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是祝融部族的一支，大约在商周之际来到江汉地区，与江汉地区的土著民族结合建立了楚国。当楚的先祖鬻熊在今湖北荆山一带立国时，就与中原发生了关系。鬻熊背弃日暮途穷的商朝，亲附蒸蒸日上的周朝，“子事文王”，其重孙熊绎在周成王时被封以“子男之田”，立“楚”为国号，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楚”作为正式国号兼族名载入史册，开创了长达800年的宏伟基业，一部气势磅礴的楚国历史由此开始。

“荆”与“楚”为同义语，本是一种植物的两种名称。《说文解字》曰：“荆，楚木也。”《毛诗·小雅·渐渐之石序》笺云：“荆谓楚也。”其时楚尚不为中原列国所重视，西周初的楚国还十分弱小，地盘也很局促，史书上说它“方五十里”。此时，楚“辟在荆山，筚路蓝缕”，生产力低下，社会形态也比较原始。但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强的特征，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诗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狁并列。《诗经·鲁颂·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熊绎还要对周王朝尽进贡等职分。在楚的周围有为数众多的小国，其中有一些是西周分封的“汉阳诸姬”，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楚人具有对于个人生死和荣誉之间的独特观念，自尊心很强，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把荣誉看得比生死更为重要，如为理想而投身汨罗江的屈原、在乌江边自刎的项羽等。

熊绎五传至熊渠，加速与东南的扬越、西与南的濮人、巴人的交往，以扩大影响和控制区。楚武王熊通即位后开始谋求向外发展，“辟在荆山”这一狭小的区域已不能满足楚人的发展要求。春秋以降，王室衰败，偏居南方的楚国奋发图强、日渐强大，遂积极参与争夺土地和人口的争霸战争，乘机消灭了周围的小国。到了战国时期，楚国更是不可一世，吞鲁灭越，“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43]，实力在韩、赵、魏、燕、齐各国之上，与“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44]的秦国相埒。据有今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广大地区，其势力影响远达五岭以南，几乎控制了整个南中国。“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45]

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46]楚、赵斗富，赵使自愧弗如。楚考烈王封春申君于江东后，春申君遂在今苏州大肆兴建都邑，至西汉时期，太史公司马迁东游吴，见到宫室仍然十分富丽，不禁大为惊叹：“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现有资料表明，崛起于江汉的楚文化，从淮水上游传播到淮水中游和下游，从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下游，数百年间席卷江淮。由此张正明先生提出了楚文化的六大要素：一是青铜器的冶炼工艺；二是丝织刺绣工艺；三是髹漆工艺；四是老子与庄子的哲学；五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六是美术和乐舞。^[47]它清奇如长江之水伴随着楚国军事上的成功向东流淌，在战争的悲喜剧中实现了文化的传递和交融。

已有2 500多年历史的“白发苏州”，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时代的原址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临”的双棋盘格局和“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人家”的古朴风貌。其城就是楚人伍子胥来吴“相土尝水”，帮吴王阖闾设计建造的，后被吴越、吴楚战争焚毁，公元前3世纪楚人黄歇（号春申君）又重建。据马学强《上海通史·古代》卷说：“春申君父子前后治吴14年，有所政绩。”吴地百姓为了纪念他，将他奉为上海、苏州等地的“城隍”，城隍庙不但成为信众还愿祈福活动的场所，也成了励精图治——吴楚文化交融的一个历史见证。(www.daowen.com)

这种交融，使吴地的智慧诗性文化根基更为粗壮，结出了更多励精图治的民族文化硕果，其中“荣氏家族”就是一例。

“荣氏家族”，清末崛起于无锡荣巷，民国时名震上海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显赫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富豪家族，它以百年不败的富贵高高地屹立在中国的商界中，并用富过四代的辉煌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古训。其祖辈则从一介平民出身，励精图治，凭借个人努力开创了民族大业。

多年来，荣氏家族以其独特的魅力为国家培植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其中以商界人士最为突出。从创业先人荣宗敬、荣德生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到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的“红色资本家”，从荣家第三代子孙荣智健的“中国首富”到荣氏四代曾孙荣明杰的商界明星，无不显示出荣氏家族人物的非凡商业才干。近百年来，他们在风云变幻的商场上运筹帷幄，纵横驰骋，成为中国民族企业的重要领军人。

特别是荣毅仁，1949年后他把自己的商业帝国无偿交给国家，为新中国的民族工业振兴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