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世致用”，就是用学问创造性地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而能否解决，就是检验学问是否正确的标志。它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创新的过程。

从蚩尤、防风氏、巫咸、泰伯、仲雍等吴地始祖，到当代的张家港人、昆山人、华西人……无不求实务实，认为“虚谈一阵风，种田万万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吴地农民就是凭借“四千四万”精神首创了中国的乡镇企业。1983年2月6日下午，邓小平到苏州视察，苏州地委书记戴心思向小平同志汇报：“苏州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主要靠两条：一是在城市发展中小型企业，在农村发展集体所有制的社队工业；二是重视知识，加快吸引和培养人才，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实现城乡经济的快速增长。”小平同志听了非常高兴，称赞说：“你们发展乡镇工业很好。”

晚明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上海人），提倡“实学”，曾说：“千闻不如一见，未经目击而以口舌争，以书教传，虽唇焦笔秃，无益也。”他的学生陈子龙编写了《皇明经世文编》。当代世界建筑大师、苏州博物馆新馆的总设计师贝聿铭，从总体设计到内部装饰、灯光配置，以及选料、布景等等，事事仔细斟酌、亲力亲为。

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经过14年的寒窗苦读，对于功名逐渐淡薄，日益发奋研究实用之学，用能否解决问题的实效来衡量道理的价值。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后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所至垦荒，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著有后人所熟悉的《日知录》。他反对空谈“心、理、性、命”，倡导“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经世致用”的民本思想，认为“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句古训，要求作品为“经术政理”服务，并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

吴地是顾炎武的故乡，出现了众多的如南通的张謇、常州的盛宣怀、无锡的荣氏兄弟及当代的昆山、张家港市等实践经世致用思想的典型。

1.坚持“实业兴国”的张謇精神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市长乐镇人），中国近代杰出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张家世代务农，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称“四先生”，清末状元。中日甲午战争成为他人生道路的分水岭，深重的民族危机最终促使他毅然放弃传统的仕宦之途，毅然走上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之路。从1895年起，他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资生铁冶公司、通州师范学院、南通博物苑等工业、教育、文化、科普事业。他利用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推广植棉等，成为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他欣然接受西方文明，重用外国人才，但反对将国外的教育方法简单“嫁接”过来，主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实行严格教育。为转变社会风俗和繁荣地方戏剧，1919年他邀请著名的导演、戏剧家欧阳予倩，在南通办起一所培养戏剧人才的学校——伶工学社，并且建造了一座更俗剧场。剧场实行一些文明的规定，如观众按号入座、不许随地乱扔果皮、不许乱喊乱叫等，确实起到了移风易俗的积极效果。此外，他还在军山设立气象台，“一方面为农事的测候预防，一方面为农学生实习气候的地方”。一战期间，他的大生企业系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到1923年，它的资本总额达到了3 448万多元，为当年申新、茂新、福新企业系统资本总额的3.5倍以上。此后，受内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南通实业走向衰落。但张謇直接开启并促进了南通地区的近代化，使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丁文江在张謇追悼会上演说时曾指出：数年前余在美时，美前总统罗斯福死后，凡反对之者无不交口称誉。今张先生死，平日不赞成他的人亦无不同声交誉。”直至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在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业发展时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当代学者章开沅先生也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张謇身上所体现出的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泽被乡里的爱民情怀、脚踏实地的务实风范，已成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楷模。“张謇精神”留给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启示是：应当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坚持“实业兴国”，不要醉心于玩“空手道”。

2.张家港市的率先胆识

长江之畔，苏州北边的一块沙洲——即现今的张家港市，行政建制历史并不长。它是由江阴、常熟两县各划出一块组合而成，1961年11月设置沙洲县，被称为“苏南的北大荒”，196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只有3 000多万元。1986年11月撤县建立张家港市，可他们有胆有识，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后，率先感受到春潮的讯息，拔到头筹。他们“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在43天内就做完了保税区规划，完成了1 000多户规划区内的居民动迁工程，3个月内就做好了基础设施，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全国唯一的内河型保税区——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他们利用海关保税的独特条件，借鉴国外实行自由贸易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发展了外向型经济，加速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在拼与抢的实践中，这个总面积999平方公里、人口不足90万的小县城，从当年“苏南的苏北”，迅速挤入全国百强县。2004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与上交国家各项税收分别是1995年的3倍、11.5倍、20.3倍。张家港的“率先”精神成了江南的“精神品牌”。

“十二五”期间，该市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总数分别达到18家和60家。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7%，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1.7%。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31.5%。2016年，“聚焦转型、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文明引领”，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 300亿元，增长7%；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90亿元，增长9.1%。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8万元，增长8%。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全国双拥模范城“六连冠”、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七连冠”，建成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市。

3.昆山市的全面小康实践

昆山市位于江苏东南部，地处上海与苏州之间，是个县级市，总面积927.68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占23.1%。自秦代置娄县至今已有2 200多年的历史。1989年9月撤县设市，拥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综合保税区等著名园区。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全国双拥模范城“六连冠”、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七连冠”，建成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市；2010年9月，昆山与维也纳、新加坡等5城市获该年度联合国人居奖；2016年1月，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评为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多年来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县（市）的“百强之首”。它圆了古人的梦——“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诗经·大雅·民劳》），率先实现了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见图8-9）。

图8-9　昆山市景一角

1949年前的昆山是华东地区患血吸虫病的重灾区——曾经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方。1955年，阳澄湖边的昆山县征兵体检，应征的青年血吸虫病检查阳性率高达85.5%。于是从1956年开始，昆山连续7年免征兵役。那个时候的昆山到处都是大肚子，人瘦得干巴巴的，“手脚像丝瓜，肚子像冬瓜，脸面像黄（皮）瓜”。“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人们谈之色变。50年后的2005年，同样出自昆山的空军特级飞行员、我国首批航天员费俊龙，随神舟六号飞船踏入太空，可谓天壤之别。

该市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求真务实、精准施策，努力破题见效。“十二五”期间，大力转型升级，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9.8%。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1.3%、8.6%，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44.7%、51%。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3.1%。拥有国家“千人计划”人才105人。人才资源总量达35万人，人才贡献率达47.2%。全社会环保投入579.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4.2%。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保持90以上。

围绕争当“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排头兵总目标，同心同德。2016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 160亿元，比上年增长7.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18.9亿元，增长1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54 400元、28 370元，蝉联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两个第一”。质量效益逐步攀升，城市品质在统筹发展中稳步提升，城乡发展一体化扎实推进。

这个县级市，保持“排头兵”的引擎到底是什么？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昆山人注重的是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既有吴文化的深厚根基，又有苏南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可见，经济是形，文化是神。

昆山的“神”是多彩的，它至少由五种文化打造而成。

（1）本土文化：6 500多年前（绰墩遗址），昆山的先吴人已在阳澄湖畔种植水稻，并有配套的灌溉水沟和蓄水坑，比日本发掘的水稻田早3 000多年。不论是“火耕水耨”的农耕技术，还是田块密集的程度都是世界罕见的。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传承与“百戏之祖”的昆曲，一刚一柔，构成了昆山文化的背景。此外，还有昆石、并蒂莲和琼花组合的独特园艺等，形成了昆山人特有的人文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昆山人为尽快改变落后面貌而爆发出极大的积极性。1955年9月，毛泽东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中赞扬道：“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来说可以在三年内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的人们（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评），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们，请看一看江苏省昆山县的这个乡罢！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许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吗？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27]

当昆山办第一家独资企业时，昆山人跑南京跑了120趟；为了现在的出口加工区，昆山人跑北京跑了84趟。1984年，昆山还是个农业县，对外封闭，经济单一，县委、县政府果断决策，在老城区东侧划出3.75平方公里土地，“带着50万元去建开发区，没有享受国家对开发区的政策优惠，当时的大学生都是光着脚、扛着标尺去丈量土地，自行车都进不了；当时的办公室只有8间小平房，建第一个住宅小区的砖头都是我们人工扛进去的”，该市原经济开发区主任宣炳龙回忆当时的一幕说。昆山开发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富规划、穷开发、滚动发展、逐步到位”的自费开发之路，并于1992年列入国家开发区序列。

昆山人就是凭着这股执著精神，出手快，不等不靠，埋头苦干，抢抓机遇，开拓创新。面对资源瓶颈，通过精准发力改革，全力打造发展“升级版”，破解发展“天花板”。产业布局“腾笼换鸟”，工业用地只减不增，劳动密集型产业只出不进，倒逼企业主动转型。巧做产业转型升级“加减法”，重塑发展新空间。用创新引领新兴产业，摆脱“生产加工”定位，向产业高端攀升。

（2）海派文化：上海是昆山的近邻，东方太阳的阳光昆山最先得到。“一墙之隔”的上海海派文化对昆山人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并在昆山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3）台岛文化：昆山现有台资企业4 600多家，有逾万台胞在昆山工作，所到之处融合了两地文化，产生了新的火花。

（4）海外文化：昆山从2 000多年前徐福入海东渡寻仙药船队驻泊千墩、补充人员给养时，到明朝沈万三开拓海外市场，至20世纪80年代发展外向型经济，海外文化不断涌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昆山人及时抓住国际产业和资本转移的机遇，从构筑承接产业转移的平台——配套协作时，便使外生型经济和内生型经济有机结合，其国际化因子带来了创业的“鲶鱼效应”，集群经济快速崛起。

（5）移民文化：2015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78.7万人，年末外来暂住人口127.2万人。外来人口超过了本地人口，昆山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这些移民中，有自愿移入的，有本地政府主动引进的。他们相互吸收，融为一体，使昆山出现了新的文化沉积，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于是，创业、创新、创优的热血奔涌而出，强烈的发展意识和竞争精神日渐长成，最终汇聚成了“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争先创优”的“三创”精神，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同样的山、同样的水，“含金量”孰高孰低，凭的就是“文化”二字。创新文化是保持持续创新能力最重要的驱动力，而文化繁荣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独立，则是创新与繁荣科学的必由之路。正如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出的，“文化创造力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则是人类的财富”。(www.daowen.com)

【注释】

[1]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统计。

[2]《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

[3]陈华文，《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4]（汉）赵晔原著，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9页。

[5]《诗经》，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

[6]（汉）赵晔原著，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0、103页。

[7]黄永堂，《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8-669页。

[8]黄永堂，《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9页。

[9]黄永堂，《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9页。

[10]黄永堂，《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1页。

[11]黄永堂，《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1页。

[12]《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三册，第1109-1110页。

[13]《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09-1110页。

[14]参见徐梦嘉，《兵之强兮》，《新民晚报》，2015年9月17日。

[15]陶敏，《蒋庄遗址入选“十大发现”扬州曾现良渚文化相似元素》，中国江苏网，2016年5月17日。

[16]（汉）赵晔原著，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2页。

[17][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36页。

[18]吴霓，《从古代私学的发展看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现象》，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3期。

[19]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一），齐鲁书社，1985年。

[20]温希强，《最早记载钓鱼岛的中国史籍影印本在牛津大学发布》，新华社，2017年3月17日。

[21]沈复，《浮生六记》（增补版），武汉出版社，2011年，第1页。

[22][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8页。

[23]参见徐鸣，《洞庭商帮的沪上“生意经”》，《新民晚报》，2013年10月20日。

[24]宗菊如，《无锡乡镇企业简史》，方志出版社，2011年。

[2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9页。

[26]李雪根，《天堂之路——苏州发展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5-86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