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春雨·江南”，是梦境、是寄托、是理想、是情怀，是挥之不去的魂牵梦绕。多少人愿在江南小桥流水般的诗境里羽化，多少人想在江南杏花春雨里登仙。诗的现实、诗的境界。虎踞龙蹯帝王洲，月下秦淮看不够；抬头仰望金山寺，一朵芙蓉出江中；二十四桥明月夜，西湖一瘦到扬州；海粟书画贯中西，龙城三杰照千秋；包孕吴越太湖美，二泉映月阿炳奏；夜半钟声到客船，天下园林在苏州；虎跑泉水泡龙井，清梦甚惬是杭州；诸暨美人移江山，莫干清凉竹林幽；钱塘水涌可观潮，万马奔腾逐浪高……或苏堤春晓，或寒山夜钟，或二泉映月，或秦淮灯影……还有那悠悠大运河两岸浓郁的风情，可谓秀色可餐。它是一首昂扬向上的史诗，也是一曲雄浑的江南交响曲，梦幻般的天堂，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美的震撼。

这是多元的美，是自然之美，是创造之美，是生命之美。因为长江是中国最大的河流，“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经济生产会直接影响到主体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胡宏伟所作的《长江之歌》一泻千里：“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考古学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文化就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它并不是黄河文化的传播产物，而是博采众长、自成一体。江南文化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真正的根，以往许多常识化的东西也都面临着重新评估。

黄河、长江“本是同根生”，但吴地区域地理环境的相对完整性、文化传统的相对独立性，造就了吴文化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的实用理性，实现了自身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代表着生命崇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苏州的街道太小，走不过非常大的官轿”（余秋雨语），这种远离封建朝廷的思维，更追求富裕的、平民的、休闲式的生态文明，表达了吴地人至高的生活向往，它是几千年来吴文化特有的文化追求。(www.daowen.com)

吴地人是极为聪明的，其思维方式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古时北方打也好、不打也好都不管，我持“中庸”态度。“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康熙诗）。施淑仪编著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收录1 260名女诗人，其中苏州府就有200名，占15.9%。^[1]就连唐代的苏州官员，大都亦是诗人，如白居易、韦应物、刘禹锡等。可见，吴地人“道法自然”（《老子》），“与物为春”（《庄子·德充符》），“诗意地栖居”（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

江南富庶的物质基础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已经够幸运了，但是，经济生活的提高和社会的安定并非必然会带来诗性文化的兴盛。这里的道理，马克思在论述古希腊文化中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时已经解说得很明白，他认为古希腊人是人类中的“健康的儿童”，因为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与艺术想象能力相当均衡，而且精神创造能力总体上略高于他们的物质创造能力，这样就保证了他们往后的生机蓬勃的文明进程。史实与现实证明，吴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诗，不仅是诗词，而是诗意的生存；远方不仅仅是遥远，而是心志高远的意境。红橙黄绿青蓝紫，吴地文韵恰如水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