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之间因地理相近，环境、气候条件大体类似。《越绝书》中说“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中说“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吕氏春秋》中亦说“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这些记载足以反映出吴越同源的历史。《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意思是：吴人与越人虽有旧怨，但当在遭遇风波危难时能互相救助，如左右手，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同舟共济”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吴越人善稻作，自古以来文化与经济互动，功能相互见长，恰如齐文化与鲁文化互恃构成齐鲁文化，吴文化与越文化互补构成吴越文化。观念成就人生，也极大地影响着吴越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吴越两国的“国语”，就是今天吴语的原型。可见，吴越同体，很难区别。典型的吴文化和典型的越文化的区别远小于吴越文化和其他文化间的差距，但两者毕竟又是各有特色的。

越国偏南，建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在春秋以前尚很少见于史籍。以往人们传统地认为这是因为当地开发得很迟，是一片蛮荒之地，只是后来在晋楚等大国的扶持下才迅速崛起并参与春秋后期争霸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在古代文献中未见记载或少提及的地区并不一定就非常落后，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文明史中都是屡见不鲜的，无须多加解释，因为最近考古发掘已经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遗漏。“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及“凌家滩文化”等已经证实了吴越文化曾是盛开在长江流域的三朵古区域文化之花（另两朵为楚文化及巴蜀文化）。

越国在以宁绍平原为中心的钱塘江以南，以绍兴为核心地域，是建立在浙江大地上的第一个古代王朝。从风俗语言等方面看，与华夏文明相比，越文化具有更多的原始性，先秦典籍中屡屡提及越地民俗特点，如“断发文身”“凿齿锥髻”“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等，具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性、“面壁十年图破壁”的深谋远虑。所以，越地的文人较少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更看重的是经世致用。秦汉以后的越文化就是一种刚和柔矛盾统一、文雅和质朴有机结合、重智慧更重智谋而水乳交融的区域文化，并以其鲜明的特色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越地经济、文化主要是在山区与海岛之间展开的，“地狭民贫”之称到南宋年间因循未改，这就迫使越地居民致力于以斗争求生存。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指出，生活在海洋区域的人们的特性：勇敢，机智，为追求利益敢于冒险。《越绝书》上记载着越王勾践二十年卧薪尝胆的复仇事迹以及民间传说里许多反抗斗争的故事，再联系到铸剑、尚武的种种传统和“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的西施，忍辱负重、舍身为国，以及近代“鉴湖女侠”——秋瑾、“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诸人的思想性格，则越人那种独具一格的勇悍气质当不难窥见。

由于地处山区与海岛、“地狭民贫”，越人善于向外拓展，尤其是沿着海路外移，或北上山东、辽东、朝鲜半岛乃至日本，或南下福建、台湾、海南及东南亚，到处传播着越文化的印迹，其冒险、开拓、进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三个事例足以昭显，那就是明清的“绍兴师爷”、民国期间的“宁波同乡会”和当代出现的“温州模式”“温州商人”。

明清时代，越地经济、文化已经发达起来，受教育的士子陡然增多，而因科举取士在各地实行配额制，众多越地人才无缘由科举晋身仕途，于是相当一部分人转入幕僚队伍，形成独特的“绍兴师爷”景观。“绍兴师爷”在文人笔下以刚正不阿、足智多谋及利口机心著称，近于恶谥，其实并不简单。学做“师爷”，要抛弃弄惯了的八股文，去熟悉钱粮、刑法等各种实务，还要通达人情世故，练就写公文的好手笔，对习举业的人来说不啻是脱胎换骨，没有开拓进取精神是做不到的。进入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外地移民大量涌入，以原籍浙江省为最多。浙江移民中的宁波籍人甚至在上海成立了“宁波同乡会”，不仅起到联络乡情、互通声气的作用，且能与上海的租界相抗争，以捍卫乡人的权益，在当时创下不小的名声。他们敢为天下先，善于把握机遇，以灵活的手段和方式来开拓市场和占有市场，被商界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温州模式”，温州人以个体小生产发家，而今经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乃至世界各地，不少地区和城市出现“温州街”“温州村”之类温州人聚居或经营的场所。温州人的性格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会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做生意往往从小处着手，赚钱不嫌小利，只要市场需要、有利可图，温州人就会涉足其中。正所谓：“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温州一无地缘优势，二无资源优势，三无政治背景，这显然又成为冒险开拓行为的样板。(www.daowen.com)

可见，越文化更多地表现为通俗、朴野、素淡、刚猛乃至逐岛漂航的开拓创业、竞争性文化，这种商品化的市场经济意识正是吴人所缺少的。

吴人的风俗习惯虽与越人相仿，但因吴地距中原为近，开发较早，接受华夏文明的浸润较深，其基因便不够显扬。加以身处太湖流域的平原地带，为典型的“鱼米之乡”，经济富足，生活安定，容易养成人们求稳怕乱的心态。自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以后，历代执政者多有一种“偏安”情结，往往以割据江东而心安理得，直至清末八国联军入侵时犹有“东南自保”的呼声发起，也常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为满足，不习惯于离乡背井去另创家业，更多地趋于典雅、精巧、藻厉乃至精神创造能力的智慧诗性文化。

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苏南人利用“地利”，从官方到民间、从集体到个人，无数次地到浙江实地参观取经，用改革的大潮、竞争的哲学冲刷与改造“小巷”意识、自恋倾向，走出去、请进来，使吴地在开放中崛起，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中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成功典范。可见，了解别人是大智慧，战胜自己才是硬功夫。

与浙江接壤的苏州市在多年发展基础上，围绕“两个率先”目标，认真落实富民优先、科教优先、环保优先、节约优先的“四个优先”方针，“快中求好，好中求优”“扬长补短，整体推进”“以点带面，典型示范”“全市一盘棋，凝成一股劲”，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初步实现了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总体上实现了一个不含水分、人民群众得实惠、百姓认可的和谐小康社会，成为江苏省全面小康建设的先行军。可以说，苏州经济已经完成了又一次嬗变——从开放型经济的“一花独放”到开放型经济、民营经济、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核心是自主创新）的百舸争流、万船竞发，傲然破浪前行。通过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百姓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了百姓的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科技创新指数。在“十三五”期间，苏州的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前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当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先行军排头兵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