是他格外引人喜爱、独具魅力的因素了。

永玉幽默通达的性格出来，也与家乡群体性格相关。凤凰男子，曾长期将人生目的对准于当勇士、当将军，追求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对生死看得透，不怕鬼，也不怕自己当鬼，认定一切成败均悬于“尽人力而听天命”。因而，开朗、快活，多数时候还是穷快活。闲来无事，爱开玩笑，凤凰土话称之为“捏雀”，书面语则可用“幽默”与之对应。凤凰人极善于捕捉自己亲朋好友、长官幕僚、同学老师们的笑料，包括其人性弱点、思维错位、举止脱轨、机缘古怪诸多反常事象，稍作夸张放大，或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引人顿悟而爆发笑声。当地人雄强，开起玩笑来肆无忌惮，流于辛辣，不过，嘲笑中，有时也含有某种悲悯，耐人寻味。聪明的风凰人，还会将一些好的笑话提炼成歇后语，这歇后语也就成了这则笑话最简洁和最敏感的符号。另外当地人的幽默才能，渗入了古老的傩戏，其间人物，大都名义上是神，可一出场，便互相以揭露对方种种世俗化的笑料为乐，嘲人也自嘲，娱神也娱人，妙语连珠，堪称“捏雀”经典。这种种，也无疑使当地小孩，包括少年永玉，因耳濡目染，大大提高了自己机俏幽默的能力。

不过，对于永玉的“捏雀”或曰“幽默”，我们还当刮目相看。他十几岁离开凤凰后，满世界乱跑，见多识广，凭着家乡给予的一份“捏雀”性格作基础，对古今中外的幽默种种，自然极易领会吸取，土洋结合的结果，无疑大大强化了他捕捉笑料的兴趣，拓展了他发掘笑料的路数，也提高了他表达笑料的能力。更不容忽视的是，他显然还有了自己一套幽默的理论。在一篇《笑话散论》中，他说到讲笑话要十分讲究“语言巧妙的间架和节奏”。另外，还听到过他对幽默所作的有哲学意味的概括，说“正常状态失去平衡便成了幽默”。永玉可说是一位幽默专家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幽默方面，他也比家乡许多人强多了。

有人见永玉的笑话和故事层出不穷，令人绝倒，不免犯疑，这么多有趣的事哪会让他一个人遇上了？一定是他自己编造的。其实生活中可笑的，不可笑的，可笑中可哭的，可哭中可笑的事多得是，关键在于你自己有没有捕捉它的眼力，能不能看出它的种种妙处。换句通俗的话说，看你能不能与之“通电”。生活中许多妙趣横生的事，属于自然天成，人们是无法编造的。

关于幽默的用途，让朋友开心这点自不待言，永玉还说到“一个人要有幽默感才能自省”。又说“官僚主义才最怕幽默”。其实，小人和坏蛋更怕幽默，永玉不说而已。

若干年来，我们生活严酷的时候太多，一本正经的时候太多，永玉用一种雄强的、充满智慧的幽默，面对生活，面对朋友，面对传媒，让人倍感新鲜而快乐。

文革中，永玉住房为人霸占，全家挤住一小室，虽有窗，却为邻墙所堵，度日如夜。永玉乃挥动彩笔，画一当时尚属颇为时髦的大钢架玻璃窗，窗外繁花似锦，春光明媚，画悬墙上，暗室生辉。对这事，后来有人解释得颇为抒情，说永玉早在“四人帮”搅得全国一片黑暗时，便用这画“预示春日不远”了。我理解则比较简单，认为这是一种凤凰式的雄强和幽默在作怪，示意：老子就是能“画饼充饥”，穷快活，你奈我何！

永玉的幽默，自然也进入了他的创作，构成了他作品备受读者喜爱的一大惹眼特色。《永玉三记》、《大画水浒》、《吴世茫论坛》等表现得较为集中，而散见于他部分题跋、诗歌、散文、小说中的幽默，也同样显示着他洞察世象的机敏和表达上的刁钻古怪，“捏雀”非常，引人会心微笑，或拍案叫绝。

以《永玉三记》中的《罐斋杂记》为例，其中一组“动物短句”，用近于寓言的手法，借用不同动物的不同视角说话，将种种阴暗卑劣的人情世象，作了无情的嘲弄和鞭挞。其句子短得不能再短，其意味却浓得不能再浓。如羊的自白：“我勤于检点，以免碰坏人的大衣里子。”这极精细地刻划了被深度驯化和奴化了的人忠于主子的心态。至于老鼠自白：“我丑，但我妈喜欢。”毒蛇自白：“据说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有一副柔软的身体。”蜘蛛自白：“在我的上层建筑上，有许多疏忽者的躯壳。”等等。我想凡从“四人帮”统治下过来的人，都会懂得这些短句所指何物何事，它可不是什么一般的逗笑漫画，它包涵了许多深沉的痛苦，许多来之不易的智慧。它产生于那样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更是令人感到难能可贵。目前，对永玉这类作品的研究可说还未起步。

真正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若干年来，永玉历经磨难，可一份湘西人、凤凰人讲正义、讲正气的性情不改，遇上不宜讲的常忍不住要讲，不宜骂的也常忍不住要骂，加之一份幽默才气，出口成章，花样翻新，刁钻异常，诸如“我带你们去一一个人间天堂，不去的杀头！”之类，自然易使得某些自高自大惯了而又十分敏感的人以为是说了自己，哭笑不得，认帐不得，更发作不得，如吃闷盆，恨得牙痒痒的。偶尔，所招惹的人和事大了，自己一个小小老百姓，便不免因之沦为“刁民”，又或因年纪偏大，或因属于屡犯不改之徒，因而可呼之为“老刁民”。这一点，永玉自己清楚，弄到这个局面，惹事根由，确与自己湘西人、凤凰人一份雄强和幽默相关，于是自称“湘西老刁民黄永玉”、“凤凰老刁民黄永玉”确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表现。当然，这样自称，也包含了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了故乡，不要忘了故乡教给自己的一份操守。

不过，好在“刁民”或“老刁民”毕竟还属于“民”的范围，永玉一个手艺人，并无图谋不轨的野心，因此，当科学态度得到推进，好日子到来时，大家又可讲和，于是我们得以见到，最近悬挂于玉氏山房的一幅巨荷上的题名已自称为“凤凰八十岁老家伙黄永玉”了。

幽默谈过了，最后来谈一下永玉的通达。过去的风凰人都很大气，常具有一种军人豪气，一种大湘西首都人的意识。眼眶子大，自认什么人物没见过，什么场面没经历过！

沈从文和永玉也很大气，很通达。沈从文遇事能忍耐，让时间来作最后的结论。永玉遇到纠缠过自己、伤害过自己的小人则往往“宽容”了事。因为忙，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抓紧去做。不过，这不等于他能宽容法西斯、宽容“四人帮”。1957年在知识分子中大划右派时，沈从文和永玉可说在劫而逃，究其原因，还在大气。认为写不出、画不出，只能怪自己不行，怎么怪到人家党领导头上去呢？

不过，谈通达，真正的通达必定得有深厚的思想为基础。永玉的通达，不是什么皈依宗教的结果，不是什么主义灌输的产物，更不是什么经一两位贤达指点所成。他的通达，与家乡赋予他的一份大气相关，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相关，与他多年来接触的师友相关，同时，也与他勤奋读书，涉猎过中外诸多典籍相关。有人得知沈从文是他的表叔，猜想他从思想到艺术一定受沈的影响很大。其实，他接触沈从文是在一九五〇年之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真正对永玉产生广泛启迪的还是“五四”运动以来，为“民主”和“科学”思潮孕育形成的一份进步的左翼文化。青年永玉曾置身于一大批为救亡和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左翼文化人之间，相濡以沫，使他在信念上出现了新因素，看问题日益深刻起来。这种种，导致他严于律己，勤于学习，不轻薄，不腐化。后来读书日多，受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艺术精神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如受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的影响。狄德罗曾被恩格斯称之为“为真理和正义献出了整个生命”的战士。如受十八世纪英国讽刺小说家菲尔丁的影响。菲尔丁长于用讽刺手法揭露贵族和资本家的庸俗和虚伪。再如，十八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艺术，也是他极为喜爱的。总之西方诸多艺术家思想中尊重人、关怀人的鲜明倾向，被永玉用之于同中国古代诸子，特别是楚人重生命、重个性、重自由、“哀民生之多艰”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传统结合起来，与个人在大动荡时代的观察体验结合起来，形成了他自己一份独有的、具备着广阔历史视野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基于这精神，派生了他一种深刻犀利的社会批判眼光，也即他自己说的一种“看透了”的能力。他的作品《人子》、《天问》、《江上》，以及《永玉三记》、《大画水浒》、《吴世茫论坛》等作品中许多内容，还有部分题跋，都显露着他思想深沉透彻的一面。

永玉的通达，反映到为人处世方面，则表现为无论顺逆，他始终守持着一种平民身份，百姓心态，不折不从，坦诚入世。他既无忸怩作态，故作清高的名士气；也无低眉顺眼，讨好卖乖的奴才气，因而给人印象是真实、亲切、好理解，令人放心。正是这份通达，使永玉交友甚广，老的小的、读书的不读书的、在岗的下岗的、有钱的无钱的、有权的无权的、中国的外国的，其间均不乏知心者。特别是在处理艺术家和政治家关系上，他分寸极严，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朋友就是朋友，不涉其他。

通达，只有通达才能使自己的雄强和幽默不陷于小眉小眼的局面。只有通达，生活才能真正快乐，天天快乐，而不只是“节日快乐”、“生日快乐”。

曾有人想摸永玉通达的底线在何处，因而问他：“你怕什么吗？”永玉说过，自己曾做梦追鬼，鬼想翻越土墙逃脱，还要赶上去扯他下来，可见他是连鬼都不怕的人。那么，他怕什么呢？永玉答：“怕历史！”答得响亮，有深度。一个人没有历史感，雄强只会流于莽撞，通达也只会限于浅薄。不过，他一个平头百姓，有多少值得怕历史的？倒是政坛上的、文坛上的，几十年来，不少自以为能扭转乾坤的人反而被乾坤扭转了，由祟高变成了滑稽，有的甚至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些人才应该怕历史。永玉所说“怕历史”，显然更多的是表露了有幸见到历史对那些“庞然大物”如此无情，如此“现世报”而引发的无比开心！

关于永玉和凤凰的关系，我这样一个与他同街坊的人，谈论起来虽然占有了某种方便，但限于知识视野，目前认识到的，主要就是上述一些了。总而言之，从艺术气质上看，故乡赋予他的是一种“重情爱美、吐纳百家”的楚艺术精神；从性格秉赋上看，故乡赋予他的则是“雄强尚义、幽默通达”的游侠精神。两者相加，也就是“重情爱美、吐纳百家”，“雄强尚义、幽默通达”这十六个字而已。不过，这十六个字，既属他从家乡所得气质秉赋的简要概括，同时也可视为对他作品人品总体特征的一种粗线条的素描。

卑之，无甚高论！作此文章，目的之一，还在于抛砖引玉，以利于更多喜爱永玉的人对其奇幻多方、光彩夺目的艺术有个更切实、更深入的理解。

2003年8月6日于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