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后世点唱率最高的宋词之一，苏东坡的这首《水调歌头》，不但为当时的歌女所传唱，时至今日仍被不断演绎翻唱。不同版本的传唱，在不经意间提醒我们，宋词虽早已被视为一代文学的案头之作，但实则作为两宋通俗音乐配唱的歌词而繁盛一时。

以词来配合的音乐名叫“燕乐”，也称“宴乐”，是隋唐之际从西域传至中原的一种新音乐。经与本土音乐的融合，成为流行于唐代的所谓“胡夷里巷之曲”。与本土的清商乐曲调相比，燕乐旋律更为复杂和变化多端，传统乐府诗五七言的齐言形式难以配合，歌词遂演变为长短不一的“长短句”。

区别于乐府诗的“以诗谱曲”，词的创作是按曲填词。这些流行于唐代的歌词，今人依旧能从保留下来的186首《敦煌曲子词》中一窥原貌。由于多半出于民间艺人之手，这些唱词多半粗鄙直白，但其中的佼佼者，直白新鲜处，实已启元曲之先河，比如“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望江南》）。

这些曲子词的题材内容虽然普遍，但谈情说爱的部分仍然最多，占到三分之一。这其实并不奇怪，人们对新音乐的引入，本来就偏重于休闲娱乐。然而，这些多唱男欢女爱的新曲子，最初却不可能在文人间流行。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诸葛忆兵看来，这正缘于儒家强大的诗教传统。长期以来，作为尊体的诗歌，以言志教化为主，鲜有书写男女之情的作品。“文人写这些东西比较丢脸，类似于当代的艳照门，会对他们的仕途产生影响。唐代文人写词，最多像白居易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写写风景。或者像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写写隐逸生活。但是这些曲子不适宜传唱，想想看，在灯红酒绿的宴会上，唱什么《江南好》《渔歌子》？不太搭调啊。”

正因为没有文人士大夫的大量参与，燕乐已在隋唐流行了200多年，曲子词却一直没有兴盛起来。情况在内忧外患的晚唐发生了变化。在一个国破家亡、礼崩乐坏的末世，儒家思想失去效力，士人自觉没有前途，整个上层社会纵情于声色享乐之中。由此，便出现了宋之前的第一个词作高峰——后蜀与南唐两大创作中心。(www.daowen.com)

然而，词在宋代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诸葛忆兵在研究宋词的过程中，发现在北宋初年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早期四朝的80多年时间里，词坛一片寥落，流传下来的不过11位词人的34首作品。其实对这一现象，早在南宋初年，词学家王灼便有所关注：“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只是，王灼对此并无解答。诸葛忆兵的解释则是，在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儒家的思想管控重新建立，士风、文风为之一转，文人普遍不写为配合歌舞酒宴间流行音乐演唱而作的词。

北宋代周而起，“与士大夫治天下”，建国初年，帝国急需扭转五代时期败坏凋敝的士风，首要举措便是以学校、科举大力弘扬儒家的道德准则，以正士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风气很快有所转变，太宗时的翰林学士王禹偁对此总结道：“国家乘五代之末，接千岁之统，创业守文，垂三十载，圣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兴矣。”士风变化影响到文风，宋初的文人们再次举起韩愈古文运动的旗帜，主张文以载道，重建儒家的道统与文统。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士大夫写词，自然难以流行。写得少是一方面，还有一部分则在家写完酒醒之后烧掉，当时流行一句话叫“自扫其迹”。即使保留下来的词作，也要争取与男欢女爱保持距离。翻开宋初的几首词作，不论是王禹偁的“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阑意”（《点绛唇》），还是林逋的“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长相思》），抑或范仲淹的“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苏幕遮》），所写不过仕途失落、羁旅相思之情，倒更像中唐词人的作品，而迥异于绮靡艳丽的花间词与之后的北宋词风。

然而，北宋初年士大夫“以声妓自乐”的社会风气已然形成，寻欢作乐的宴游生活并不奇怪，只是似乎更多停留在欣赏娱乐层面，与词作保持了刻意的距离。而事实证明，士大夫的创作离开了歌舞酒宴、声妓女乐，词的真正繁荣仍然尚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