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原汁原味的唱词已杳不可寻，但只有了解词在宋代特殊的演唱环境与演唱群体，才能理解宋词特有的风格。正如学者张鸣在《宋代词的演唱形式考述》一文中，由前文所述那个关于柳词与苏词区别的著名故事中所发现的，不同风格的词，需由不同的歌者以不同方式演唱，在“乐、辞、唱”一体的曲子词中，宋人把“唱”放在了关键的地位。

词在宋代的演唱主要分为小唱、群唱（群讴、合唱、齐唱）、歌舞演唱等几种情形，其中以小唱最为普遍，从勾栏瓦舍的商业演出到皇家宫廷宴会，官府宴会、士大夫的雅集聚会以至家宴，无不采用。所谓小唱，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的解释为：“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

手执拍板，浅斟低唱，确实非常适合佐酒清欢。事实上，在唐代青楼中喝酒娱乐时所唱的词，主要目的在于劝酒。不但许多词牌与酒有关，每句词背后还保留着“举杯”两字，可以推想，大概是唱一句喝一杯的意思。

到了宋代，不论在民间的红灯区，还是士大夫家中，词依然伴随着酒宴娱乐演出。某种程度上，这与今天的情形没有太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今天没有彼时士大夫所养家伎一说，更没有当时上层社会公开的对色情的开放程度。然而，在宋代，唱曲子词逐渐形成了以女性演唱为本色的传统。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在名为《品令》的词中，调侃一位擅长唱词的老翁：“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可见当时虽然尚有男性歌者，但在宋人看来，唱词应该由唇红齿白、娇柔漂亮的女孩子来唱才好。

特殊的演出场合——酒宴歌席，特殊的演唱者——娇柔女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宋词的风格，必然偏于婉约柔媚。其实，早在后蜀宫廷豪门那些为歌而作的词便是如此。花间词人的代表温庭筠，依附豪门为以女性为主的教坊乐工填词，为了适合演唱者的身份，“以男子而做闺音”，专写女性视角的伤春悲月及对爱情的想象。

到了宋代，无论是市井的青楼酒肆，还是士大夫的家宴，对曲词的需求都大大增加。席间被歌伎索词，俨然成为一种酒宴文化，而即席演唱某位在座客人的词，显然也是一件令宾主双方都感快意的风雅之事。柳永的好多俗词，就是为歌伎而写的即兴之作。

苏轼在杭州做太守时，更给所有官伎每人写了一首词，离任之时，有位官伎说尚未给自己写，我们这位才情无限的大文豪，很快也给她写了一首。因为是写给席间某人的即兴之作，在词作中便要加入符合其身份的应景之语。一次，苏轼与外甥们在永安城楼上赏月喝酒，在座客人中刚好有善吹笛者，酒兴大发的苏轼很快“援笔作乐府长短句，文不加点”，在这首名为《念奴娇》的词中便有“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之语。(www.daowen.com)

在贾文元担任大名府太守时，一次以官方宴会接待欧阳修。宴会上，官伎特意演唱数首欧阳修的曲词劝酒，欧阳修听得高兴，连连满饮。

有的时候，实际的现场演出效果，也会对词的内容产生直接影响。史料记载，南宋宋理宗时，太子有次请皇帝皇后赏花听曲，唱的正是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乐伎才唱了一句“寻寻觅觅”，理宗听得不耐烦，打断乐伎：“这首词太愁苦，换一首吧！”太子随即下令陈郁现场填词，便是那首歌颂太平的《快活声声慢》：

澄空初霁，暑退银塘，冰壶雁程寥寞。天阙清芬，何事早飘岩壑。花神更裁丽质，涨红波、一奁梳掠。凉影里，算素娥仙队，似曾相约。闲把两花商略。开时候、羞趁观桃阶药。绿幕黄帘，好顿胆瓶儿著。年年粟金万斛，拒严霜、绵丝围幄。秋富贵，又何妨、与民同乐。

这首华词丽句歌颂太平的应制词，与原作风格迥然不同，但无疑更适合当时欢乐祥和的赏花活动。在酒筵歌席的演出场合下，像“大江东去”那样的豪放词，得到的演出机会注定很少。事实上，即使以豪放词人著称的苏东坡，所存的350多首词里，与酒筵歌席无关的词作也仅有40多首，其中真正能称上豪放词的不过七八首。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吴世昌否认宋词中有所谓豪放派的存在。豪放与否，无可置疑的是，在苏轼、辛弃疾等人的推动下，作为独立文体的词，案头属性越发明显。也正因此，当一代之新音乐成为过眼云烟时，那些寄托无限深情的词作，依然被人们传诵不已。

宋　马远　《华灯侍宴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注释】

[1]本文作者艾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