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是这样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19岁继承兄长的皇位，仅仅六周后，他就对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开始了“不美”的抱怨。当时的宫墙用了翠毛装饰，如同珠宝首饰一样精雕细琢，这样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父兄打造的奢靡审美却并不符合宋徽宗的品位。

当时的北宋历经了澶渊之盟带来的百年和平，从欧阳修以降，到王安石、苏轼等最著名的政治家们，不仅仅有许多出身平民的布衣宰相，而且都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青年一代”。一个人在宋朝的人间社会如何生存，这样精神层面的问题，儒家在北宋时还没有提供答案。后世人喜欢在“文艺复兴”的思路上寻找当时这些英才们的思想光辉。以“唐宋变革”来看，宋进入“近世纪”，不再是唐代贵族氏族社会，中央集权制里，皇帝本身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官家”这个称谓透露出，皇帝已经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

宋徽宗的人生尝试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北宋知识分子从程氏兄弟到王安石父子到苏轼兄弟，有一种摆脱黑暗、再现黄金时代的气概。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者伊沛霞认为，这种风气是一种理想主义。“面向未来，治理现在。这是经济大好时代的表现。”

从这时开始，无论新旧两党，都拼命赞美皇帝以尧舜为榜样。诚意、正心、修身，这些品格成了皇帝和士大夫都需要秉承的伦理道德。神圣王失去了市场，哲人王成为现实。皇帝成了上司，不是君临下界，而是与自己具有相同人间本性、服从同样伦理规范的领导者。

站在当时人的角度，宋徽宗完全符合一个时代偶像的要求：优雅、博学、多思，具有艺术气质而非孔武有力。“男性的精致文雅的新潮流”，是有宋一代的“转向”，从追求“大丈夫”到崇拜文人，而这个时代转向的代表人物，就是宋徽宗。

赵佶15岁封端王的时候，已经融入开封最富有的收藏文化圈。神宗的驸马王诜和赵佶最要好，也是“西园雅集”的组织者，他给端王送梳头篦刀的同时送去了高俅。米芾、李公麟等都是端王的朋友。赵佶少年时就已声名远播，“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佑陵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砚、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十六七岁少年成名，作文词妙图，相比与他同时代的皇家子弟，“不凡”这样来自后世的赞美，对应的是他未登基时前朝宰相给出的“轻佻”评语。(www.daowen.com)

神宗熙宁年间，皇亲国戚月俸七万多，官员四万多，这还不包括公家报销。那时，很多东京的高楼、名园都属于私人，奢侈的建筑、宏丽的花园比比皆是，木材市场兴起，《营造法式》诞生。宋王朝大兴土木，装点盛世，一时之间，高收入和高消费使文化欣赏变成了北宋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在都市空间里，人工创造自然、享受自然，筑山、挖池，用迷你山林，塑造倒错的日常，这就是一千年前从开封到洛阳的热潮。司马光的独乐园，就是洛阳十七名园中的一个。

除了园林之热，还有对于石头的狂热。米芾的奇石就极多，他在任时因为不问工作受到诘问，结果他一块接一块变戏法一样地从袖子里拿石头出来，让对方崩溃迷惑了，忍不住大叫：“太美了！给我一个。”在一个石头里看出大自然，宇宙、神灵寄托于一石，正是时人最热衷的信仰，后来这也成为日本“枯山水”的源流。

在理学尚未禁锢人心的时候，宋朝就是这样一个倡导心性和修养的时代。对于至情至性的宋徽宗，元代修宋史的脱脱的评语是“诸事皆能”，就是不会当皇帝。到了现在伊沛霞的研究时代，一千年来对于宋徽宗的评价出现了新的论点。

伊沛霞认为，宋徽宗这种对于艺术的极致追求，背后无不包含着政治和思想的诉求。宋徽宗面对的是一个升平之世，北宋社会稳定繁华，经济生机盎然。无论是士人阶层淡泊自然的理趣意旨，平民社会的道德伦理诉求，还是中央集权对国家统治的纵深程度都远超于唐，而宋王朝对外的文化影响空间辐射亦远超其国土面积。尽管宋徽宗也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壮志，但相对于政治军事上的开拓，他更在意的是迈出以规范来定义“美”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