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造福一方的“城隍老爷”黄歇

2002年9月，在上海申办第41届世界博览会成功后的大型文艺庆典上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告慰春申君》，其歌词是：

乘长风兮开宇天，古往今来兮二千年……

你恩泽四海万民礼赞，你封地江东筚路蓝缕，你疏通河道拓垦荒蛮。

啊！长歌告慰春申君……

春申君（前314—前238），《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16]东周战国时期楚国公室大臣，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楚考烈王元年（前262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12县。公元前241年，改封吴地，其封地包括上海在内的大片江南地域。黄歇在江南地区广修水利，福荫后世，遗迹颇多。

相传黄歇在上海地区疏通河道、拓垦荒蛮，开启了农耕与水上航运文明。传说他开浚了黄歇浦（黄浦江），连通太湖和淀山湖，将其江面拓展到300～700米，深挖至十数米，与长江出海口连通，至今，黄浦江江阔水深，由此成为上海的母亲河，故上海也就有了“申”城的简称。笔者认为可能有误，因千年之前，上海大约在今松江和青浦一线，不会超过古“冈身”（嘉定、马桥、奉贤、金山漕泾一线沙堤）多少，再向东便是海滩了。黄歇疏浚的可能是东江与吴淞江（即今苏州河）上游一带，即今松江和青浦之地，并带领民众垦荒变良田。为纪念这位开“申”之祖，在上海的老城隍庙，曾经供奉着春申君的神像（后在日军侵华时被毁）。现在，在上海松江区新桥镇春申村，相传这里曾是春申君治理河道的“指挥所”，一组巨大的铜浮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黄歇带领当地居民治理、疏通河道的情景。

在古代，“城隍”是一座城市的保护神，“都城隍庙”（简称“城隍庙”）意思就是保卫都城的神。周朝时，国家每年都要在最后一个月（即腊月）祭祀八种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神灵，八位神仙中的“水庸”，便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城隍”。明朝时期，每月初一、十五和二十五这三天，都会在“城隍庙”举办庙会，这是城庙会的“祖师爷”。

除了上海的一些遗迹外，春申君活动的中心在苏州、无锡一带。那个时候，苏州等地刚刚经历了吴越之战、越楚之战，到处是废墟。黄歇一来，就重建城池，兴修水利，至今在苏州留有他当年筑堤围堰的遗迹——春申湖、“黄公荡”等。

苏州的千年古镇黄埭，就得名于春申君黄歇。黄埭镇地处苏州西北，地势低洼，北入长江水道壅塞后，别说无法耕种，就连居住也困难。2 000多年前黄歇来吴地后，疏浚东江，导水入海，湖荡众多的地方则筑坝建堰，时称“春申堰”，或称“春申埭”。“埭”是指堵水的土坝。民间有一首儿歌至今流传：“啷啷啷，啷啷啷，爷娘去开吴淞江，尔后再开春申塘，领头的大爷叫春申君，住在伲村黄泥浜。”足见春申君对黄埭的影响深远。

现在的苏州相城区除了春申湖、“黄公荡”，道路有“春申路”，学校有“春申中学”“黄埭中学”，路上还有春申君的雕塑，可谓处处都有他的影子。一般来说，寺庙内的老爷，各地都是差不多的，唯城隍老爷例外。谁为当地百姓做了好事，建有功绩，百姓即封他为城隍。春申君在苏州治水有功，百姓就封他为城隍，今苏州古城内景德路94号城隍庙内的城隍就是春申君。庙内还有古戏台，以前苏州市民每年要在庙里演戏给春申君看，叫酬神。正因为如此，苏州城隍庙至今香火旺盛，老百姓都一直牢记春申君的功绩，常年拜祀这位惦记百姓、造福一方的城隍老爷。

2.以人为本，人财两旺

站立吴地广袤的土地上，“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17]，吴地人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强大的前进定力，正是有这种文化自信，保证了吴地文明穿越历史的风风雨雨，数千年绵延不绝。特别是自秦统一六国后，推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南北文化交流日频，经过吴人艰辛的开发，江南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至唐宋时期，苏杭二州已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表现有两个：

①和平和谐平安，人口迅速增长

古人云：“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东汉时期，荆、扬二州，包括江南人口的增长幅度已呈突飞猛进之势。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到宋朝建立，长期的战乱引发大规模人口迁移。唐天宝元年（742年），全国人口有60%生活在出产麦子和黍粟的黄河流域，其余40%则生活在南方；而到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1亿左右的人口仅38%生活在北方，已有62%生活在出产稻谷的长江流域，南方的人口比例在宋代以后持续增长，使人口重心转移到南方。唐宋时期的人口因素促进了经济增长加速，推动了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18]南方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除自然增长外，主要是由于南方地区太平、社会祥和安全，适合人居；而北方迭遭兵燹之灾，“避乱江南”者多。再是江南垦田多辟，渔猎山伐的经济格局有所改变。特别到东汉末世，有的地方业已成为“沃野万里”的“乐土”。(www.daowen.com)

被汉武帝封为秺侯的金日（前134—前86年，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后裔，在明末清初从山东彭城（今江苏徐州）迁到吴县金鸡湖东的斜塘小镇。据说这批金姓后人在斜塘已传至第13代、40多户，他们的住宅曾经有19座，遍布古镇数百米的老街，至今尚有两三处遗存。1920年，柳亚子曾到过斜塘，并留下了“斜塘烟雨景如何，水阁芦帘对户居，已隔一条衣带水，不同调笑酒家胡”一诗。“胡”正是“胡人”的简称，是对少数民族身份的肯定。

苏南地区原唯一侨乡——昆山县“振东侨乡”，有300多华侨齐居于此，这里曾是归国华侨的“理想国”。当时的侨乡犹如一个世外桃源，华侨们在小河、小树围成的村庄里安居乐业。20世纪60年代，笔者坐在军车上来去路过时总要看一眼这个红瓦屋顶的“洋房”。据《昆山县志》记载：“侨乡”建于民国十五年至民国十七年（1926—1928年）间，为孙中山先生的部分海外归来的广东、福建籍卫士集资所建农场，现存西式楼房、平房19座。至于他们为什么会选中这块宝地作为侨乡，据昆山政协原港澳台侨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胡明分析，安全占很大因素。当时的归国华侨绝大部分是广东人，那时的广东经济虽然已经发展，但社会风气欠安，很多有钱人家都要买枪看家。相比较而言，苏南地区民风淳朴，“水草丰美”，和合和平安全。此外，昆山接近上海，交通也很便利。这样的环境，是直到今天都被许多台商看好的绝佳理由。一位举家迁居昆山的台商说：“安全感不仅来自良好的治安，更来自政府的政策稳定、诚信廉洁、亲商富商、服务到位。”这佐证了吴地“近悦远来”，乃世间乐土。

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理查德·林恩经过近30年对130个国家的IQ测试，得出了一个令亚洲人感到既惊讶又高兴的结论。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智商，平均值为105，明显高于欧洲人和其他的人种。林恩认为，中国、日本都属于蒙古人种，是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高智商。当林恩教授提出他的研究成果后，很多人提出了质疑。第一就是虽然东亚人拥有高于欧洲及美国人的智商，但欧洲人在科学技术研究上要比东亚人更胜一筹，发明也更多。林恩教授认为这是由于东亚人在性格上比欧洲人更循规蹈矩，所以在发明创造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能证明东亚人的智商低于欧洲人。^[19]先吴古国由于多次洪水海浸，被称为“下下”之地，加之远离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中原地区，故吴地人勤劳勇敢、思想比较解放。

进入清代以后，江南“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2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吴地人龙腾虎跃，更加重视人才，聚集了一大批海内外富有文化见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创新、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卓越人群。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制造业快速崛起，已成为科技创业者的“新天地”。

②教民耕作，保护绿水青山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江南地区在民族融合、社会风俗方面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西汉之时，江南被视为“边缘”之地。这里的“越人”“蛮人”，朝廷对他们所采取的统治方式与中原有别，往往“因俗而治”“初郡无税”，或“少输租赋”。但到东汉，由于行政管辖加强，“蛮夷率服”，故“增其租税”，与中原划一。加之北人南迁，进一步打破了地区上的畛域，促进了汉族与蛮、越少数民族的交往。过去有所谓“卑薄之域”^[21]“不知礼则”^[22]的状况，而这时乃“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邦俗从化”^[23]，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如铁器、牛耕的推广。在今南京等地的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铁容器。江西出土的铁具有铲、锄、锸、镬等。^[24]此时，牛耕作为生产动力已受到重视，东汉官府规定严禁宰牛。第五伦任会稽太守时，“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25]。据考古资料，今江苏洪泽湖边重岗乡发现汉代《牛耕图》，该图画面布局分上下两组：上为二牛二人犁地图，下为三人播种、耰耢图，说明当时的劳作次序已是“牛耕—播种—耰耢”了。凡“百姓不知牛耕”的地方，当地官吏往往能“教用犁耕”^[26]，并采取“官贷耕牛”等措施，以利牛耕的推广。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使耕地面积扩大。当时不少地方官吏在扩大耕地面积方面颇有成效，如李忠任丹阳太守，教民垦辟，“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27]；王景为庐江太守，“垦辟倍多”^[28]；茨充为桂阳太守，“教民种植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履”^[29]，使民得其利。与此同时，兴修水利受到重视。例如：“马臻为太守，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溉田九千余顷。”^[30]强调农业必须“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31]。从考古材料看，江南不少地方已发现厕所，水田遗址中有肥堆，说明重视施肥。

尤当指出的是，江南水乡泽国在东汉时期随着战胜自然的能力增强和耕作技术的改进，粮食产量有显著提高，促进了粮仓建设的发展。考古资料显示，各地出土了大量的陶罐、陶仓等，这是粮食储备增多的反映。据载：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九月，调扬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32]李贤注曰：“五郡谓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扬州领之六郡，会稽最远，盖不调也。”时隔七年后，即安帝永初七年（113年）九月，又调零陵、桂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33]这是江南租米调往江北的明确记录，说明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已逐渐居于优势地位。

粮食增多，五业兴旺。其中的谷物类包括稻、麦、黍，而稻又有籼稻、粳稻、糯稻等多种。豆类，经鉴别有大豆和赤豆两种。瓜果类，有甜瓜、枣、梨、梅等。蔬菜类，有葵、芥菜、姜、藕等。除粮食作物外，经济作物种类亦多，有苎麻、茶叶、生漆、芸苔（油菜）等。此外，养殖业也较发达。江西湖口县在1983年于文桥乡发现一座东汉墓，随葬品中有陶制的马、牛、羊、猪、狗、鸡、鸭等，说明家禽家畜养殖业已很兴旺^[34]，故有所谓“饭稻羹鱼”“民食鱼稻”之称，充分体现了江南“鱼米之乡”的地域特色。

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的上海元代水利工程遗址——“志丹苑水闸”，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它是已经发现的同类遗址中规模最大、做工最精细、保存最好的一处。史料记载，唐至明代吴淞江及支流淤塞严重，朝廷和当地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疏浚河道。元代时任职都水监的上海松江人任仁发曾受命多次疏浚吴淞江，并置石闸、木闸数座，以阻挡和清理潮沙及淤泥。为了建造水闸，使用了大量的原木筑建基础，原木直径一般30厘米左右，长约4米，估算这项工程使用了大约6 000根原木。石材的加工相当考究，每块石材大致长120厘米、宽60厘米、厚30厘米，共使用了大约2 000块石材。为了加固水闸，在木桩与水闸驳岸之间还用大量的砖瓦块填筑。水闸总面积1 500平方米，由闸门、闸墙、底石、夯土等部分组成。整个遗址用工量之大、做工之精，为国内同类遗址所罕见。

环境是生存发展之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金山银山诚可贵，绿水青山价更高。江南的绿水青山，使中华文明避免了灭绝的命运，如西晋末年的“衣冠南渡”，北宋的“靖康之耻”（1126—1127年），全赖江南的绿水青山。江南的绿水青山是中华文明的“避难所”、大后方，中华文明5 000多年来绵绵不断是因为有江南的绿水青山。“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绿水青山任自然，旧时王谢堂前燕，再不复海棠庭院。”（元代马致远《拨不断·九重天》）为使绿水青山不变色，清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苏州府颁布禁令——“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镌刻成碑，成为中华文明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地方水质保护法规。当今苏南的环保已从末端治理走向源头控制，实行“一票否决制”，从“环境换取发展”转向“环境优化发展”；在对外开放中，由“招商引资”变为了“招商选资”。“量水而行”“量水发展”，在大力推行节约用水、实行严格的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外，对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贡献的地区实行补偿。2010年7月，苏州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试行）》，明确规定：基本农田每年补偿不低于400元/亩；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的行政村，每年按每村100万元给予生态补偿；对太湖、阳澄湖及各市、区确定的其他重点湖泊的水面所在行政村，每年按每个村50万元给予补偿，并于当年当月见效。位于太湖之滨的苏州马舍村村民欣喜若狂：“给我们村每年补偿100万元！”而江苏省早在2013年就在全国率先划出生态红线：确定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饮用水源保护区等15类、779块生态红线区域，红线区域陆域面积占全省面积的22.23%。2016年，又将红线保护面积进一步增加1 800平方公里。先后出台了《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并配套制定《生态红线监管考核暂行办法》《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暂行办法》等^[35]，造成环境严重破坏将终生追责，守住生态安全的底线，为中央于2017年2月出台《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人人参与，可生态道德的缺失，是造成生存环境危机的原因之一，必须加强教育，警钟长鸣。对此，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发出通报，根据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监测：2017年1月太湖流域省界河流34个监测断面，29.4%的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其余断面水质均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其中Ⅱ类占2.9%、Ⅲ类占26.5%、Ⅳ类占26.5%、Ⅴ类占29.4%、劣于Ⅴ类占14.7%。与2016年同期及上月相比，省界河流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比例分别下降了11.8%和29.4%；太湖全湖平均水质类别为Ⅴ类，营养状态为中度富营养。^[36]环境专家调查研究后发现，有的地区江河湖库的水体污染已导致地下水污染，含量虽甚微，但许多有机物毒性很大，足以引起各种健康问题，其修复过程漫长，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由此带来的高成本可想而知。

当下，广大民众已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盼温饱到盼环保，绿水青山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