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词写得少，北宋初年的士大夫们却迎来了一个堪称境遇最好的历史时期。这一切都源于国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所形成的官员文化。被身加黄袍的太祖，最为清楚拥兵自重的下属对皇权的巨大威胁，酒宴之后对权臣的一番话“多积金、市田宅，歌儿舞女以养天年”，自此成为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同遵从的圣训。如此，国家用官员的富贵生活换取皇权的集中，士大夫们也乐得以奢华的生活，换取皇帝的放心。

清　王素　《梧桐仕女图》

据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的考证，仅就官俸而言，宋代比汉代增加近十倍，比清代也要高出两倍至六倍。此外，宋代对女色非常开放，皇帝不但公开鼓励大臣在家多蓄养歌伎，有时候甚至亲自出面代为操办。

史料记载，仁宗时期的名相王曾，少时孤苦，不近女色，家中妻妾不多，皇帝得知后便派宦官买了两个女人送去。还有一次，宋真宗派人察看大臣们退朝后的行为，结果发现大家全在喝酒娱乐，只有晏殊兄弟在家闭门读书。真宗第二天公开表扬晏殊，没想到对方回答：“我并非不愿宴饮游乐，只是因为刚做官，家贫无钱。”皇帝因其诚实，反而对晏殊更为重用。

北宋　王诜　《绣栊晓镜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时风使然，许多权臣官员家中都蓄有家伎，除此之外，各级政府还有负责接待官方宴会的官伎，而市井之间的酒肆乐坊之中则有所谓私伎。随着范仲淹、晏殊等当时的名流都开始写词，士大夫对作词的态度悄然发生着变化，虽然仍将其视为乐府末造，不登大雅之堂，却已然不以为意，在酒宴娱乐席间，越写越多。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宋朝大概是唯一一个在口头上也不强调勤俭节约的王朝。上层士大夫普遍奢华生活的背后，是作为支撑的繁盛的商业经济与市民文化。汴京在内的大型城市的繁盛，除了发达的漕运，还得益于打破了唐以来坊市分区的硬性阻隔。北宋汴京城内允许面向大街开店，与民居错落交杂。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诏令解除宵禁，汴京很快出现通宵达旦的夜市。

酒肆乐坊等娱乐场所带来的词作需求，同时在极大刺激着宋词的繁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决定了宋词本身就是一种都市创作。“与诗歌不一样，陶渊明跑到农村待着也可以写诗，词就不行。到了南宋有一点改变，一些特别有创造力的词人如辛弃疾也会写农村题材的词，但并非主流，真正待在农村写词的人一个也没有。”诸葛忆兵说。

第一个大量写作都市风情与市井生活的词人，非柳永莫属。柳永曾在汴京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四处奔波，对当时的杭州、苏州、成都等大城市也颇为熟悉。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蒨。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

——《倾杯乐》

这写的是汴京元宵佳节的繁盛景象。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望海潮》(www.daowen.com)

这是对杭州富庶繁华的生动描绘。据说，这首词传布甚广，后来被金国皇帝完颜亮听到后，“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在诸葛忆兵看来，柳永的都市风情词，有粉饰太平、方冀进用的考虑。但当他屡试不中后，渐渐对科举不满，反映在那首著名的《鹤冲天》中，就是满腹怀才不遇的牢骚：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据说，仁宗听到这首词后颇为不悦，特意让他落榜，并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索性从此自称奉旨填词，写下大量为妓院乐坊歌伎而作的俗词。

柳永用直白热烈的语言，写下的大量描写市井生活的俗词，也让他为当时文坛名流欧阳修、晏殊、苏轼等人所不待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马东瑶认为，这与主流词坛的创作观念有关，“当时的高官欧阳修、晏殊、苏轼等人，受南唐词影响较大。之前后蜀、南唐两个写词中心，西蜀的词多为应歌之作，拿给歌女唱的代言体；南唐代表词人李璟、李煜、冯延巳等人，则属于不用应歌谋生的上层社会，所写之词更多属于自发抒发，用词也比较典雅，所谓‘诗客曲子词’”。

由此带来的雅俗之辩，在词史上留下多段公案。一方面，晏殊、苏轼都曾对柳永《定风波》中类似“彩线慵拈伴伊坐”之类的俗词表示不屑。另一方面，懂行的苏轼对柳永的雅词则颇为肯定，甚至将其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与写作标杆。宋人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苏轼问一个善歌的幕士：“我词比柳词何如？”那人答道：“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后为之绝倒。

金　武元直　《赤壁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词到了苏轼手里，境界真正开阔起来。在宋人一般观念中，词为“诗余”“小词”，马东瑶解释，“小”既包含着文人的轻视，也是相对于当时的“大曲”（大型组曲）而言。苏轼将词视为“诗之苗裔”，“以诗为词”写一切题材，真正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在马东瑶看来，苏轼对词看重的重要标志，是用词来写悼亡这样严肃的内容，这就是那首著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元丰二年（1079），由于“乌台诗案”，苏轼被贬黄州，仕途遭遇毁灭性打击，没想到却自此改写了宋代文学史。黄州五年，苏轼仅写作100多首诗，却寄情于词，写下包括《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内的大量名作。其间苏轼的心理颇可玩味，一方面他不轻视词，一方面也受了之前写诗的教训，觉得写词相对安全。无论如何，那些抒发个人情感的成功之作，流布全国，影响了许多后来的词人。

自苏轼起，两宋词坛也隐然形成两派，一派更为注重文辞内容，一派则偏重音律，更考虑演出效果，前者继苏轼之后的代表便是南宋大词人辛弃疾、陆游，后者从柳永、周邦彦、李清照，一直到南宋中后期的姜夔，各自绵延不绝。比起苏轼，辛弃疾“以文为词”，在词的题材与语言试验上走得更远。

高潮也往往蕴含着衰落，当自我抒怀的词作日渐变成一种并不考虑演唱的案头读物，配乐而作的词，便逐渐成为一种单纯的抒情文体。此外，由于古人没有保存演出的技术手段，旧的曲调被不断忘却，宋末随着新的音乐形式流行，流淌于音乐之中活泼的词作，衰落的命运已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