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到了南宋，开始蓬勃发展，在153年里，南宋书院总数是442所。南宋的书院不但数目大，分布也很广，覆盖了11个省。这种数量和广度，也可以看成理学在南宋传播的路线图，因为南宋的书院是伴随着这一学说而发展的。

对于特别重视体统的儒学知识分子来说，靖康之难、北宋官员对女真人的投降和高宗朝廷的苟且偷生的行为令他们感到十分羞耻。他们认为，这是北宋以来的儒学教化失败了，这其中一定缺少了最紧要的东西。刘子健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里写道：“朱熹从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著作里去寻找答案。大儒们的主要贡献都在形而上学领域。朱熹认为，忽视了形而上学理论是造成悲剧的致命错误。”

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朱熹读书法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

——朱熹论儿童教育

朱熹像

回到打破三教平衡的时间点上，儒学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没有关注人在精神层面上的问题。要真正超越佛、道两家，成为一个更优越的、更能庇佑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知识分子需要对物质世界、社会关系和宇宙进行观察思考，重新规范价值体系。

刘子健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里总结朱熹的理论体系是发展了“理”和“气”这一对概念，“理”指存在于万世万物之中，永恒不变的非物质性原则，它赋予万事万物以形。“气”是物质性力量，它使万事万物呈现千差万别的实际面貌。第三个概念是“道”，它是一种充盈于天地万物之中的内在原则，但并不神秘，而是与人本身、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全体以及整个宇宙息息相关。对于朱熹学派来说，最重要的便是认知“道”，不懈地循“道”而行，使自己更为高尚，让“道”流行于天地之间。(www.daowen.com)

理学在当时不是一枝独秀，但它最后能脱颖而出成为正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传播的力度。他们认为教育是觉悟普遍规律、感知自然、认识人类社会的手段。于是，道学的知识分子像传教士一样，从南宋经济的核心区域浙江、江西和福建，向偏远地区湖北、四川、湖南扩散，诲人不倦。

传教的载体就是书院。朱熹创建了书院四所，修复了包括白鹿洞书院在内的三所书院，前后在20所书院里讲课传道。即便他去世之后，他的弟子黄翰为了光大师传、传播理学，还创建了多所书院。弟子陈文蔚一生也讲学于丰城龙山书院、宜春南轩书院等多所书院。现在，我们发现书院的遗址大多数是风景优美的名胜，这其实是经过理学家们谋划的。

理学的传播不是讲知识，而是道德的、价值观上的认可，它的目的是让人们提升自我修养，达到道德的进步，确立信仰和价值观。所以，为了营造出不关心世俗、修身自省的氛围，书院跟佛寺、道观类似，喜欢建在幽静而风光秀丽的山野里。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写“相与择胜地，立精舍”，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中写“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

白鹿洞书院

南宋大儒们也不只在书院里带着学生静心读书，他们的教学无处不在，有时候是解答学生的提问，有时候是游学中的某次阐述，这些随机的智慧编辑成一本《近思录》^[2]，全是从农民、乡村生活、宗教活动、统治艺术这类士大夫、知识分子关心的“痛点”出发的解答，而且这本书非常适合科举考试，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科举参考书。为了跟教育水平更低的人群传播理念，理学知识分子甚至放弃了文学素养，他们中间不再出现文学大师。

南宋社会和知识分子中间有强烈改变现状的意愿，理学大儒形成了理论体系，有书院做载体，还注重简明易懂的传播方法，这些完全符合撩起人群追随和信仰的规律。理学派在士大夫和民间知识分子中声望日隆。但是，成为宋代的正统学说不能只靠“群众”们喜欢，走到最后是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结果。

1195年，宁宗即位，受到权力争夺的波及，理学被定为伪学，以这个为理由，推荐过朱熹和其他理学学者的宰相赵汝愚被流放。朱熹在1200年去世，他没有看到因为政治局势的又一次逆转，受到压迫的理学重新获得崇敬。1208年朝廷授予朱熹身后荣誉，称他的学术为正学，1212年，政府接受了朱熹为《论语》和《孟子》所做的注释。

南宋末年，蒙古人咄咄逼近，而且他们跟西夏、辽、金一样，也以中原文明体系的政权自居，还在北京修建了孔庙。此时，朱熹学派成了南宋朝廷提振士气的工具，因为他们一直宣称北宗五大儒激活了儒学的血脉，而其中“二程”的学生杨时又把血脉传到了南宋，传给了朱熹学派。1237年，蒙古开科取士，南宋朝廷赞同朱熹学派的正统。1241年，在内忧外患之时，为了申明南宋在中原文明体系里的正当性，朝廷举行仪式宣布朱熹的理学为国家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