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多有往来，在王诜家举办的西园雅集中，园中所有人皆与苏轼为友，可视作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圈聚会。这次聚会中，有宋朝四大书法家之三，即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也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

南宋画家刘松年所绘《西园雅集图》，在王诜的府邸画院中，共有五组人。最右边这一组，书案旁侍姬书童环绕，宋朝书法四大家之首的苏轼正在书案上凝神静书，旁若无人。

苏轼左侧的王诜坐于椅上，俯身前倾，满是虔敬地看苏轼作书。作为苏轼的挚友，王诜的命运与苏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苏轼本人坦然面对“乌台诗案”，接受黄州团练副使之贬，并自号“东坡居士”，而王诜则是因苏轼被牵连的20多人中受罚最严重的，他被指没有将苏轼的言论上报朝廷，还在苏轼被劾后赠送钱物、保持联系，因此被“追两官勒停”。

没能阻止王诜这位驸马都尉与文人雅士们频繁往来的原因，是他对书画的喜爱。他能作诗，也画山水画，学李成文人山水画的皴法，在水墨勾皴基础上，“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独具风貌，喜欢画“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景。苏轼因为对王诜的赞赏，先后多次为王诜的画题诗，称他“得破墨三昧”，“郑虔三绝居有二，笔执挽回三百年”。

书画成了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最基础的社交娱乐方式。在政治上寻求参政谋国运失意之后，文人的心性使得书画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并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唐代以前，主流绘画仍然倾向于“成教化、助人伦”，唯有少数画家可以超越功用。

晚唐、五代直至宋初，宫廷写实绘画的完美性已经到达了历史的一个巅峰，很难再有突破。于是宋代文人开始追求传神和画外之意的表达，文人画由此得来，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

苏轼最先提出“士人画”的概念，在诗文书法上的博学，使他认为绘画应该超越“形似”，完成神情的传达，他认为应该发展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点，以期达到书画一律，将翰墨与丹青融合。

米芾提出“墨戏”则是这一概念的深化，文人画越来越远离宫廷翰林图画院的精细绘画风格。米芾在其《画史》中曾表示：“以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这种既有别于皇家又区别于民间的文人画艺术风格甚至影响了宫廷院画的演变轨迹。同时，随着文人画的盛行，水墨画法逐渐发展，也推进了纸本代替绢本成为绘画的主要介质。

《西园雅集图》中，聚于松树旁的一群文人，专注于欣赏李公麟画《归去来》图。与苏轼、米芾的文人画不同，李公麟作画讲求造型与法度的精谨，工笔白描，早期善于画马，后来转向人物画。李公麟曾为苏轼画家庙的人物像，两人友谊颇深。王安石也对李公麟非常赞许，曾作诗相赠。李公麟虽以画家闻名，但其文风清婉，也非常善于作诗，只是为画名所掩盖而已。

李公麟的这幅《归去来》图，苏轼、刘才邵、周紫芝和宋高宗赵构均有诗题此图，不为五斗米折腰、躬耕田亩的陶渊明被视为真正的隐士，历来为文人所推崇。彼时苏轼之弟苏辙倚石观画，而二十几岁的张耒则跪地抚石，自有一股少年文士的潇洒不驯。李公麟身后的三位观画者，则为黄庭坚、晁补之和郑靖老。

苏轼为侍从时，曾举荐黄庭坚代替自己，可见对黄庭坚才华的看重。“乌台诗案”后，黄庭坚仕途一路下落，曾被贬到四川、湖北等地，最后贬地是广西宜州。当时，为了使墨更好地适应笔性，也为了一附风雅，很多士大夫都曾亲自介入制墨、赏墨的过程。黄庭坚制墨非常有名，而苏轼收藏了很多好墨，藏墨最多时“余蓄墨数百挺”。可惜他被贬廉州后，六月渡海之时，“舟败，亡墨四箧，平生所宝皆尽”。

黄庭坚这样一个命运多舛而文采飞扬之人，在画中执蕉扇，观李公麟作画，其自由随性之情，跃然纸上。(www.daowen.com)

除了书画唱和之外，欣赏文艺表演也是士大夫宅中常见的娱乐活动。在友人前来宅中聚会之时，王诜常以婢女演奏乐器来助兴。而彼时的西园雅集，古桧树下，道士陈碧虚正在弹阮咸，秦观静坐倾听。阮咸本是西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精通音律，故后人将其常用的一种乐器称为阮咸，一直沿用至今。弹阮咸之文士，弹的并不只是此乐器，更是弹弦外之音，弹阮咸的林下之风与高洁品质。

随着雅集和文人画的同步发展，宋代对书房用品日益讲究，宋砚也得到了极大发展。这一时期的砚形以抄手砚为主，底部凿空，前高后低，三边如足，便于移动，据说此砚形正是苏轼设计，所以也被称为“东坡砚”。

南宋　端石凤池砚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文人对砚十分钟爱，留下大量题铭、诗文。米芾玩砚成痴，专门著有《砚史》，文中一一记述经手所试的名砚品类，在中国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西园雅集画面最后是翠竹丛中说佛经的高僧圆通大师及虔诚听者刘泾。到宋代，禅宗大兴，其影响渗透于文学艺术及思想，身为儒者的文人士大夫或多或少受此影响。文士与禅僧的交往，在宋人笔记中多有涉及，苏轼的名句“春江水暖鸭先知”，便出自他为僧人惠崇《春江晚景》图的题诗。

宋时，儒释道三教事实上已合流。西园雅集中有高僧，有道士，还有众多儒者，图像已足可证。刘泾为《老子》做过注，是个融合道、释思想的儒者。画中刘泾头偏向圆通大师，专一倾听，又似有所感想，欲与大师讨论。

西园中的文士均擅诗文，于书画音乐至钟鼎彝器古字均有所好。所以，这也是诗人、词客、书法家、画家、思想家、音乐家的一次聚集。彼时李公麟以及后世的刘松年等画家，将绘画、书法、音乐、佛家思想的爱好与交流在《西园雅集图》中通过精心安排予以呈现，并充分考虑到各个人物的性格、爱好偏重及与其他人的交往情况。在构图上，虚实相间，比如对于宋朝兴起的博古活动，图中并未安排一人进行赏玩，只是画三张几案，让几名童子布置鼎、簋、尊、壶、罍、卣、盉、匜、爵、觚等古青铜器。

这种园林博古的表现源于北宋皇室官宦阶层对金石学的兴趣，而后渐成士人风习。以欧阳修、梅尧臣、蔡肇、米芾等为代表的文人都雅好古物，并致力于著录、考证。

收藏鉴定古器物的风尚从民间传入宫廷，在热衷博物的皇帝推动下更加风行。北宋大观初年（1107），宋徽宗撰、王黼编纂了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此书著录宋代皇室收藏在宣和殿的自商至唐的青铜器839件。乃至宣和年间，盗冢以求古物的现象风行，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记载了多例发掘古墓得器物的逸闻。

官宦宅第大多具有园庭格局，每有好友造访雅叙，展示收藏和考据品鉴就成为园林行乐生活的常态。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所作《围炉博古图》，描绘了文人在园林中雅集赏古的情景，成为当时好古风习的写照。此后，在以雅集为题材的绘画中一般都少不了博古赏鉴的内容，这也说明当时博古已经成为文人社交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

南宋　刘松年　《围炉博古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