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提出，“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间的区别，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从唐到宋，是“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

从唐到宋都市景观的明显变化，最鲜明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唐代长安城坊格局井然，“坊”是居住区，四周有围墙，有两门或四门供人进出。一般人不准凿墙开设私门，也不准朝着大街开设店铺；“市”是交易区，日中击鼓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散市。宋代都城开封和临安则废除了坊市分割，允许面向大街开店，与民居混杂毗邻。城市居民“坊郭户”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法定的户籍管理分类。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之后完全取消，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市。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市民文化勃兴。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甚至评价：“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更深刻的背景，是一个新的阶层——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两宋时期，偃武修文，于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官体系出现了。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出身更多元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使得“寒俊”崛起。

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在山寺里面读书，带去的米不够煮饭，只能熬粥，这个粥凝结以后要切成几块，分几顿来吃。欧阳修，家里没钱买纸笔，他母亲教他写字，是拿着芦苇秆在沙地上画的。然而，这些人后来不仅是一流的学者，也是出色的政治家。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出身的官员占了官员总数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只有15%。处在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士人阶层，也是文明扩张中的重要一环。(www.daowen.com)

在朝为官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渗透到民间，通过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之类的规定，通过祭祀仪式中的说唱，甚至是曲子唱词，将知识、思想与信仰迅速传播，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这些在乡不仕的士人也是文化的旗手，其“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提升，风雅遂成宋代的一时之风。

可以说，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朝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在佛教和道教的冲击下，宋代的儒学思想家们开始重新认识和理解古典思想，挖掘出了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使儒学理论更加平易近人，也因此真正深入到日常事务和私人生活。到了13世纪，儒学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2]进而重塑了整个社会，形成“传统中国”的典范。

诚然，在元朝统一了中国以后，宋所代表的“近代化早春”就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回潮。不过，从近代“人心”“政俗”来看，无论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还是因循，宋代带来的影响都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中。

特别是儒家的复兴，德国宋史史学家迪特·库恩指出，许多脱胎于宋代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