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王而王”的泰伯

在第一章中已较详细地介绍了吴地始祖之一泰伯。公元前12世纪，泰伯、仲雍千里迢迢来至先吴古国，入乡随俗，吴人始而“义之”，继则“敬之”，终则“君而事之”“从而归之千余家”“不王而王”。

泰伯生长于陕西周原一带，黄河文化孕育了他、熏陶了他；创业于江南，先吴文化成就了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影响汇聚于一身，使“泰伯文化”带有深刻的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泰伯一生的丰富经历使他有幸体会水乡文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锋与磨合、交流与相融，从而成为沟通中国南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特殊载体和象征。他把周族“敬天裕民”的思想传播到吴地，兴修水利、耕种、饲养、学习文化，创建“勾吴”国，使吴地日渐富有。

“泰伯文化”现象的本质，是吴地先人对泰伯这个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的认可，事业魅力的赞许，追求毅力的肯定。千百年来，泰伯深受百姓拥戴。无锡有泰伯墓、泰伯庙，苏州也有泰伯庙及传颂他的泰让桥等，长年受到人民群众的祭拜。可见，老百姓愿意和他同乡，与他同根、同宗、同亲，说明吴地先人见贤思齐、胸怀宽广。人们常说，“容忍比自由还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这里所包含的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与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相一致，是中华伟大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其实质是“以人为本”、亲民爱民，以至今日“泰伯文化”这朵灿烂、悠久的奇葩依然鲜活。

①泰伯为何要奔吴？

泰伯在商末武乙时（约前1147年）为什么要奔吴？原因可能有三。

一是在继承王位上有不悦之处。周太王晚年时看到殷商始终是周人的威胁，就考虑从周、羌联盟以稳固根基的目的出发，让三儿子季历（母亲太姜，乃羌族贵族之女）继位，并要他和商朝大奴隶主贵族中的任姓挚氏通婚，娶太任为妻，从而建立起牢固的统一阵线。这样一来，也能保证贤能聪慧、颇有王者风范的孙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能够顺利接替执政，继承王位。泰伯、仲雍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理解父亲的苦衷，为顾全大局，兄弟俩双双离开岐山。

二是仰慕“夷蛮”乐土。“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经·大雅·绵》）意思是，周人原本艰苦，挖洞筑窑居住。至商末时期，商政治腐败，中原地区连年战争不断，土地贫瘠（战国以前还不懂施肥），动荡不安，泰伯仰慕偏安一隅、远离中原政治和军事中心的人财两旺、和谐和合的江南社会。

三是经营南土。周族原住地在豳地（今陕西旬邑、长武、彬县一带），常受西北方戎狄（又贬称鬼方、猃狁、犬戎、犬夷等胡、匈奴）的入侵，无力抵抗，周太王举族循着漆水和沮水，翻越梁山，迁居到渭河北岸周原一带的平原地区，施行“敬天裕民”政策，即祈求苍天保佑，使民富裕（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家有点蓄积，产生劳动的兴趣，并不杀犯了酒禁的“百工”等），意在江河一带经营，借以壮大国力。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认为，由于周太王时的周邦国还很弱小，无法与强大的殷商王朝分庭抗礼、正面冲突，于是，太王选择抵抗力最小而又与殷商关系较疏远的南土经营，以逐步培植国力，所以他派泰伯、仲雍而至吴（夷蛮）。正如《诗经·颂·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8]笔者认为，周太王的这一战略思想是存在的。我们说泰伯、仲雍为了周的前途，顺从父意决定让位于弟季历。但出奔何处？一定会经过深思熟虑，因为这同样是关系到周的未来以及弟兄俩命运的大事，而考虑问题的核心，无疑是既要有利于翦商兴周的大计，又要有利于他们能在最小阻力下而到达目的地以施展才干。基于此，泰伯、仲雍从岐山的周原地区出走，他们所要想到的：第一，夷蛮之地对周来说是一块飞地，也是殷商影响力薄弱的地方，能够抢先一步得到该地，对未来取得天下，具有战略意义；第二，夷蛮之地洪水以后经过大禹治水，“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经济复苏，土地肥沃，市场繁荣，是个大有开发前景的地方，有利于他们未来事业的发展；第三，吴地先民与中原地区有过来往（如巫咸），估计不会受到敌视，容易为这个社会所容纳。后来事实的发展，果然也正是如此。

②泰伯奔吴的路线

关于泰伯、仲雍奔吴的路线，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东吴说”（无锡梅里）、“西吴说”（陕西陇县）、“北吴说”（山西平陆）等5个点（见图9-1），一直探讨未果。历史文物研究者沈从文有言：“对于古代文献历史叙述的肯定或否定，都必须把眼光放开，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对新史学和文化各部门深入一层认识，才会有新发现。”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下，史料是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道具，在典籍、文献和图片与考古资料的相互印证中，以大历史、小细节揭秘历史内幕，才能追寻历史的真相。

图9-1　关于泰伯奔吴地点的几种不同说法

资料来源：叶文宪，《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探秘》

泰伯“奔吴”不是盲目的，我们不要把古人看得太简单了，他是有既定的方向和目的地的。有史为证：一是了解“天下”大势。事实上，夏商周时，中国古代地图就已经具备了方位、星象、图示等诸多现代测绘要素了。有迹可循的古代地图便有禹肇夏始分天下九州铸九鼎刻物产图、周武王姬发将凤鸣岐山伐商图镌于鼎上等。太王与泰伯心里清楚，中原地区到处战争灼痛了人们的双眼和心灵，先吴地区稳定安全而平安祥瑞，这就深深地吸引了周人。中原地区的传统是农耕文明、内陆文明、世俗文明，这是商周的底蕴；而先吴地区除具备商周的底蕴外，还有一个特有的湖荡海洋文明，使泰伯明显感受到不同文明和谐共存、交流融合的脉动。二是公元前1147年左右正值我国的寒冷期，北方农牧业歉收，故“北吴说”不大合逻辑事理，包括泰伯在内的周人向往的是风和日暖、草丰物美的江南。三是依据敌情（商王朝）——从汉水到达湖北、江西，可他在今江西一带是很难站住脚的，史载江西吴城一带那时是殷商控制的，只能顺长江而下，直达先吴之地。走这条路线是有可能的，但风险很大，故“西吴说”值得商榷。第二条路，而且是主要的便捷大道，这就是顺着“金道锡行”路线来的，因为“金道锡行”路线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的。

泰伯他们住在渭河边（“居岐之阳，在渭之将”^[9]），很容易顺水推舟，不用多少车（步）行。具体路线很可能是：从周原出发，下渭河（乘船），经镐京（西安），入黄河，到山东刘庄一带进入济水河，逆水而上，车（步）行30～50公里后，入泗水、下淮河，向东出淮河口右转，沿黄海边南行进入长江（那时扬州可观潮），西行至“宜”（今镇江丹徒）、江阴一带进入芙蓉湖，沿湖兜转一圈后（到过句容茅山^[10]）至无锡，经踏勘后感到东为大海，西为山丘，北为湖荡，南为低洼泽地，而鸿山、梅村一带地势稍高，便决定落脚（见图9-2）。

图9-2　泰伯奔吴路线图

这条路线，连接着有一定道理且可能存在的“西吴说”“北吴说”以及加口（今邳州市一带）地点，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交通等条件之必然。泰伯、仲雍奔（东）吴在陇县、平陆、加口等地探情、休憩也是合情合理的，说明古人的活动范围很大。同时，这条路线，也破解了季历来吴“报丧”，泰伯、仲雍回关中“奔丧”不可能说，更进一步增加了泰伯、仲雍奔（东）吴的可信度和真实性。

自公元前584年春（鲁成公七年）寿梦伐郯（今山东郯城北）后，吴国日渐崛起，至吴王阖闾执政时（前514—前496年），吴地已富强起来。但吴国之所以能日益富强，在世界“轴心期”（前800—前200年）进入“强吴时代”，离不开下面两个慕名而来的主要人物。

2.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伍子胥(www.daowen.com)

伍子胥（前559—前484）又名伍员，楚人也。文种曰：“吴之所以强者，为有子胥。”^[11]

伍子胥的家族在楚国很有名，先祖伍举是直言楚庄王有功劳的楚国名臣，其父伍奢是楚太子建的老师。公元前522年，伍子胥因父亲伍奢、兄伍尚及全家100多人被楚平王所杀而避难逃奔吴国，后结识吴公子光并帮助公子光夺得王位，是为吴王阖闾。为使吴国能内可守御、外可应敌，他建议吴王阖闾“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革”，并受命亲自选择吴国都城城址。他“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最后选定城址，合理规划，建造了阖闾大城，也即今天的苏州古城。

伍子胥“少好于文，长习于武”，具有雄才大略，文韬武略，勇而多谋，又深得吴王阖闾信任。民间对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头”的传说。

据传伍子胥曾七次推荐已到吴国的孙子，后与孙子一起鼎力助吴，吴国的国力蒸蒸日上，军队素质和战斗力大大增强，“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吴国国力达到了鼎盛之势。吴王阖闾去世后，他继续辅佐夫差即位，帮助吴国打败越国。伍子胥分析吴越两国由于自然条件的因素，二者只能存其一，所以他主张一定要灭掉越国。但是吴王夫差自矜功伐，听信伯噽谗言，允许越国保全下来，并将伍子胥赐死。五月初五，这一日他永远告别了对他至关重要的吴国，沉入了滚滚的江涛，成为吴人的泪点。

伍子胥死后三年，吴国被越所灭，夫差掩面自杀，吴国百姓更加怀念国之柱石伍子胥。千百年来江南一带相传伍子胥死后忠魂不灭化为涛神，世人哀而祭之，有人认为端午节即为纪念伍子胥之日。从时间上来说，伍子胥早于屈原200多年，且端午的其他习俗，如“斗百草”“吃粽子”等均来源于吴地。现已由湖北、湖南、江苏三省四地共同申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见图9-3）。

图9-3　苏州端午节纪念伍子胥

3.超越时空的军事家孙武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12]孙武著有《孙子兵法》一书传世，他的谋略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受到国内外历代兵家、学者和各界人士的推崇，被誉为“兵圣”。毛泽东曾评价孙武说：“孙子不简单，用兵不教条。大千世界，千变万化，哪有一成不变之理？”并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

孙武（约前545—前470，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为何要奔吴？《新唐书》言明孙武是因“田、鲍四族谋为乱”，才从齐地奔往吴国的。《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对此是这样记述的：“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穰苴，尊为大司马。田氏日以益尊于齐。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13]导致田、鲍四族谋乱。

同为田完之裔的孙武，自然亲历、亲见或亲闻过这次四族之乱。这次田、鲍四族之乱，鲍氏与高、国二氏结盟，以共同对付田氏，使其矛盾白热化，田氏之族因之受损甚大，这就是孙武奔吴的最直接原因。《史记》之《孙武传》和《伍子胥传》还载明孙武奔吴献兵法和为将军的时间是吴王阖庐三年（前512年）。

孙武奔吴的路线，被清代在今济南市东之济水旁（即今小清河岸边）出土孙武私人印和孙星衍撰《家吴将印考》所证实。孙武是从齐国乐安（今广饶草桥）乘舟顺济水经济南东而奔吴的。^[14]

一脉济水，三隐三现，却至清远浊。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河南做官时去济南，置身济水之上吟唱道：“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惟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高洁，是古人眼中的济水。虽然济水位尊四渎，却波澜不惊，温文尔雅，润泽万物。而吴地亦如济水清流，粼粼碧波，恬静高雅，温柔多情，令多少才子英雄垂怜。

孙武带着他苦心钻研的兵法，虚心向长辈请教，游历崇山巨川进行考察，足迹遍布了泰山南北、大河两岸，他费尽心思、耗尽心血撰著兵法十三篇草本，坐上了远去吴国的商船（管仲主张“以商止战”，以刺激经济），沿济水逆流而上。与其他商人不同的是，孙武的货柜里除了金银细软及部分生活用品外，全部由简书塞满。这些简书除十三篇兵法草本外，还有自小陪伴他左右的各类兵书。商船行至济南，孙武弃舟登岸，改走旱路。在搬移行李的过程中，不慎将一枚私人印章丢失，来不及搜寻便又随商队登车、舟，一路南下，不久便到达了日思夜想的南方新兴的吴国。

图9-4　苏州穹窿山孙武著书纪念地塑像

经伍子胥多次推荐为将后，孙武不负众望，于公元前512年12月，亲自指挥了第一次战争并获大胜。阖闾派孙武等征灭“钟吾”和“徐”两个小国，又乘胜夺取了楚国的舒地。“孙武为将，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掩余、烛庸”。第二次于公元前511年，“阖闾闻楚得湛卢之剑”，因“斯发怒，遂使孙武、伍子胥、白喜伐楚”。接连攻占了楚国的“六”和“潜”二地，又获大捷。第三次于公元前510年，吴、越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史称“携李之战”。《孙子兵法·虚实篇》真实地记述了孙武在这次作战中的体验：“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总结了用兵打仗，贵精不贵多的战争经验。第四次于公元前509年，吴、楚豫章大战。楚国君命公子子常等伐吴，以报前年失陷六、潜二地之仇。吴王阖闾再次派孙武等率兵回击，迂回作战，避开楚军主力，俘楚公子子繁，又占巢地。楚军攻而转败。第五次于公元前506年11月18日，爆发吴、楚两国最大规模的战争，即“柏举之战”。战前，吴王接受孙武和伍子胥等人的高见，联合了对楚有世仇的“唐”和“蔡”两个小国，共同对敌。作战过程中，孙武等充分利用通过蔡、唐攻楚的有利地理条件，采取正面钳制和北侧迂回的策略，出奇制胜，以三万对二十万，五战五捷，于11月27日攻克郢都，楚昭王出逃。从此，孙武谋高一筹，善战制敌，战功赫赫，名传天下。

孙武一生事业在吴国展开，战后他悄然隐居在苏州太湖东岸的西部山区，根据亲自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修订其兵法十三篇，使其更臻完善，成为经世不衰的超时空十三篇。现今苏州西部最高的穹窿山（海拔341.7米）建有孙武著书纪念地（见图9-4）。

此外，近代英国人马格里爵士是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于1863年至1875年先后在上海、苏州和南京创办了中国军事工业（洋炮局与机器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位“洋厂长”（总办）、中国第一个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并具有机械化生产能力的企业。

据上海1885年以来历年的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80%以上，华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75%以上。^[15]这些移民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西方谋求发财的冒险家；二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到上海来寻找发展机会的本国移民。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移民同居一城，朝夕相处，相濡以沫，共同构建了上海的海派文化，造就了吴地的强盛之基。

巍巍中华，英雄辈出。自古以来，“奔吴”的历史人物众多，包括西方与全国各地的专门人才与有关人员。历史让人回味，未来令人神往，人才是一个地区与国家兴旺发达的第一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