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有两处以樊楼为场景。一是第七回，陆谦为让高衙内得手林冲娘子，计赚林冲去樊楼吃酒：“当时两个上到樊楼内，占个阁儿，唤酒保分付，叫取两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案酒。”

一是七十二回，宋江元宵上东京，刻画更为细致：“出得李师师门来，穿出小御街，径投天汉桥来看鏊山。正打从樊楼前过，听得楼上笙簧聒耳，鼓乐喧天，灯火凝眸，游人如蚁。宋江、柴进也上樊楼，寻个阁子坐下，取些酒食肴馔，也在楼上赏灯饮酒。吃不到数杯，只听得隔壁阁子内有人作歌……宋江听得，慌忙过来看时，却是九纹龙史进、没遮拦穆弘，在阁子内吃的大醉，口吐狂言。”

樊楼是北宋最豪华的酒楼，位于东京宫城东华门外景明坊。大约北宋后期，当时人已经不太明了其得名的来由，想当然以为是酒楼老板的尊姓。以至于《醒世恒言》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硬派樊楼店主叫范大郎，用意大概也是“范”“樊”同音。

据研究者说，这篇以樊楼为背景的小说也是宋元话本，但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做樊楼”，则是方向性错误。金明池在开封外城西郊，而樊楼则在里城东面，两者一东一西，毫不相干。实际上，樊楼所在地，本是商贾贩鬻白矾的集散点。可能原先是矾行的酒楼，也有可能后来在这里盖起了酒楼，于是就称矾楼，也叫作白矾楼。日久天长，才讹传为“樊楼”，后又改称丰乐楼，但总比不上叫樊楼来得响亮。

樊楼算得上是东京的百年老店，至少在宋真宗时就已名闻遐迩。据《湘山野录》，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真宗为日本国一佛寺赐额。朝辞日，日本使者临时要求再赐一篇寺记，张君房是最合适的作者。但当天张君房不当值，“醉饮于樊楼，遣人遍京城寻之不得”。

樊楼有常备的自酿好酒，名叫“眉寿”“和旨”。据宋代档案记载，当时，樊楼每天上缴官府酒税就达二千钱，每年销售官酒竟至五万斤。后来老板转手，酒楼新主“大亏本钱，继日积欠，以至荡破家产”。对此，因为不是国有资产，国家尽可以不闻不问，但国库缺了一大笔酒税，宋仁宗还是十分在意的。

天圣五年（1027），中央财政部门收到一道诏令，大意是说，谁愿意承包樊楼年销五万斤的酒税额，就可以给他划拨三千家京城的小酒店，作为酒类专卖的连锁店。从皇帝的亲自过问，也可见樊楼在东京酒楼业中的龙头地位。

当然，樊楼之外，东京还有些著名的酒楼。例如丽景门内有一家酒楼号称“无比店”，原是参知政事赵叔平的宅第，他致仕回乡后，这里就改成酒楼，“材植雄壮，非他可比”，当时谚语夸耀说“酒苑叔平无比店”。在天汉桥下有一家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开的王家酒楼也相当有名，学者刘攽有诗说它“道旁高楼正嵯峨”，而经营的场面则是：“白银角盆大如斗，臛鸡煮蟹随纷罗。黄花满地照眼丽，红裙女儿前艳歌。”器皿都是银质的，南北各味菜肴应有尽有，还有娇艳的陪酒女郎。尽管如此，构成东京餐饮业地标的，还得算是樊楼。

东京酒楼的格局，据《东京梦华录》记载，面朝大街的门口都扎“彩楼欢门”，欢门就是大门楼，用各种彩色饰物装点门面。这种门面装饰最早出现在东京酒楼，其后各地大型酒肆、食店、茶楼，也都争相仿效。而节日的欢门彩楼，各家更是花样翻新，别出心裁。

据孟元老说，汴京“中秋节前，诸店都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而九月重阳前后，以菊花妆点门楼，则成为东京酒楼的一道风景线。走进门楼则是院落或主廊，底层是散座，这些去处称作“门床马道”，档次不高。有身价的都往楼上招呼，那里是当时称为“小阁子”的包厢。一到晚上，“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不过，据《都城纪胜》说“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买欢，则多往其居”，说的虽是南宋临安的行规，北宋东京当也如此。

东京一般酒楼仅上下两层，唯独樊楼，在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改建为东西南北中五座三层的主楼，《水浒传》中宋江喝酒时应该还是改建前的老楼。新樊楼各楼之间用飞桥栏杆，明暗相通，朱额绣帘，灯烛晃耀。改建完工重新开张的头几天里，最先光顾者赏以金旗，以招徕宾客。

每到元宵灯节，樊楼顶上每一道瓦楞间各放莲灯一盏，把樊楼点缀得分外靓丽妩媚。其中西楼，后来禁止酒客登临眺望，这是出于对皇帝安全保卫的考虑，因为从西楼俯瞰下去就是大内。据《水浒传》的蓝本《宣和遗事》说，樊楼“上有御座，徽宗时与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敢登楼”。似乎有理由推测，西楼可能因此而谢绝了外来客。

樊楼西楼借景于大内，北楼则可以凭眺艮岳，再加上相去不远的州桥夜市与汴河游女，市口十分优越。此即当时诗人王安中所吟咏的：“日边高拥瑞云深，万井喧阗正下临。金碧楼台虽禁篽，烟霞岩洞却山林。”樊楼因原就是京城酒楼老大，“饮徒常千余人”，改造以后，不仅其本身生意兴隆，也带动了周围店肆的人气。连樊楼旁的小茶肆也“甚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济楚，故卖茶极盛”，茶都卖出了好价钱。(www.daowen.com)

而许多宋代话本就以樊楼作为敷衍故事的主要场景，其中的描写倒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例如，《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引一首《鹧鸪天》词为证：

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

由于名闻遐迩，京城第一，樊楼成为达官贵族和富商阔佬摆谱的地方。《齐东野语》记载了一则樊楼逞富的真实故事。说一个叫沈偕的吴兴阔少，狎游京师，追求一个身价“甲于都下”的名妓。有一天，带她上樊楼，对楼上千余酒客说：你们都“极量尽欢”，最后我来买单。“至夜，尽为还所值而去。”沈偕的豪奢之名传遍京师，不言而喻，那些摆足身价的名妓也“唯恐其不来”。

当然，酒阁赋词，粉壁题诗之类的雅事，在樊楼也是不少的。政和进士黄彦辅酒酣樊楼，赋《望江南》词十首，歌咏樊楼之月，都人聚观，称其为“谪仙堕世”，词名大振。诗人刘子翚少年时代也曾亲历过樊楼盛况，他有《汴京纪事诗》记樊楼云：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南渡以后，宋室君臣“直把杭州作汴州”，在西湖边又造起了名为丰乐楼的大酒楼，其瑰丽宏伟，“上延风月，下隔嚣埃，遂为西湖之壮”，而丰乐楼正是樊楼在北宋末年的正式名称。刘克庄曾经悲怆地赋诗：

吾生分裂后，不到旧京游。空作樊楼梦，安知在越楼。

不知道他是否有感于临安丰乐楼而作。刘子翚还有樊楼的回忆，包括刘克庄在内的更多南宋人连这种的幸运都没有。

樊楼成为宋代酒楼业的样板，各地酒楼在经营风格、布置格局上，都纷纷仿效。宋代话本《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写到靖康之变后金人在燕京建造的秦楼道：“原来秦楼最广大，便似东京白矾楼一般。楼上有六十个阁儿，下面散铺七八十副卓（桌）凳。”

大概到南宋后期，樊楼几乎成了酒楼的代名词。宋元之际，姚云文有词云“疏狂追少日，杜曲樊楼，拼把黄金买春恨”；黄溍也有“春风樊楼醉，一笑百斛珠”的诗句。这里的樊楼，明显指一般酒楼，而且还带一点儿青楼烟花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