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州巩义市驱车，沿着新建成的开洛高速公路往南行驶大约半个小时，一些郁郁葱葱的覆斗型丘陵就逐渐出现在地平线上，与周围嘈杂的工地、翻斗车和新兴工业区极不和谐。“这些陵墓统称七帝八陵，除了北宋灭亡时被金朝掳去的徽宗、钦宗皇帝，从宋太祖到宋哲宗七个皇帝，再加上太祖赵匡胤的父亲，都葬在这里。”陪同我们的郑州市文物处前处长于小兴说。①

整个宋代皇陵区的面积大约是150平方千米，从孝义镇，一直绵延到蔡庄、常村与西村镇。在8月午后的烈日下，已经荒废成土堆的鹊台、角楼与石像生（神道石雕）稀疏地散布在农家的玉米地与杂草丛生的田野里，于小兴告诉我们，为了防止1996年永泰陵“客使”石像头被盗的案件再次发生，河南省文物局已经耗费巨资在这些4米高的庞然大物下安装了先进的警报装置，不过由于陵区面积太大，且常常开垦为耕地，所以无法对其进行系统保护。

靠近公路，位于蔡庄地界内的真宗永定陵算是保护开发最好的，好歹有一处简单的工作站，不过依然有劳作后的村民懒散地躺卧在石狮底座旁乘凉，享受一下短暂的午休。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千年以上的遗迹所承载的意义已经变成了一些记忆的碎片，“宋朝皇帝的坟”，是他们对陵墓的统称。

不过，在宋人眼中，这片靠近310国道，黄褐色黏土到处可见的土地并非是随意选定的，“按照宋代的五音利姓说，巩义最符合建‘阴宅’，赵姓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木生东方，阳气在东边的开封，所以皇帝必须在西方安葬，且陵区的地势必须东高而西下。巩义东南山多，峻极峰海拔1440米，比西北的邙山高得多，西有洛河北流，进入黄河。从堪舆学角度讲，南山北水，是富贵不断的地势。而且从太祖开始，宋朝许多皇帝就想把都城迁到洛阳，已经把洛阳称为西京，选定皇陵在临近洛阳的巩义，已经是在为迁都做准备”。

尽管如此，宋陵的风水并未给这个王朝带来足够的好运，1126年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攻破京城汴梁，也顺便焚毁了宋陵的建筑，并“小墓揭顶”，“大墓挖洞后缒绳而下”，公开盗掘。

南宋文人韩淲在《涧泉日记》中记叙，1148年南宋太常寺少卿方庭硕，乘出使金朝的机会，到宋陵查看时，发现各陵均被掘开，宋哲宗的尸骨竟露掷在永泰陵外，方庭硕不得不脱下身上袍服，将先帝的尸骨包裹起来，重新置放陵中，所谓“先帝侍臣空洒泪，泰陵春望已模糊”。南宋遗民的愤怒与悲伤，都浓缩为一句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此种悲剧的原因何在？常人一提起赵宋朝，无非是“丧师割地，积贫积弱”等笼统评判。笼统看，北宋南宋长达319年的历史记录中，的确充满了军事上的挫败和退却，和平与安宁不得不以“岁币”与“赐”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然而北宋的人口已达1亿以上，常备军力在11世纪中期之后，经常在百万以上。即便南宋覆亡前夕，汪立信仍上书贾似道，称江南之兵抽之过江“可得六十万矣”。无论契丹、女真还是蒙古，都无此庞大的人力。赵匡胤谓契丹精兵不过10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6万，而各地勤王之师已经在20万以上。

在装备方面，当时宋军已有三弓床弩、神臂弓、斩马刀等利器；盔甲也常常优于自己的对手，根据宋代《武经总要》所提供的图案，已有金装甲、连锁甲、明光细钢甲等样式。即便在北宋气运已衰的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拱卫京畿郑州（西辅）等四郡各有马步军2万人，为这支庞大军队所储备的粮草也达每镇500万（每一单位代表铜钱1000文），通过荥水输送。而传统意见称宋之岁币、军费使国库为之一空，也不准确。南宋经年向北提供岁币银绢50万，只占国家收入之一小部分，不过2%。《宋史·食货志》提及神宗朝各仓库物资都超过储藏的量限。

哲宗时，苏辙说：“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大体上的意思即金钱物资既已积蓄丰富，则要经常流通，经济的幅度才能宽裕扩大，彼此有循环性。1021年，北宋国家收入总数为15000万。根据当时折换率，以上总值黄金1500万两至1800万两之间。

试图彻底改变宋代屈辱的神宗赵顼于1068年登基。当时他年方十八，但已有了励精图治的声名。他一生的志愿乃是洗刷国耻，扫除北方边境的蛮夷之邦，光复中国的疆域。为此他在宫廷内建造了一批库房，又自作诗一首，以每个字为库房之名号：“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译成白话文，就是：“五代十国之间缺乏计谋，以致蛮夷戎狄猖獗。有创造天才的祖先创立朝代，企图挽回这种颓局，所以开设内殿中的府库，作为募兵筹饷的基础。我做曾孙的继承此业，岂敢忘记他的遗志？”当他与文学之臣王安石对谈时，因为两者都志在调动经济力量以充实军备与国防，所以一见如故。(www.daowen.com)

然而，为期九年的“熙宁变法”最终告于失败，王安石两度入阁，两度罢相，后被授予无关紧要的尊贵头衔“荆国公”，在金陵度过晚年。虽然王安石本人“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却仍然无法明了失败的真正原因：商业资本无法在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其官僚机构无法保障财产权，又缺乏弹性和现代功能的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最先进的部门如果无法与农业基础和衷共济，则只能成为拖累。

宋人既然不能产生这样的历史眼光，就只好不断地把责任归咎于个人道德，并企图从中寻找出路。在北宋皇陵区可以远眺的峻极峰下，就是程颐、程颢兄弟曾经授业的嵩阳书院。这里之所以成为北宋理学发源的中心，无疑与它处于西京洛阳与二程故居伊川之间的地理位置有关。

虽然书院经过历代士人“毅然修葺，读书于内”的举动，宋代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然而仍然不能抵挡游客们高昂的兴致，过了山门，就是面阔三间，祭祀孔子的先圣殿，以灰色筒瓦覆顶，青砖搭建而成，管理部门还专门安排了女工作人员姚飞科在廊下抚琴，以飨来客。

于是在婉转的丝竹之声中，先游历一下画有“程门立雪”掌故的讲堂，再凭吊一下书院东角的“二程手植槐”和汉武帝御封的两棵“将军柏”，最后登上位于最后一进院子里，修于清代康熙年间的两层藏书楼，在导游的讲解中读读焦钦宠所题的七言诗“书院藏书书有楼，楼环三色望中收，不才幸坐春风里，立雪程门许我游”，似乎也算是一次“理学速成班”了。

不过理学在北宋当代的名声并不见佳，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认为，它不能与宋初富于战斗精神，对形而上学不感兴趣的范仲淹与胡瑗相提并论。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颢因与王安石冲突而被放逐，程颐则与苏轼意见相左而遭贬官。

不但神宗皇帝，一般士人也不习惯他们的僵硬作风：“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

似乎除了为先哲立祠堂，注解古书，理学家的作用就是将反对者称为“小人”“奸党”。在南宋偏安东南后，诸如陆九渊等理学后继者甚至比二程和朱熹更为激进，他们认为只要发现道德之理，省察内心就可以“万物皆备于心”，不需要对外部世界有所研究。

直到元朝大军逼近临安时。理学家的做派还是“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这样的滑稽现象虽不能说明二程开创的学派为“狭隘”或“反动”，却说明宋代知识分子无法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众多方面打开局面，才不得不主张反求诸己，内向闭塞，认为“人欲”与“天理”相违背，君子必须“主静、主敬、慎独”。这种拘谨作风，甚至影响了之后中国社会整体的性格，使之趋于保守内向……

【注释】

[1]本文作者朱步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