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一生的行走路线，除了“北狩”，都几乎留在了京畿地区。对于宋朝皇帝，他们大多一生留在宫禁中。而与此相对的是，宋朝文人开创了大量山水游记和绘画，在更广阔的社会里，旅行在宋朝成为最流行的生活方式。这是宋徽宗人生中唯一未曾涉猎的领域。但伊沛霞观察到“徽宗发现了许多方式，使其生活不需要通过远行也能变得有趣和愉快。他的宗教和审美诉求，都是为了使其世界不至于太小。道教的宇宙图景绝非狭隘和有限制的。假设徽宗能够有规律地出巡，以检阅他的军队，和在现场同他的将军们交流，也许他将会对于如何同女真的统治者阿骨打协商，有一个更好的直觉，又或者他可能会对哪一位将军能够胜任有更好的感觉”。

春天，金明池开池了，宋徽宗就让蔡京扩大池子，更加大张旗鼓地娱乐起来。金明池最初修建，是太宗用于操练水军的，以三万五千人力建成，引入金水河。后来，金明池失去军事意义，逐渐演变成一个市民游乐园，主打节目为“水嬉”，即具有表演性质的水战。澶渊之盟后，天子游幸金明池和上元节宣德楼观灯等一道，成为雷打不动的国家级盛典。这给宋徽宗更多的游玩内容，每年三月一日开池，他的车驾就天天准备好前往，一般三月二十日是他的固定前往日期。宋徽宗会带后妃们去观看水嬉，在自己身边设彩棚。水嬉活动在汴京，有点类似今天拉斯韦加斯、西湖的水上表演。百戏乐舞、杂剧等，共组成九项表演。水上百戏有“大旗、狮豹、神鬼、水秋千”，类似今天的演员从秋千上跳水的活动，水上乐舞是普通表演。

此外，金明池也成了各种故事、传说和乐趣的发生地。有一次童贯败兵，为朝野所笑。甚至，教坊来三四婢演戏，各梳不同头髻，其中扮“童大王”的居然说自己是“三十六髻”，这是“走为上计”的戏眼，居然可以当着徽宗、童贯、蔡京的面在内府里表演，可见当时风气之开化程度。宋徽宗自己也是表演欲极强，即便被臣子、道士讥讽嘲笑，也全不在意，反而开心。蔡攸说他“好个神宗皇帝”，他就鞭打对方说“你也好个司马丞相”。

有宋一代，社会氛围是奢侈富足，却不是淫靡颓丧，而是绚烂辉煌。艾朗诺发现在徽宗近三百首关于宫廷生活的诗篇中，几乎没有描写宫廷妇女生活苦闷，即所谓“宫怨”方面的题材。宋徽宗把后宫生活描绘得富贵、快乐和悠闲，他有八十几个子女，“后宫宫女无多少，尽向园中笑一团”。我们能看到的是，在他的宫词里，宫女们学习射箭，打球，玩选仙，这种被书写下来的理想化宫廷生活，艾朗诺认为有其“先发制人”的用意。诗篇中强调的美与善，相互协调，在徽宗看来，对善与仁的追求，本身即体现了人理之美。

宋徽宗“天下一人”花押(www.daowen.com)

作为宋代超级明星，宋徽宗赵佶给自己设计的签名是“天下一人”。这一个字看起来像个没连上的“天”，有时候脚伸得特别长，有时候又特别短，像个得意扬扬的戴帽子的小孩，却怎么也不愿意“出头”，是最著名的“花押”。^[2]每年年底，就是宋徽宗最盼望的时间。他是正统社交控，大聚会的组织者，首都绝对的主角。他本人带头簪花骑马，让士大夫们在东京的夜晚更加自由。宋代本来就每年有大型庆典三次“春、秋、圣”，各地老百姓从士大夫到农民无不游乐，繁华盛景吸引的仁宗的宫女听到宫墙外的热闹还要抱怨宫里冷清。到了宋徽宗，干脆从每年的腊月一开始就准备，一直玩到正月底。

作为研究宋代开封的最重要的叙事和图像史料，《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二者都是以宋徽宗时代为历史背景。后人对于宋代社会生活的论述和描绘，在有意无意之中也多是以徽宗时代作为样本。郑振铎说中国绘画史必定以宋这个光荣的时代为中心。宋徽宗身上集中的光芒，在后世越来越彰显，以至现在的任何一种流行的美学、高雅的生活方式，都有宋徽宗的影子。身为人的个性和灵性，赵佶在皇帝的位置上不仅没有被压抑，还利用自己占有的绝佳公共资源，彻底大鸣大放了一回。

政和五年，也就是1115年，宋徽宗从十二月二十九就开始期待新年，大放元灯。他觉得观民风、察时态对于自己这位“有道明君”来说就是一个主要任务。到宣和五年，鳌山灯一直从腊月初一放到正月十五，要提前一个多月准备，创下中国节庆史纪录。之前的赵家皇帝还要打与民同乐的旗号，声称自己并不好游玩，而赵佶把“玩”变成了正经的口号，“宣和与民同乐”，大牌子就挂在灯山上，辉煌夺目。

御楼观灯，他让老百姓尽情靠近。上元节，他特许士女接近自己，不仅对皇帝随便看，还赐酒一杯。一女窃取了饮酒的金杯，结果被卫士发现押到他面前，女子当下立诵《鹧鸪天》，工整又坦白，说自己喜爱节庆的美好，与丈夫携手观灯却失散了，“归家唯恐公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将金杯赐予该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