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小杉一雄认为，宋瓷“才是贯通古今东西，人类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关于瓷，最有名的诗句来自宋徽宗对美的定义。“雨过天青云破处”是他做的一场梦，这诗也可能是柴荣所做，但大量的文献记载都把这句话送给了极大提高官窑青瓷标准和质量的宋徽宗，因为他追求极致美感的形象深入人心。探讨宋徽宗的日常生活，会被“兔毫连盏烹云液”的精美茶盏所吸引，会为“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的茶花而感叹。宋徽宗的专著《大观茶论》要求，茶盏尚青黑，有玉毫条达，用水需清轻甘洁。由此，确立了品茶的最高表现形式，而突破了饮的界限。

再说北宋官窑，这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宋代官窑瓷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这就是宋徽宗赵佶的创举。官窑严格按照宋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以仿三代青铜器和古玉器为主，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使产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成为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的一部分。这些带着文化密码的瓷器在当时还只是皇家日用品，而离宋徽宗眼中的真正艺术之美的距离还非常遥远。

什么是美？如何定义？对于美的前所未有的热衷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无论中国、日本还是全世界，有一种布迪厄所谓的“被身体化的嗜好”，也就是中国文化密码，这种密码很容易就追寻到宋徽宗身上。回到当时的现实，宋徽宗的书法和画作并不仅仅因为他是皇帝就能得到浅薄的奉承与认可，他经常赐给大臣大量书画，有时受赏者多达六十人，但朝野之人无不互相奔走，只求一观。到了南宋，流传在外的徽宗书画已寥寥无几，到乾隆时认真求索，徽宗真迹也屈指可数，且大多藏于宫廷，世间难得一见。

宋徽宗以瘦金体写给地方学校的文章和蔡京的题字一起刻碑，送往全国的学校，御笔诏文在全国勒石竖碑，作为君王与臣民相互沟通渠道，借此向全国臣民布达关于新政与道教的思想。宋徽宗那独特的瘦金体御书，更展示了他的天生才华与无比魅力。伊沛霞认为，赵佶是用自己的书法艺术力图表明，自己才是政治舞台的主角。这与他以往被塑造的形象有了巨大的不同。(www.daowen.com)

什么是美的表现形式？宋徽宗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回答了这个问题。书法、茶、画、收藏、园林，中国文化被津津乐道之美，都在赵佶的日常里。宋徽宗以自己的创作、标准和品位来发展艺术，这些美的表现形式，流传了漫长的岁月，被一代接一代文化精英、士大夫为主体的审美者乃至今天的平民百姓继承延续。即使宋徽宗是一个如此失败的皇帝，但艺术史、收藏鉴赏史的力量，逐渐积累下来的却是文化的认知。

恒久典范的建立、对规范的追求、对秩序的重视，如果仅仅以“美学”来概括宋徽宗的作为，显然过于简单化。赵佶登基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管理帝国臣民的信仰。他对礼乐制度的建设有很高的期待，欲通过礼仪制度建设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现在中国大部分神的性质、名称都是《政和五礼新仪》制定的。从朝廷到普通家庭，采取的是完全同一的标准。如此详细制定礼仪规范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过。王国维说：“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宋徽宗第一次把古礼器青铜器集中定义，内府所藏青铜器达到800多件。中国知识分子的收藏热由此开端。

北宋中期，党争延续了三十年，进行到了宋徽宗的时代，新旧党已经发展到用一套相同的极端话语体系来互相攻击“忠、奸、正、邪”。然而，宋徽宗却与他的祖父、父亲不同，他希望走上古圣人的道路。神宗时期，君王所关心的是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关心如何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到徽宗时期，君王所关心的更多地转向礼制文化，力求达到“上古圣王”的目标。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徽宗从“上古圣王”的政治概念中引申出施至治之权，行有为之政，试图全面改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