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一场名为“闲适与雅器”的展览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举办，展品来自香港“泰华古轩”主人麦浦泰收藏的280件器物，上起唐代，下迄明代，尤以宋代为大宗，品类以瓷器为主，包括茶器、酒器、花器、香器、文具。持续的观展热情让策展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也始料未及，今天的人们对宋朝器物与生活的向往可见一斑。

麦浦泰收藏宋代瓷器，是从喝茶开始的。因为喜欢喝茶，他将收藏的目标锁定在茶器，集中于宋代也自然而然。“宋代瓷器的造型简洁、流畅，没什么装饰，也不强调色彩，一般都是单色釉，沉静、简淡。在我看来，正象征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操守，跟当代艺术所强调的简约也不谋而合。”（《文会图》）

从茶器而深入，他发现宋人的生活态度也特别迷人，虽然生活时有动荡，但他们的内心始终有所追求，注重个人的生活品质和修养，体现在瓷器上也就生发出许多的趣味和灵气。比如一件河南当阳峪绞胎八方菱口钵，钵的口沿并不是严整的圆形，而是微微有些变形，品相似乎不够完美，但从中可以看到随意和自由，这才是那个时代闲适精神的真实体现。

关于宋代瓷器的时代精神，英国艺术史家迈克尔·苏利文曾论述：“我们今天推崇备至的宋代艺术是由社会和知识精英阶层生产和制造，也是为他们服务的。这些知识精英可能比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更有修养，为他们所制造的陶瓷也反映了他们的品位。……六朝时期曾经出现的感性和想象的空间在唐代乐观主义的主导情绪下曾经一度丧失，到宋代重新得到发现。”

最能代表宋人文化趣味的，莫过于“四般闲事”。耐得翁曾在《都城纪胜》里记录：“凡四司六局人只应惯熟，便省宾主一半力，故常谚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秦大树侃侃而谈：闲，似是谈论时间的宽裕，实则强调心境的优裕。品茶烧香，均早已有之，但宋人所做的四般闲事，强调的是细细地做来，富有仪式性，从原料备制的过程到呈供时刻的仪节，从器具到场合，细枝末节，无不讲究。

“四般雅好，既各有讲究与仪规，又紧密相连，祭祀有茶酒并进的仪式，生活中的品茗则无香不幽，无花不雅。素手焚香，青烟袅袅缭绕之际，细品香茗，而观古今妙手之丹青，四季更迭之花卉，自有一番清雅之气。宋时诗文之中多香、茶、花、画之记，宋代文人画中也常见诸般闲事的影子。苏轼云：‘焚香引幽步，酌茗开静筵。’借香、茶而寻得‘禅意’。而品茗、焚香之事又与时人的琴棋书画等活动相通，与笔墨纸砚等文具相配。正如北宋韩驹《六月二十一日子文待制见访热甚追记馆中纳凉故事漫成一首》一诗所云：‘阴阴桧色连宫草，寂寂棋声度苑墙。细乳分茶纹簟冷，明珠擘芡小荷香。’陆游《入梅》诗则记：‘墨试小螺看斗砚，茶分细乳玩毫杯。’诗画之中的诸般闲事，托情寄意，更见性灵气度。”

北宋　耀州窑青釉人物诵经形茶壶　泰华古轩藏

五代—北宋　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执壶　泰华古轩藏

北宋　定窑白釉带碗执壶一套和刻花台盏一对

作为“四般闲事”载体的一件件器具玩物，自然也得幽意风韵，成为宋人“闲事”意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茶酒花香之器在宋代各有专用，出现了许多特定的器形，各种雅事所用器具随时间的推移，茶酒饮用方式的变化，造型、纹饰和器物组合上都有变化。

煎茶与点茶，是两宋时期的饮茶方式。煎茶是将细研作末的茶投入滚水中煎煮，为陆羽在《茶经》中所倡。对宋人来说，煎茶是古风。有诗云：“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燃，深铛雪花沸。瓯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煎茶的标志性用具是风炉、铫子。晚唐五代时期，多有成组的煎茶具出土，与《茶经》所记大体相合，宋代时就少见了，但在承袭唐制较多的辽代墓葬壁画中，煎茶场景还时有发现；定窑、耀州窑北宋时期的作品还有一些铫子、茶铛、茶碾的实例，南宋时期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闽南地区亦有相关器物出土，但只是区域性的饮茶方法了。

点茶法兴起于晚唐，是两宋时代最为流行的饮茶方式。做法是先取茶末在茶盏中调膏，然后用滚水冲点。与煎茶多用于二三知己的小聚与清谈不同，点茶多用于宴会，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的雅集。由点茶而引发的斗茶，是两宋茶事中的盛事，而斗茶所斗者，正是点茶注汤击拂时在盏面产生的白沫，赋予美称“乳花”或“浮乳”。

扬之水认为，作为时尚的点茶，高潮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点的“结果”才可以有风气所推重的精好，而目光所聚，是点的一刻。据记载，宋徽宗赐茶，曾亲自注汤击拂，使“浮花盈面”，足见这位艺术家皇帝对点茶法的爱好和提倡。(www.daowen.com)

因此，点茶之具与煎茶具的不同，一方面表现在煮水之具的不同，点茶用汤瓶，而不用铫子；汤瓶煎水，一般也不取风炉，而多用燎炉；再有就是“击拂”所用的茶筅或茶匙，是煎茶所没有的器具。另一方面，由点茶而生的茶器还有利于“注汤”的长流瓷注壶，宋徽宗《大观茶论》对注壶有特别的记载：“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欲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这种身形修长的注壶与托盏，成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茶具。值得一提的是，点茶当中还特别注意饮茶用碗盏的品质，黑釉盏有利于“浮乳”的保持和留痕，白釉和青白釉的盏则利于观察茶色。

茶具之外，就是酒具。宋元酒具既见证了可为市井酒肆清沽酣饮的恣意闲情，也成就了文人士林对月和风的书斋雅趣。按日用小百科《碎金》一书所记，其时酒具品目繁多，计有樽、榼、劝盏、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杓、酒经、酒罂、马盂、屈卮之属，其中尤以梅瓶、玉壶春瓶、注子、各类盘盏、马盂最为典型，其代表的成套瓶盏的精巧酒具组合，正与《草木子》所记筵席排桌之规一致，所谓“置壶瓶、台盏、马盂于别桌，于两楹之间”。

这些酒具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储酒具，包括各类大罐、经瓶、梅瓶等；分酒器，包括两小类，樽与勺，以及注壶或玉壶春瓶；饮酒器，包括《碎金》所说的劝盏、劝盘、台盏、散盏，以及马盂、屈卮之属。瓶壶盘盏既是清沽小酌的日用品，也在礼制仪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侍分持玉壶春瓶与劝盏并盘，倾酒满盏，跪而献进，是《事林广记》中元代“把官员盏”条所记常行之礼；而酒具与茶具的组合，则是宋元祭祀场合奉茶进酒仪制的缩影，代表了宋元时期墓葬装饰或随葬品十分流行的一种搭配模式——茶酒之祭。

接下来就是花具，瓶花之制的生发，可上溯至魏晋时期的佛事供奉。至宋代，无论是花瓶样态的丰富，使用人群的广泛，还是社会功能的多样，都前所未有。秦大树说，瓷瓶多由晋唐宗教、日用壶罂袭用而来，有高矮两式梅瓶、胆瓶与长颈花瓶样式，代表了当时怡心适用、品味日常的精致生活中的美学，是北宋时期花瓶的主要瓶式。而铜瓶与瓷器中仿古代铜、玉器具式样的瓶，以及部分其他材质的花瓶，多追仿三代、秦汉尊彝古器，可视为宋以来礼制循古与文化复兴的另一支流，在南宋时期盛行。

使用的通常情况是，花香之事并提、瓶炉之具共存，并沿着上述两条文化轨迹并行发展，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组合形态：花瓶成对，是为神祇、祖先尊像前的香供祭奉，一炉二瓶的“三供”即属此类，明代以后又发展成“五供”；花瓶独陈，多跻身文人书斋蹴香插花的清玩雅趣，既与香炉、香盒、匙瓶构成“炉瓶三事”的陈设组合，更与砚滴、笔山、画轴等文玩用品伴出，共同营造出充满了文士之风的装饰空间。

最后是香文化，始于春秋战国的贵族熏香，汉魏隋唐发展为焚香，到了宋代，则为品香。品香是文人和士绅们清雅闲适生活的重要环节，与品茶、插花相映成趣，香炉的式样也更加丰富，数量众多，几乎所有的窑场都有生产，且都是各窑精致的产品，足见北宋时期香事之盛。

北宋—金　磁州窑白釉剔花缠枝牡丹纹长颈瓶　泰华古轩藏

秦大树指出，大型香炉在北宋以前多为金属器，小香炉与书室布置相关，一炉沉香成为书桌上必备之具。这类小香炉造型丰富，北宋时流行高足杯式的炉形与筒形炉，金代、南宋时大量出现三足鼎、鬲式炉。这种用于品鉴沉香的小炉在精研制作香材之外，派生出成套的香具，包括香炉、带有香箸和香铲的箸瓶及数量不等的香盒，构成了品香必备的所谓“炉瓶三事”，还有隔香用的银叶或云母片。正如杨万里在《烧香七言》中所描述的极具技巧的品香场景：

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如纸。

不文不武火力匀，闭合下帘风不起。

诗人自炷古龙涎，但令有香不见烟。

麦浦泰许多年前入手了第一只建盏，他常会拿出来喝茶。他欣赏这些器物的美，更对这些器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感兴趣，也据此构建了自己的收藏体系。这些器物与生活的关系，如扬之水对茶事的形容：“陆羽曾经努力使茶事成为一种艺术，一种境界，两宋士人则把悬浮着的艺术和境界化为日常，而依然可以用‘物’来承载属于自己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