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耐饥耐渴的“徽骆驼”

胡适曾把皖南一带的徽商比喻成“徽骆驼”，这是很贴近的。耐饥耐渴、长途跋涉、一步一个脚印的“骆驼精神”，可歌可泣。徽商是我国十大商帮之一，早在东晋时就有了徽商活动的记载。徽州商人亦贾亦儒，贾儒结合。明代成化（1465年）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和茶叶等。成化以后，重要产盐地区——“两淮”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明清时商业活动遍及全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颇有影响，有“无徽不成镇”之说。经营业务主要有盐、米、丝、茶、纸、墨、木材、典当和对外贸易，其中以盐商、文具商和典当商为最著，形成了一个由坐贾、行商和海商所构成的商业网络。从徽商的发迹来看，徽商具有以下几种精神：

一是为国分忧、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残余势力时时入犯，明朝廷不得不在北方边境驻扎重兵。为解决军粮问题，朝廷号召商人输粮支援边防、保卫国土安全。不少徽商千里迢迢不辞劳苦，运粮输盐，爱国爱家。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许多徽商捐资筑城或弃商从戎。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过江渡海，频历风波之险。坚韧不拔，苦心经营。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观时变，即根据市场行情，选择较好的经营项目，因地制宜，逐时趋利，出奇制胜。

四是同舟共济、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如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互帮互助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节衣缩食、虽富不摆阔的勤俭精神。很多文人记有：“徽人多吝，有客苏州者，制盐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顿自限不过数粒。”这正反映了徽商勤俭节约的精神。

六是货不二价、“贾而好儒”的惠民精神。以诚待人，以义制利，“守身执如玉，积德胜遗金”，具有宁可失利不失义的优良传统。

七是重教兴学、培育后代的进步精神。徽商在致富以后，以重金兴建书院，大办义学，认为“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种风尚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善于货殖发展民族工业的“洞庭商帮”

商帮，就是商人利用天然的乡里、宗亲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依赖集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自己，由亲缘关系扩展开来而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团体。在中国能够称得上商帮的商人集团并不多，且基本以省为单元，但能用县以下一两个乡镇命名为商帮的仅有一个，那便是苏州“洞庭商帮”。

洞庭商帮在苏州西南郊外吴县境内太湖之中，居洞庭东西两山（两地相加也仅170平方公里左右）。湖山秀美，气候宜人，盛产“碧螺春”茶叶、桑蚕、花果等丰富的经济作物以及太湖鱼类养殖。岛上耕地很少，洞庭山民除了植桑、种果、养鱼，自古有外出经商传统。明末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道：“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贾。”洞庭周遭水运发达，既可将本埠缺少的外地粮食运进来，又能把畅销苏州一带的棉花和丝绸贩出去。至明清时期，“洞庭商帮”的商人就以经营棉花、丝绸闻名吴、楚甚至南北各地，与赫赫有名的徽商、晋商并驾齐驱，称雄国内商坛。由于洞庭商帮精明能干，无物不营、无地不去，惯于削尖脑袋钻营，连无路可上的“天庭”都千方百计去打通插一手，因此便有“钻天洞庭”之绰号。

洞庭商帮以王惟贞、翁笾、许赀雄、席启寓为杰出代表。令人惊奇的是，当晋商、徽商已然沉寂的时候，该商帮的家族传奇还在延续。他们是苏商的精英，汇集了苏商的全部智慧。

该商帮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徽商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过江涉淮，北走齐鲁大地，中转后将丝布供应京师，通达边塞九镇；又通过长江，经湖广、四川而沿途分销于闽、粤、秦、晋、滇、黔广大地域。(www.daowen.com)

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他们将大本营转移至上海，经营这一行业的依旧不乏其人，且在上海丝绸界颇有地位和影响。在沪经营纱布业者也为数不少，最早以此起家的是万梅峰。现在东山著名的雕花楼，就是靠在上海经营南公茂纱号发财并被推举为纱业公会会长的金锡之建造的。传说他为此楼共花费了3 741两黄金。这一事实表明纱布业在那时确是非常赚钱的行当。另外，叶明斎创建龙华制革厂和振华纱厂；邱玉如创办中国第一染织厂，且自织布匹，为上海线业、布业界领袖；张紫莱开过多家呢绒织布厂，均获得成功；沈莱舟先后创办恒源祥绒线号、裕民毛绒线厂，并兼任恒源祥织布厂、恒丰毛绒厂总经理，所产绒线，质优价廉，不亚于洋货，在上海滩被誉为“绒线大王”；席德灿当过阜丰面粉厂经理；严敦俊与人合伙办过谦行电灯公司、康年保险公司；叶振民开办大同橡胶厂，专门生产和销售三元牌自行车轮胎。洞庭商帮创办的这些民族企业，对民族工业兴旺以及上海经济繁荣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的棉花业、米粮业、糖业、酱业、木材业、海味业、药材业、皮毛业、食用油业、杂货业、地产业等行业，也都活跃着洞庭商帮。

除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外，洞庭商帮力图打破洋商垄断局面。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迅速跟上了发展的潮流。以席氏家族为例：几乎囊括大上海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50多年著名洋行和外资银行买办职位，包括在中国最有势力的英国汇丰银行担任买办长达64年，席家俨然成了“上海金融界和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据不完全统计，洞庭商帮在近代上海至少开设或投资了85家钱庄。若按府与镇的面积比例计算，洞庭商帮在沪上金融界所占份额惊人；在钱庄业中地位更是一言九鼎。当年上海滩流传这么一句俗谚，“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指洞庭东西山），还得忍一忍”，足见洞庭商帮的势力强盛。^[23]

在席氏一族后裔席时珞的印象中，在洞庭席家的历史上，先祖席温的第27世孙席洙就曾撰写过一部叫《居家杂仪》的书，提出了重读书、重经营的观念——不去科场，即去商场；不能读书，就去经营。而席时珞更将东山洞庭商帮的成功之道总结为四点：首先是吃苦耐劳，天道酬勤。其次为文商融合，从商的同时更注重子女教育和文化的积淀。此外，关心家乡建设，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一直不断。“不单做生意，洞庭商帮的先人们从事更多的是文化生意，经商、写书、家训……大商人重视子孙文化教育，要培养能读书的高学历高智商人才。”正是这些特质使洞庭商帮位列中国十大商帮之中，而又与其他商帮有着明显区别。

成为富豪后，他们由“求贵”变为了读书藏书的“文豪”。席氏家族中的席启图、席启寓、席鉴、席世臣及席世昌、席恩赞、席璞等人除了藏书万千外，还创办了长达300多年的扫叶山房，出书2 000多种，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为掌握知识产权、为国争光，席氏家族还出资七万五千银圆，把旧中国第一大报《申报》从英国人手里买回由中国人自己掌握发行。

在洞庭东山，富裕后读书藏书何止席氏一家，如王氏、叶氏家族中，历代藏书的同时也进行刻书，不少卷册已被国家图书馆和苏州图书馆收藏。他们在经商之余皆不忘读书，有时即使在船上途中也常常手持书卷。经商数十年积聚财富，读书数十年修身养性，日积月累，成了长江和太湖一带有名的儒商，不少人在学术上还很有造诣。明代第一个为苏州人在科场夺魁、给家乡增荣添光的少年学子施檗，就来自于洞庭东山。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仅东山就出过2名状元、1名探花、2名会元，还有40位进士。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王鏊高中探花，历仕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3.“异军突起”的“四千四万”精神

上古时，吴地人在沼泽湿地开垦、修筑圩田，苦心孤诣，开拓创新，世世代代自力更生、勤劳坚韧，造就了遍地稻菽。艰难困苦淬炼了他们的意志，薪火相传，为其后人留下了开拓的因子。

江南人务实，像洞庭商帮那样，更多地体现在对实业发展的孜孜追求上。早在明代，苏州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近现代，无锡杰出的民族实业家荣宗敬与荣德生艰辛创业，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1949年后农民翻了身，生活明显改善，但鉴于苏南人多地少，“守的‘鱼米之乡’，吃的却是酱油拌饭”。1960年至1970年的10年间，如无锡县（现无锡市锡山区）人均耕地由1亩降至8分^[24]，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为求生存、求发展，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创办了乡镇企业。它萌生于20世纪50年代，衰落于60年代，再生于70年代，兴盛于80年代。其特点是：资金自筹、原材料自找、市场自闯；“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高能低，企业能开能关”；不论学历文凭，能者为上，风风火火闯天下；“白天夜里连轴干，节假日更要抓紧干”。

它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镇工业为主，以市场取向为主，以政府推动为主，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个“四为主一共同”被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1910—2005，苏州吴江人）在家乡“江村经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84年总结为“苏南模式”（指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路子）——苏南地区农民办工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经济现象。1984年，邓小平同志说：“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一下苏州的生活水平。在苏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这几条就了不起呀！”^[25]称其为“异军突起”，被誉为“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

苏南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它来自“草根”，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凭的是“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的不畏艰难、不断开拓的“四千四万”精神，千千万万的农民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为了解决煤、油、电、钢材、木材等原材料，“走出去，请进来”。万千供销员、采购员常年在外，就像四处涌流的水，哪里有缝隙，就渗透到哪里，能把厚土泡透，能将坚石滴穿。尤其是技术问题，当时的苏南乡镇企业都是小型的加工制造企业，是否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是关系企业生存的根本问题，而缺乏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农民千方百计，动员所有的关系户到上海、苏州、无锡等大城市里去请师傅，叫“星期日工程师”，聘请一些快退休的或已经退休的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到厂里来做技术指导。有时为了能请到一位退休的师傅或在职的技术工人利用节假日到厂里来帮带，背上家乡凡能找到的土特产，整天整夜地，不管天有多热多冷，也不管刮风下雨，都守候在他们的家门口，说尽世上好话，用真诚达到理解、信任、感动与支持，把他们请下乡。许多当年的老同志都感慨万分，都说曾经共同经历过的“集体记忆”，现已沉淀为一个苏南的精神文化。

他们说，回想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苏南各地在集体搞副业基础上已经办起了一批社队企业，主要为本地农民提供简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小型社队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农机具厂，为集体制造一些农机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队企业的发展明确支持，促使社队企业步入了一个大发展。城里的许多技术工人利用节假日到苏南各地，带来了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在实战中培育了一批土生土长的“土专家”，从而使各地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由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

“1985年，苏锡常三市工业总产值达到479.8亿元，其中乡镇工业产值220.48亿元，占了‘半壁江山’……三市乡镇企业上交国家税收13.75亿元，占三市财政总收入的32%，又是‘三分天下有其一’。”^[26]许多能人都是白手起家，从一根针、一把锤、一间房开始，当上了企业家。如常熟市农民出身的企业家钱月宝女士，以8根绣花针起家创建了一个村办绣花厂，后来发展成了以生产床上纺织品为主的梦兰集团。与梦兰集团相似，无锡红豆集团的前身是由3个弹棉花的手艺人创办的手工作坊，后来逐步发展壮大起来，还在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牵头投资，现已初步建成当地规模最大、发展最好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在“四千四万”精神鼓舞下，苏南地区创造了久盛不衰的“苏南速度”，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催生了一大批敢为人先、只争朝夕、富有时代特征的先进典型。如今，“四千四万”精神已成了苏南人民的传家宝，加深了对家园的文化认同，在转型升级、节约集约、绿色生态发展的征程上发挥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