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是在东夷文化和商周礼乐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太公姜尚、周公姬旦分封于齐、鲁，东夷文化与周文化汇流、融合，产生了新的齐鲁文化。

齐国建国之初，在意识形态上因俗简礼，在经济上通工商、便鱼盐、农工商并重，在政治上举贤而尚功，奠定了齐文化开放、务实、崇尚功利的基本特色。伯禽封鲁，实行“尊尊亲亲”方针，推行宗法制，重视发展农业；在意识形态上，“变其俗，革其礼”，形成鲁文化重仁义、贵人和、尚伦理的文化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孔子、墨子、孟子等思想家。特别是孔子的《论语》，他提出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主张维护以周礼为核心的礼乐文明制度，回应、解答了礼崩乐坏的情况下社会普遍价值和理想社会的时代课题，创立了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得以凝聚的文化之根，影响到传统文化发展的独特模式，而且超出了它的原生区域和民族，走出了国界，远播东亚，形成了东方儒家文化圈。

齐鲁文化的文脉显示，儒家的“仁道”思想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和代表，仁道精神即是齐鲁文化最基本的精神。

什么是“仁”？“仁者人也”，这是最基本的概括。孔子对仁的解释很多，但都是讲做人的道理，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叫做“仁者爱人”。“爱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所以康有为说，“仁者，人道交偶之极则”。郭沫若先生说：“所谓仁道”“也就是人的发现”。的确，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只有在奴隶解放的时候，才能出现这种“仁道”思想。孔子的“仁学”是适应奴隶解放这个潮流的。

孔子提出的“泛爱众而亲仁”，具有很高的价值。《尚书·皋陶谟》中就提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48]其意是说：王公大人们应该懂得天意来源于民意，天威来源于民威；要时刻铭记这一真理，将自己的人格修养与关怀百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生在2 500多年前的孔子，对上古以来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总结，在关注民本思想的同时，建立起以“仁”为基础的人生哲学。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匡亚明（1906—1996，江苏丹阳人）认为：孔子的人生哲学首先“冲破了殷周以来认为人的命运是受鬼神支配的迷信习俗的藩篱，而代之以人的命运应该由人自己支配”；其次是在承认封建等级制度的前提下，冲破了封建社会把一部分最底层庶民不当作人看的阶级藩篱，主张各种人“都应有各自不同的生存权利”。前者表明的是“将自己作人看”的自觉，后者则表达了“泛爱众”的思想，最后成为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孔子的这一思想被2 000多年以来包括吴地在内的大多数思想家继承和发展，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

孔子的“爱人”有三个方面：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所体现的这种爱的人道精神是无私的、博大的、为人的。孔子以仁为核心辐射到各个层面，并贯彻到各个领域，如社会典章制度、尊卑长幼之序、亲疏远近之别，这便是礼的层面，“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无礼，社会就会无序；无礼，伦理关系就会错位；无礼，亲疏关系就会不辨；无礼，天地神祇就无法礼敬。仁作为礼的内在精神，使“礼”具有爱人的人道主义的意蕴，使礼的各种关系能保持一种理解的、人文关怀的、和谐的张力。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不仁的人是说不上礼和乐的，没有仁作为内涵的礼和乐，光有玉帛、钟鼓等礼的形式，是不能称作礼乐的。“礼”虽是仁的外在表现或形式，但没有表现或形式，仁的内在精神也得不到体现。

为人为求道，道即仁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道精神，“乐以忘忧”的乐感精神，“杀身以成仁”的奉献精神，是获得终极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的生命动力。学既包括自我仁道的修养，亦包括对知识的学习及学习与言行的融合。《论语》开章便说“学而时习之”，学了要去实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习与思考互补，缺一就会罔或殆。天道乃天人之道，也就是人道；天理乃天人之理，也就是为人做人之理。

因泰山在那里崛起，黄河在那里入海，孔子在那里诞生，孟子在那里出现，主张施行仁政，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故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此，2 400多年前吴国的言偃就奔齐鲁学习，终成孔子七十二弟子、“孔门十哲”、南方夫子。

有着悠久的重农桑、多元文化传统的吴文化，吸收、融合了齐鲁重德求善的伦理价值取向。骚人墨客推崇“文统”，艺术流派和工艺行帮讲究“家法”“师法”，人们的思想与活动也成为伦理道德观念的引申。政事归结为善恶之别、正邪之争、君子小人之辨；经济要求重义轻利，多了一些道统师承和人文关怀；文学强调教化功能；教育以德育居首，智育次之；哲学更是与伦理学相结合，构成一种道德哲学。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肯定凡夫俗子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要求“修德”“勤政”，鼓励人们自觉维护正义，注重集体社会，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自强不息”等，都是这种价值追求的体现。

当今，与苏南华西村、蒋巷村、永联村等基本同属于一个发展类型的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村，位于张家港保税区东部，西接江阴长江大桥，占地面积5.2平方公里，这里曾是一个人穷、地薄的江滩渔村。20世纪70年代起，长江村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土地平整、新村规划，把高低不平的贫瘠土地变成“三纲粮、双百棉”的千亩良田，并持续稳产高产，成为当地农业的样板大队。改革开放后，该村又顺利地实现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移、集体经济向股份制企业转移两大改革，并借助“借梯上楼、借智生财、借船出海、借腹怀孕”的“四借”方略，全村的资产总值从2001年的3亿元增至2016年的58亿元。村属企业长江润发集团发展成为拥有20多家子公司（其中一家为上市公司）、享有自营进出口权、具有一定自主产品研发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1年的7 000元增长到2013年的3万元。因其出色的发展成果，获得了“长江名花”的美誉。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全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新村建设日新月异，成为一个环境优美、居住舒适的新型现代化示范社区。村民“爱长江、爱科学、爱岗位、爱家庭、爱邻里”，村风正、民风顺。村美、水美、人美，心灵更美，摘得让人自豪的三颗“星”：2009年，国际编号5384号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长江村星”；2010年，长江润发上市，摘得“上市星”；2011年，摘得“全国文明村星”（见图9-6）。

图9-6　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村村景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只要太阳还是这样东升西落，地球上文明的交融就不会改变。它既是人类的标志，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营养。吴地这方古老的绿洲，从来就是敞开胸怀、向四面八方开放的，永远等待着想“走出去”和要“迎进来”的人。开放，既是吴地人的姿态，又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吴文化不仅是发散型文化，更是吸取型文化。

只有自己文化的根扎得深，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能力才会强。正因为吴地有雄厚的传统文化资本，才敢于大胆引进外资，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蜂拥而来。如2016年的上海，新增合同外资再次超过50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185亿美元，连续17年增长。这是以人为本、海纳百川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体现。

值得指出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是吴地的特质。但岁月有时会湮没一切。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认为“天”是不可抗拒的，那是天命、天神，只能听天由命，而人次之。这种状况到春秋晚期已发生了变化，吴地出现了重人事的观念，它犹如一道闪电，惊心而触目。这种思想上的变化，首先见诸于大军事家孙武结合在吴地的实战经验，后来隐居在苏州西部山区撰写与完善的《孙子兵法》中，他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首次提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理念，强调了人的地位与作用，使中华文化源流中逐步产生了天人之学（一切学问无不源于人的感受和需要，而人也不能离开环境即自然和社会而存在）、变易之学、为人之学、会通之学，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成为贯穿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史的主线之一。观念见证历史，以人为本，既造就了当年的强吴时代，更创造了当今生机勃勃的江南、伟大的始终屹立于东方的中华民族。

21世纪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长期可持续地绿色发展，需要我们认清大势——当下世界经济保持温和增长势头。不进则退，必须突破现有模式的弊端，审时度势，破浪前行。

一要超前布局，把握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创新需要“个性化发展”，有“个性化发展”才有“人的全面发展”。为此，要制度创新，形成强大聚集力；要传承吴文化“独特思维方法”——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顶天立地的优良传统。绝不可满足于现状、“小确幸”、小成即安、眷顾“辉煌”，我国工业毕竟还处于两个“第五”（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6年的报告中，中国工业竞争力仅排名第五；在世界品牌500强中也居第五），其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品牌的缺失是主要短板之一。我们要重拾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进取精神，激荡敢为天下先的昂扬意气，寻求大视野，在本地特色上下功夫，尽快补齐短板。不要害怕未知，应大胆试、大胆闯，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完善创新生态链，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并形成以引领式、颠覆性创新为主体的未来产业，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

二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中国互联网发展至今，已走过20多个年头，它狂飙突进，迅猛发展，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这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最大众、最开放、最自由、最活跃，也最具求同存异的包容性领域。从理论上来讲，它基本上是一种没有门槛、没有限制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可以而且能够实现全民参与；它图文并茂，音频与视频、软件与数据库等多种形式并存，基本上消除了作家与读者的区别，基本上消除了临于上的传者与居于下的受者的差异，基本上消除了专事传的记者编辑与渴求信息的读者观众的界限，大家都是平等的、互动的参与者，没有身份和地位的高低之分，是道“天然活水”，神奇而充满机遇和挑战，使人类社会在各个层面产生了更多不可思议的改变。

可以说，互联网第一个10年，它带给人们的是疾风骤雨式的改变。它实现了信息革命，通过改变人们信息获取的方式，使社会产生了很多新的信息连接，实现了对传统媒体的改造和替代。而第二个10年，互联网带给人们的是和风细雨式的改变。它逐步渗透到传统产业，成为它们的工具，为传统产业服务，从改变商业消费习惯开始，由此渗透到商业相关的各领域，使传统产业发生春风化雨式的变革。

如果说刚刚过去20年中互联网的关键词是“连接+改造”，那么下一个20年，互联网的关键词将可能是“跨界+赋能”。跨界的过程，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参与的，它就像不可或缺的“水和电”一样，连接各行各业，成为再造这些行业的力量。如得不到互联网的“赋能”，就无法拥有创新的强大能力，也将在行业再造中失去机遇。如果说之前互联网对人类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多的是形式和媒介上的，那么今后，它将给人们带来深刻的观念上的变革。它对人们来说，已经不再是工具，而是赋能。它也许并不显山露水，但带来的改变是巨大而深刻的。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从接受教育开始，也许就是被互联网“赋能”的一代人。特别是一些新功能，比如AR技术能让你“脑洞大开”；中国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的问世，其高速、安全的“量子互联网”也将会为人类的生活增添无限可能。当然，在未来的20年会催生哪些系统性的变革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从而适应和创造未来！要使自己成为信息与屏幕的主人，而不是被屏幕上的信息牵着鼻子走的信息奴仆。

1 000年前，西方各国还处在世界的赤贫国家之列，而1 000年后，尤其是近200年则在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利用了人类历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身，用跨学科的方式开启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创新变革。在当代，一个地区或国家兴衰成败的原因很难通过比较土地是否肥沃、动植物是否多样、矿物质是否丰富等资源状况来解释清楚，比如以色列是一个建在缺水、沙漠面积占国土面积67%的沙漠中的传奇国家，正是因为他们资源相对匮乏发挥了人的因素，反而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当一个系统一旦充满活力，创新力就会自发产生，就会发生神奇，长此以往，结果必会令人惊艳。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人干不过一个团队”，而“一个团队干不过一个系统”的缘由。交流互通，彼此的联系越紧密，进步的速度就越快，取得的成果就越明显。一个静态的社会，创新的资源很快就会枯竭。

三要虚怀若谷，善于学习。罗素在《如何避免愚蠢的见识》一文中说：“亚里士多德以为妇女牙齿的数目比男人少。这种错误，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办法很简单。他只消请他的夫人把嘴张开亲自数一数就行了。但他都没有这样做，原因是他自以为是。……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角落的一颗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类仅仅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且说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他们优越于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优越于水母的程度。”对此，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既要自信也要清醒，况且任何文化都有正面和负面的内容，我们必须克服自身的弱点，剔除其糟粕，努力学习先进文化。“研究西方，最终是为了回到中国。”再说，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我们长期地真抓实干，并借鉴《资本论》对当时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怎样发展生产力的论述，立足我国经济现实，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当然，中华文化是一个自我完善与创新的体系，从这个体系追根溯源，可以理清很多根源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文化自信的内涵，它让中华文化具有不断修复、不断补强、不断更新的力量，关键在于活化运用。世界唯一不变的事实，就是一切都会改变。既要看清前进的方向，也要看到比较的差距，学会在矛盾与冲突中解决问题。只有文化自觉（即自我反思、自我觉醒），才能文化自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千秋基业，人才为先。让产学研平台成为转化“加速器”，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23页。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8页。

[3]《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

[4]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统计。

[5]《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4151页。

[6]（汉）赵晔原著，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5页。

[7]（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850页。

[8]陈晓清、陈淑玲译注，《诗经》，广州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9]陈清、陈淑玲译注，《诗经》，广州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10]《句容茅山志》，黄山书社，1998年，第13页。

[11]（汉）赵晔原著，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1页。

[12]（西汉）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584页。(www.daowen.com)

[13]（西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583页。

[14]赵金炎，《兵圣孙武的籍贯与奔吴内情》，《海内与海外》，2006年第2期。

[15]熊月之，《上海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上海证大研究所编《上海人》，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63-64页。

[16]（西汉）司马迁，《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3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8页。

[18]欧阳峣，《唐宋时期经济增长的大国效应》，《光明日报》，2017年1月18日。

[19]北京科技报，2006年4月6日。

[20]（清）顾禄，《清嘉录》。

[21]《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稚传》）。

[22]《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卫飒》）。

[23]《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卫飒》）。

[24]《江西修水出土战国青铜器和汉代铁器》，《考古》1969年第6期。

[25]《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

[26]《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王景》）。

[27]《后汉书》卷二十一（《李忠传》）。

[28]《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王景》）。

[29]《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卫飒》）。

[30]《通典·州郡十二》。

[31]《论衡·率性篇》。

[32]《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

[33]《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

[34]杨赤宇，《湖口县象山东汉纪年墓》，《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1期。

[35]杭春燕，《生态保护红线战略开启江苏先行先试生态补偿》，新华日报，2017年2月13日。

[36]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经济日报》，2017年2月19日。

[37][英]亚当·斯密，《国富论》，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60页。

[38][英]安格斯·麦迪森，伍晓鹰、许宪春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

[39][英]安格斯·麦迪森，伍晓鹰、许宪春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40]常红、杨牧等，《中国贡献感动世界——2016我国经济发展亮点述评》，人民网，2017年1月18日。

[4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

[42]参见张朝晖、刘志英，《鲁苏浙沪人文传统与质的差异比较》，2006年11月3日。

[43]（西汉）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04页。

[44]（西汉）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11页。

[45]（西汉）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11页。

[46]（西汉）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39页。

[47]参见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48]徐奇堂译注，《尚书》，广州出版社，2004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