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书院在物理上消失殆尽，可是精神长存。朱熹的理学成为国家正统，在小岛毅看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朝在宋初人们心中是一个理想王朝的模范，但是不久宋人开始摸索超越大唐的政治理论和皇权理论。

如果说唐朝实体被黄巢消灭，那么唐朝的理念是在朱子理学立为正统时被消灭的。中华文明从唐韵转向了漫长的宋调，朱熹的理学包括新儒学在当时是种新文化潮流，一直影响到封建王朝的末期。这些理念和规范构成了我们最熟悉的“古代”的样子。

“孔孟之道”是宋代才有的说法。在宋之前的说法是“周孔之教”，“周”指的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从欧阳修寻找儒学本来面目的古文运动开始，孟子的地位一直在提高。欧阳修的继承人王安石把孟子从祀到孔庙，朱熹注《四书》《孟子》入经，成为显学。

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写“人欲肆而天理灭”，后来他又强调“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必须“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这个理论的基础就是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认为人的欲望寡浅才能保持住善良的本性，多欲则会丧失善良的本性。

宗族社会也是在朱熹理学的传播过程中产生。朱熹理学强调《大学》，“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三纲领，具体实践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从前是统治者的守则，而理学把它扩大为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小岛毅分析，道学在长期以来是要应对新学和佛教禅宗两方面的挑战，禅宗逃避社会责任，而新学忽略自我修养。道学的解释系统里，“明德”就是天理，至善就是为天下国家做贡献，这是一个人的义务，也是最富有人性的人生。(www.daowen.com)

对于那些没有做官的地方乡绅、知识分子来说，道学给他们指出了人生方向，致力于自己的宗族社会，也是对国家做贡献，因为国家秩序就是由单个的宗族组成的。其实在宋初，科举制本来就有打击世家大族的意味，但是有眼光的家族为了维持兴旺，就得给家族里的子弟提供读书的环境和经济支持，宗族又因为科举而紧密起来。范仲淹晚年在苏州设立义庄、欧阳修编纂了族谱，这些都是为了把自己因为科举和做官积累的资本传递给家族后代。重视宗族社会从理论上讲也有意义，是恢复古代礼制的手段。

宗族社会在宋代开始逐渐形成，朱熹理学兴起之后，更是完全按照朱熹的思想去经营家族。比如徽州的宗族社会就依照的是朱熹嫡传“新安理学”的思想形成的。徽州宗族的族规、祖训是朱熹伦理思想的具体化，洁祠堂、修坟墓、孝父母、序长幼等，甚至承担国家义务都有明文规定：“吾门粮差，各有定规，乃朝廷正务，不可慢也。”宗族活动的内容、程序和细节则遵照的是朱熹的《文公家礼》，族谱甚至明文规定：“凡祭祀、一切仪节，谨遵朱子《家礼》”。朱熹在《家礼》里特别重视祠堂，“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南宋之后，徽州宗族兴修祠堂，并且逐渐成为宗族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徽州“祠堂林立”的根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理学对宋代的影响其实也可以从文学艺术上看得到，风格上从唐的热烈飞扬转到宋代的内敛淡泊，以方寸之心去观照天地，在一件玩物、一座园林、一处景观里，看到浩渺宇宙。理学的“理气象”“性与情”“文与道”这些哲学品格进入道美学理，也让宋代美学有了思辨的基础。比如“气象”就是从道学转入了美学范畴，最初是形容人物精神品貌，后来用于形容山水、文章的整体风貌，用来形容各种艺术的风貌境界。

“韵味”也是宋代标识明显的审美气质，指的是意味之美、意味之境。宋代文化转向内，崇尚淡泊，而韵味的最高境界，可以用朱熹的门生魏了翁的话来概括：“无味之味，至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