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期之后，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发展官学，书院作为应试科举的功能衰落了，但它的学术研讨功能却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因为北宋文化并不是继承前代、按部就班，而是个大变革。

现在总有人说宋代文化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里解释，以复古传统为特征的11世纪标志着自5世纪以来对中国社会施加的高于一切的佛教霸权影响的结束。人类重新变成了在一个有限的和可以理解的宇宙中的人类，而只要对这种宇宙进行探索就可以理解它。11世纪中国精英界人物与其唐代先驱们之间的区别，犹如文艺复兴时代人物与中世纪人物之间的差异一样。

在宋代建朝之前，距离“独尊儒术”已经有几百年了。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中认为，隋唐其实是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唐朝皇家拜老子为祖先，道教受到重视。玄奘从印度取回大量经典，后来禅宗也开始兴盛，而贵族官僚们的生活规范和政治理念以儒家为基础。小岛毅研究，有资料显示朝廷上争论过三教的优先顺序，但是三教的重要性没有被否定，也就是说，三教并存的形式在唐代政治体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宋代打破了平衡，蓬勃的科举制度让士大夫、知识分子越来越有话语权。欧阳修开启了古文运动，他不但自己写古体散文，而且建议朝廷在科举考试中停用骈体文，鼓励写古体散文。为了实践主张，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做考官时，要求考生用古文答题，那次进士及第的包括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惠卿等，他们后来是北宋甚至整个科举史上的灿烂之星。

这不单纯是一场文学革命，因为倡导古体散文的理由是，它可以不受修辞手段的规定和限制，自由表达政治和哲学观点。我们都学过欧阳修是受到韩愈的影响，韩愈在唐代就是高扬儒家传统，力排佛、道。

另外一个促使宋代知识分子提升儒学、恢复传统的动力在于周边国家不但在军事上对宋朝构成威胁，它们还都在学习和模仿中原文明，挑战宋朝的中原文化正统地位。西夏对佛教全面弘扬，尊孔子为文宣帝，修孔庙，开设小学、太学。(www.daowen.com)

辽国的佛教也很兴盛，雕刻的契丹大藏经却全是汉文的，对燕云十六州也是按照汉族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管理。辽国对于《新五代史》里将自己归为“夷”类并不接受，为表示中华文化上的平起平坐，把赵宋起事经过附在辽国史里。女真人的汉化也是持续进行，到了金章宗时，甚至用秦代的“五德始终论”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他选择“土”作为金的德运，而这对应了宋朝选择的“火”，土是火的下一个循环。

在恢复真正的儒学传统，其实是确立“新的传统思想”的过程中，宋代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充满了活力，理学、新学、蜀学等学派层出不穷，它们有的互相启发，有的前后继承，有的互为对手。承接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是“新学”代表王安石的改革。熙宁三年（1070），从隋朝开始持续了500年的进士科考诗赋，改考经义、策论。相应的，学校的教育要配合科举改革而重视经书解释。教材是王安石父子亲自执笔注释的《周礼》《尚书》《诗》三经。除了这些，王安石还做过其他的注释，继承他的新法党派中也出了很多注释家。

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里写道：“北宋末期，从哲宗亲政时期到徽宗时代，这些注释书都是公认参考书。道学者虽也站在自己立场上做了一些注释书，但是即使在南宋后期道学系统学者的藏书目录中也并没有占据多数，由此可见新学影响力之大。”

其他的学派没有科举参考书这样的强渠道，大多依靠官学、书院、私学、家塾等教育机构来持续传播自己的理念。比如，“洛学”的程颢、程颐兄弟，他们的理论核心是“天理”，认为“理”是万物的统治者，不仅包含了自然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也包含了人伦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他们是王安石的反对派，仕途不顺，赋闲洛阳，在家里、嵩阳书院、龙门胜德上方寺、龙门香山寺等地讲学。他们的学生杨时，把“洛学”传到了南宋，曾经在南宋高宗的朝廷里侍讲经筵。“关学”创始人张载，年轻时受到范仲淹鼓励，从研究军事改为钻研儒学，建立起自己的系统。嘉祐二年，跟苏轼同登进士，王安石变法之时，辞官回到陕西横渠，立馆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