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地人既“尚武”更“崇文”。文武兼备，人文荟萃，展示了张弛有度的文武之道。

吴地的史前文化遗址表明，自旧石器时代起，吴人的祖先就在太湖流域繁衍生息。许多原始遗址中的墓葬排列有序，一般取南北向。同一墓地上各墓葬的方向一致，可能出于对附近某棵大树或山头的崇拜，或依地形自然形成，但在方圆几百公里范围内的墓葬大都取南北方向就意味着当时已能根据天象定方位。原始人类一般都先因日出、日落而有东、西方向的概念，以后再建立南、北的概念。他们对日、月运行的感知及对夜空繁星的观察经验经过代代相传的积累，上升为原始的天文知识，并用于定方向、定时间和定季节。顾炎武指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日知录》）这正说明天象观察在吴地先民生活中各方面的重要地位，并且反映了当时已有“二十八宿”说的萌芽。应该说，中国古代的第一发明是天文历法，第二位当是中医中药。

至新石器时代，6 000年前的草鞋山、5 000年前的良渚地区已出现了原始文字。经数千年的融合沉积，吴地崇文路人皆知。特别至宋代，“中国文化重心已迁居南方，在全国714所书院中，南方就占了687所，为总数的96.22%”^[18]，大都分布在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福建、江西等14个南方省（市）区，如句容的茅山书院、绍兴的稽山书院等，均是北宋时期的著名书院。仅苏州历史上就出过51位状元，1 500多名进士。张慧剑编著的《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收录各地文人5 420名，苏州达1 290名，占23.8%。无锡鸿山镇的一条小河边就诞生了一位国学大师和5个院士（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钱穆、物理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钱俊瑞、教育家钱临照、力学家钱令希、分子生物学家邹承鲁）。

由此可见，吴地是一方神奇的“文化富矿”，古以文载道，今以文聚力，出现了许多引领时代潮流的思想大师和文化巨匠。如沈括、徐光启、徐霞客、周本濂、沈致远、张青莲、时钧、王贞仪等科学家，陆机、陆云、范仲淹、刘勰、李煜、秦观、范成大、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吴敬梓、冯梦龙、胡适、茅盾等文学家，顾恺之、张旭、米芾、沈周、唐寅、文征明、祝枝山和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等艺术家、书画家，王国维、杨荫榆、吴贻芳等历史学家、教育家，丰子恺、张乐平等漫画家，还有政治思想家顾炎武、章太炎、翁同龢等。近代和当代著名的科学家有华罗庚、周同庆、周培源、茅以升、钱学森、钱伟长、竺可桢、刘大钧、李政道、陈竺等，文化名人有陈去病、柳亚子、朱自清、顾颉刚、叶圣陶、郭绍虞、匡亚明、胡绳、费孝通以及陆文夫等，著名书画艺术家有李叔同、黄宾虹、徐悲鸿、刘海粟、傅抱石、钱松嵒、林散之等，著名表演艺术家有梅兰芳、周信芳、赵丹及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周恩来、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等。吴地有为之士可谓璨若繁星。

学术是天下之公器，能够超越时空。吴地学术思想的许多流派，丰富多彩。以清中晚期而论，“乾嘉学派与常州学派如双峰峙立、泾渭分流，至清末不衰”。^[19]乾嘉之学中的吴派惠栋（1697—1758，江苏吴县人），导源于明清之际顾炎武，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以达“明道救世”之目的，以汉儒经注为宗旨，推崇东汉许慎、郑玄之学。而常州学派的庄存与（1719—1788，常州人）等，提倡今文经学，发挥《公羊传》，宣扬《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故又称“公羊学派”。他们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现摘取三则。

1.思想文化教育界

（1）“南方夫子”言子

在距今2 500多年前的吴国琴川（今苏州常熟）虞山东麓，诞生了一位被后世称颂为“道启东南”“文开吴会”的先贤言偃，擅长哲学、文学。言偃（前506—前443，后人尊称为“言子”）出生之际，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春秋战国交替时期。此时，由于生产力发展，各国诸侯间不断发生相互争霸和兼并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如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

图8-4　“南方夫子”言子石刻像

言子自幼聪明好学，立志长大后报效祖国。但后来当他看到国君夫差与越王勾践连年攻伐，沉湎仇杀之中而置百姓于不顾时，内心极为痛苦。为寻求济世安民的治国之道，他在22岁时毅然离开家乡，走上了寻师求学的历程。在卫国幸遇周游列国年已67岁的孔子，便拜孔子为师，得入文学之科。由于他谦虚勤奋，努力学习，碰到疑难问题常向老师请教，又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因而为师所赏识。孔子高兴地说：“吾门有偃，吾道其南。”后孔子返归鲁国，言子随师友到了鲁国都城，更加刻苦学道，研习三代典章制度，儒业益精。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言子是七十二贤之一。

孔子世称“素王”，在他所设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等科业中，共有优秀学生10人，后人称为“十哲”，言子名列第九。26岁时，经师推荐，言子担任了鲁国的武城宰，知人善任，在中原培育儒学人才，用礼乐教化人民，施以小康之治，成为儒家礼学派的宗师。60岁时，言子返归故乡，从其者众，被尊称为“南方夫子”、东南文化教育之祖（见图8-4）。

言子不顾年迈从家乡琴川出发，横渡淞江，来到海盐古邑青溪（即今上海奉贤区）传授孔子学说。当时这一带地区的百姓尚处于未开化时期，迷信鬼神，重武轻文，以“操吴戈兮被犀甲”为荣。言子到了后，招收弟子，开设塾馆，常用一些比较通俗的口语讲解。对此，郭沫若很早就注意到了春秋时期的“新文言”的成熟与语言变革，称其为“春秋时代的五四运动”。当他看到女性还用河中的草汁染黑齿、男性还将口中门牙敲掉以示成年的遗俗时，就启教他们，人体发肤牙齿为上天所赐，受之于父母，为人生神圣之物，应当予以珍惜。他还教授弟子，要留发着衣。尚文之风大振，社会渐趋文明。为此感恩，这里的后人取奉先贤之意为名，将本地命名为“奉贤”，沿用至今。

言子在教育的起点上，有坚定的社会理想。在教育的目的上，有明确的经世致用宗旨。在教育内容上，除能用“六艺”等对弟子进行基础教育外，他还采用礼乐之教，逐步深入于孔门之道，使学者从小陶冶关心国家、爱护人民的道德操守，把握和运用治国安民的道理。在早期儒家之中，其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

言子死后得到后人的崇敬，累世不绝。清代高宗弘历御书“道启东南”石坊，半山亭有清圣祖玄烨御书“文开吴会”石匾。其言行散见于《论语》《孟子》《礼记》《史记》等古籍中。在《礼记》的《礼运》一篇中，孔子与言子有关建立“大同小康”社会的一段文字最为经典。对于这篇文章，郭沫若认为这毫无疑问是言子的“子游氏之儒”，是言子或他的弟子假托与孔子的对话，来阐发“大同小康”之说。这是言子在世界“轴心时期”思想理论的重大突破。如今，“小康”社会已经传承到当代，并处于实践与发展之中。

（2）有志于天下的木铎金声范仲淹

范仲淹的事迹不用多说，人尽皆知，乃江苏苏州人。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卓越贡献，而且在文学、军事方面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著名的《岳阳楼记》就是出自他手，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深为后人敬爱，广为传诵。他从27岁步入仕途至64岁溘然长逝，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心系朝廷，忧国忧民，即使受尽屈辱，也不改忧国忧民的初衷。“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只要有一点欢乐，他都愿与天下人共之。一篇360余字的《岳阳楼记》震古炼今，这正是他一生人格的写照。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有如此嵚崎磊落的精神境界，的确难能可贵，值得发扬光大！

“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鸟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这是元代诗人王恽瞻仰“开封府题名记”碑后写下的一首感怀诗。诗人感叹包拯和范仲淹的英名。范仲淹素以天下为己任，每论天下事，往往奋不顾身。虽三次被贬，但他厉尚风节、讥切时弊的风范，深深地影响和感召着时人。晚范仲淹十余年才进京出任谏官的包拯，显然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熏染。

在范仲淹于绍兴被贬之际，西北边境告急。52岁的范仲淹临危受命，立即赶赴边疆。范仲淹是儒学之士，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却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他选良将、爱士卒、抚流亡、垦荒地，筑塞建城，教民习射，把千疮百孔、一触即溃的西部边防，筑成了一道敌人不敢来犯的钢铁长城。

边境局势缓和后，范仲淹又被调回京城。他深知大宋王朝积弊深重，提出了10项革故鼎新的改革主张。他的建议被皇帝诏令全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其核心是革除朝政弊病，整顿吏治。范仲淹派人到各地考察官吏政绩，把庸碌无为者一一罢免。大臣富弼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许多官员，担心地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说：“要不让一家哭，那就害了一路（路是北宋政区名称）的百姓都要哭了。”范仲淹正道直行，百折不挠，大刀阔斧地除旧图新，使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出现了转机。虽然改革只推行了一年零四个月无疾而终，但改革的思想一旦深入人心便无可阻挡。数十年后，王安石变法的号角便随之吹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江苏泰州西溪盐仓监。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睹此情景，他心急如焚，寝食难安。因事关民生，他经过详细考察，毅然上书执政，请求复捍河堤，救百姓流离之苦。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范仲淹率通、楚、泰、海四州4万民夫动工修堤，并奋勇当先，屹立海水之中，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于天圣六年（1028年）春，在现今盐城市一带修成长达150里的捍海堤。人们为了感激范仲淹，集资为他修建了祠堂，还将这座捍海堤以他的姓氏命名为“范公堤”。

范仲淹在苏州创办的“范氏义庄”条规中，对纵然已再嫁的寡妇，也不予歧视，仍然可以享受义庄按时发放的大米补贴，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冲击，难怪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耆宿名儒，皆出其门下。他著述丰厚，有《范文正公集》二十卷行世。他常常讲“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成为木铎金声之楷模。

（3）“一心中国梦”的郑思肖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杭州面临元兵压境，危亡在即，居住在苏州的爱国诗人郑思肖写下了《德祐二年岁旦二首》，其一曰：

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

这是中华民族最早出现“中国梦”的记录。诗写得很悲怆，大意是：在这无力挽救亡国命运的时候，只有垂泪向人；心里萦回着强国之梦，脑子里叨念着《诗经》中的下泉之诗；离人较近的太阳还看得见，遥不可及的高天就无法去打听了；我天天朝着南方抗元的义军跪拜，希望他们能凯旋回来。

“下泉”，典出《诗经·曹风·下泉篇》“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原系曹国人怨恨国政腐败、盼望贤明治事而作。用“下泉”对偶“中国”，结构与词性上十分匹对，意义上更是递进一层，非常巧妙。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表达了郑思肖忠于国家、民族的坚贞气节，不仅意气高扬，正气凛然，爱国忧民的心情更是溢于言表。这个梦想的背后，蕴藏着绵延已久的“家国天下”情怀，折射着内心深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也凝聚着“振兴中华”的探索与奋斗。

郑思肖（1241—1318），宋末元初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与画家，祖籍连江（今福建）人。原名少因（据清道光《上郑族谱》载），出生于杭州，徙居苏州，一生充满了传奇，有深入骨髓的坚定与执拗，郭沫若称他是“民族意识浓烈的人”。

郑思肖的父亲郑起是南宋平江（苏州）书院山长。他自幼随侍父侧攻读，秉承父学，明忠孝廉义。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14岁的郑思肖随父举家徙居苏州，寓居苑桥。因战乱频仍，时局艰危，家境贫寒，使得郑思肖在苏州居无定所，屡屡搬迁。据郑思肖《三膜堂记》载，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曾七次迁居。迁徙期间，每居一处，长则十年，短的仅住一年，可见当时的时局之动荡。

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11月，蒙古忽必烈改国号为“元”。1274年，苏州沦陷，郑思肖作《陷虏歌》（又名《断头歌》），既鞭挞了元统治者的野蛮残暴，更骂尽了古今天下许多无耻变节之人。在望信桥（今苏州十梓街望星桥）寓所，他开始了《心史·大义集》的诗文创作，于1277年完成《心史》。

他至78岁终老，一生未娶。22岁失父，36岁丧母，有一个妹妹，出家为尼，下落不明。为此，他把仅有的一点家产捐给寺院，并接济穷困的四邻乡亲。在病重弥留之际，他将40年间写下的大量抒发爱国情操的诗文打包缄封好（由于当时形势，无法刊行），藏于苏州承天寺干枯的井中（今为苏州市东中市承天寺前35、36号，该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寺院），直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始被发现。那年苏州久旱，争汲者相捽于道。仲冬时，承天寺僧人浚疏寺内古井，忽挖得一物，初以为砖，清洗后方知是铁函。不敢启，供之佛龛，闻者争玩识。久之，众欲开视，僧不得已，遂破函。只见铁函内有石灰，石灰内有锡匣，锡匣内有腊漆封裹的纸包。包纸有两层：外包纸中间写着“大宋铁函经”“德祐九年佛生日封”，旁边有两行对联“大宋世界无穷无极”“此书出日一切皆吉”；内包纸上写有“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10字。再打开，则是折叠成卷的稿本，名曰《心史》。共有诗250首，文30篇，前后自序5篇等。楮墨如新，古香扑鼻，自沉井至发现已356个春秋。士大夫惊异传诵，以为古今所未有。《心史》中的所有文字都饱含血泪，讴歌了南宋的爱国志士，痛斥了奸臣佞徒，充分表述了郑思肖的爱国与忠诚。难怪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穷日夜之力读《心史》，每尽一篇热血“腾跃一度”，梁氏深有感慨地说：“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陈寅恪诗曰：“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惟此是安流。”映射出郑思肖的初心不改，理想不朽。中国梦带给世界的，将是机遇、和平与进步。

（4）“东林先生”顾宪成

顾宪成（1550—1612），无锡张泾桥人。家乡有东林书院，原为北宋杨时讲道之处。顾宪成被革职后，在地方士绅和官吏的资助下将东林书院重新整修，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在这里讲学。顾宪成曾言：“字辇毂，志不在君文；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其后，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正直君子，被朝廷所黜，亦赴东林相继讲学。顾宪成主持书院达8年之久，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期各三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向应和”，一时盛况空前，名声大震。各地学者、名士都闻风附归，纷纷慕名赴会，一部分在职的正直官吏如赵南星等“遥相呼应”。东林书院不仅成了一个著名的讲学中心，而且也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舆论中心。

凡加入东林党政治活动的人，称为“东林党人”，顾宪成也被尊称为“东林先生”。由于东林党人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社会广泛支持，为世人所瞩目，在明代后期的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写下了有声有色的篇章。特别是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撰写的一副对联：

风声　雨声　读书声　声声入耳；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关心。

足见他主张把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结合起来。他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注重民生，隐居乡里不关心社会状况，不配称作君子。”要求改革政治，整顿税收，限制大官绅的势力。这些做法和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吴地崇文之风，激发了广大民众的家国情怀。自强不息，勇立潮头，至今吴地人仍然在路上……

（5）沈复《海国记》铁证钓鱼岛属中国

众所周知，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这是不争的事实。最早记载钓鱼岛的史籍是《顺风相送》，约成书于明代，“其中‘福建往琉球’一则记载了福建到琉球的海路，第一次出现了‘钓鱼屿’（即钓鱼岛）、‘赤坎屿’（即赤尾屿）的名称”^[20]。这段文字是目前证明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这些岛屿的文献资料，该书现珍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均为手抄孤本。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朝廷下旨册封琉球国王，派遣太史齐鲲为正使、侍御费锡章为副使，沈复（1763—1832，字三白，长洲即今苏州人，清代作家、文学家，著有《浮生六记》）作为太史的“司笔砚”也一同前往。后来，沈复在他的《浮生六记》中记述了大清使团此行中途经钓鱼岛的见闻，本是闲笔，却无意间反映了200多年前国家疆界的真相：“嘉庆十三年，有旨册封琉球国王……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21]这段文字中，明确记述有“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表明，琉球国西部领域从姑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开始的，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沈复的记载，比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对钓鱼岛的最早“发现”，足足早了76年。港台媒体为此率先发表评论：《浮生六记》佚文重见天日，钓鱼岛主权属中国又添铁证！

2.科学技术界

（1）中国古代伟大的博物学家与通才大师葛洪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代表人物维克多·雨果在遗嘱中写道：“神、灵魂、责任这三个概念，对一个人足够了，对我来说也足够了，我抱着这个信念生活，我也要抱着这个信念去死。真理、光明、正义、良心，这就是神。”我想，拜佛也好，求神也罢，不管是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等都属于宇宙哲学和精神追问的范畴。日月星辰的升沉运行，春夏秋冬的周而复始，智慧与智慧为伍，理理相通，诚如骑着青牛西去的老子曰：“源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图8-5　博物学家葛洪

早在1 600多年前的吴地人葛洪（284—364）就是一个亦神亦人的、与大地在一起的东晋道教学者、神仙家与著名医药学家。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人（今江苏句容市），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至今在句容城西门原工程机械厂内还保存着一口葛洪原住址的炼丹井（见图8-5）。

在英国人的眼中，葛洪是中国古代的“通才”与“大师”。剑桥大学学者、以《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世界的李约瑟称葛洪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炼金术士”。他隐居深山炼丹，著有《肘后备急方》《金匮药方》《抱朴子内外篇》《浑天论》《潮说》《军术》《碑颂诗赋》《神仙传》《隐逸传》《西京杂记》等计六十多种著作，其学问之广、著述之宏，堪为后人惊羡。他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神仙家、化学家、医药学家，也是文学高手。

科学家与神仙家合为一体，往往有许多奇异难解之处，而葛洪则放射出了奇光异彩。1 600多年过去了，葛洪的名字仍被人们广泛传颂着，尤其是最近，85岁的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也是中医药成果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这不正是葛洪的道教医学——《肘后备急方》帮她攻下了诺贝尔奖吗？《礼记·月令》中称“民多虐疾”。“疟”字从“疒”从“虐”，“虐”字是老虎头，在甲骨卜辞中写作从字形上看，似老虎张着大口扑向人——疟疾是似老虎一样凶猛的传染病。

从神奇的小草中提取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对恶性疟疾、脑疟有着强大的治疗效果，它挽救了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生命，被饱受疟疾之苦的非洲民众称为“东方神药”。2004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据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7%。

看来把葛洪当“神”——追求“真理、光明、正义与良心”是有道理的。黑格尔说：“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高贵气质的孕育，源自丰富充实而清纯明净的内心世界，需要个人内在精神的强大。

早年葛洪也想在仕途上求得功名，但怀才不遇。魏晋是中古历史最动荡的时代，三国鼎立，八王纷乱，不独内战频繁，且有五胡侵入，多处发生农民起义，他也曾率兵打过仗。20多岁的葛洪无可奈何，得知叔祖父葛玄曾把炼丹事授给弟子郑隐，就去拜郑隐、鲍靓为师学道。鲍靓精于医药和炼丹，见葛洪不仅相貌堂堂，还虚心好学，不但把炼丹的本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并且还把精于灸术的女儿鲍姑也嫁给了他。从此，他把老庄之学充分地演化为神仙外儒术，游历江南各地名山，在收集、研究各种药方为民治病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炼丹实验。特别是在常年葱绿、生机盎然的南方罗浮山的10年中，身穿道袍，手拿“仙草”，行踪飘忽，来去丛林间，采矿石、尝百草，专心炼丹、著述，不仅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并且获得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成果。

《抱朴子》这部代表作，其书名用的是他给自己取的号。“抱朴”二字最早出于《老子》，指内心淳朴，不为外物所诱惑。他在其《仙药篇》中，记载了众多中草药的别名、生长环境、特征、性能和用法等，使之成为一本中国早期的药物学论著。他还整理民间验方、秘方，写成一本便携式的袖珍本——《肘后备急方》，大受民众欢迎，堪称公众医疗服务的典范。杜甫《赠李白》的诗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陆龟蒙《奉和袭美怀华阳润卿博士三首》之二又道：“火景应难到洞宫，萧闲堂冷任天风。谈玄麈尾抛云底，服散龙胎在酒中。有路还将赤城接，无泉不共紫河通。奇编早晚教传授，免以神仙问葛洪。”他不管瀚海百丈冰，愁云万里凝；也不管前路有多少风霜，万千雷暴，午夜神驰，弹剑为文，爱与恸似涨满的潮水，一支孤笔万仞山，无惧自己生命的消融和枯草片片掩荒冢，凭的是真理、光明、正义与良心。(www.daowen.com)

人们常说，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也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功夫不负有心人，葛洪修性成正果。如在其《肘后备急方》中有一“疗猘犬咬人方”（“猘犬”即疯狗），便是免疫学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他取咬人的犬脑敷贴在被咬的伤口上“以毒攻毒”，以提高抗病能力，这是人类狂犬病预防接种的发端，是真正的免疫学先驱。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再把病兔的脑髓取出制成针剂，其原理与葛洪基本相似，虽比较科学，但比葛洪晚了1 000多年。葛洪的这种免疫学思想，启发了后人预防天花的“种人痘法”“牛痘接种法”等，使数不清的人免于天花之灾。李约瑟肯定地说：“世界医学化学源于中国。”

葛洪还是中国早期化学家和医学家的杰出代表，在沙虱病、天花、结核病等研究领域都具有世界领先地位。此外，其研究成果还涉及宗教、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他极富文采地写出了《神仙传》，还托名他人撰写了《西京杂记》。这些著作文笔简练清雅，内容浪漫不羁，历来为人称道。正是由于有以上诸多成就，使得葛洪成为当之无愧的我国4世纪时的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与文学家。假如古代有诺贝尔奖，我看获奖的可能就是他。

图8-6　天文学家高平子

（2）永驻月球的现代天文学家高平子

高平子（1888—1970），本名均，字君平，号在园，因仰慕东汉天文学家张衡集中国古天文学之大成遂改名平子，上海金山人（见图8-6）。

高平子是书香世家，其父高煌（望之）为光绪举人，其叔高燮（吹万）系南社耆宿，族兄高旭（天梅）是南社创始人之一。1912年高平子毕业于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办的上海震旦学院，获理科学士学位并自费到上海佘山天文台师从法国神父蔡尚质（Stanis-Laus Chevalier）学习现代天文理论和观测技术，对太阳黑子、双星星团、彗星、小行星等进行目视和照相观测。离佘山后，任震旦学院天象学教授。1924年蒋丙然和高平子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青岛观象台（这是当时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掌管的天文机构），高平子在此从事地磁及天文观测研究。

1925年5月1日，高平子用16厘米天文望远镜为中国开创了现代太阳黑子的观测与研究先河。1926年，他应邀参加第一届万国经度联测，任测量主任。这次联测是我国首次参加国际联合观测工作，而且因此获得了庚子赔款董事会资助的外汇，购置了一架口径为32厘米的当时为我国拥有的最大折光望远镜。

1928年高平子受聘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后任代理所长。其间，创办《宇宙》杂志，负责接收北洋政府的中央观象台，并筹建我国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北京中央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搬迁至紫金山天文台。高平子利用太阳分光仪观测黑子、耀斑等日面活动，是中国太阳分光观测的奠基人。1934年紫金山天文台建成后，高平子主管分光仪观察，还主持了《天文年历》的编纂工作。1935年高平子作为中国代表赴巴黎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五届大会，并敦促大会接纳中国为正式会员。会上，中国正式参加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1948年他迁居台湾，在台湾省气象局做太阳观测研究，主编《国民历》《天文日历》，发起成立台湾天文学会，主要从事天文学研究。著有《学历散论》《平子著述余稿》《史记天官书今注》《史日长编》等。1970年因冠心病在台北逝世。

高平子终身致力于天文事业，对中国的天文事业有奠基之功，在世界同行中也享有盛誉。1982年8月17日至26日在希腊帕特雷召开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十八届大会上，为表彰高平子在天文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决议将月面坐标为6.7S、87.8E，直径为34千米的环形山命名为“高平子环形山”（环形山英文名为Kao，中文名为“高平子”）。这是唯一被铭刻在月球正面的中国人，也是地球上唯一用望远镜能观测到的以中国人命名的环形山。

（3）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

吴健雄（1912—1997），江苏太仓人，11岁时考入苏州第二女子师范。6年后被保送入南京中央大学，后来进了上海的中国公学，成了胡适最得意的门生。

24岁的吴健雄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她选择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物理系开始科学探索旅程。当时的伯克莱吸引了一批年轻而具有顶尖水平的物理学家，如发明和建造回旋加速器的劳伦斯、后来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等。在伯克莱分校物理系，吴健雄才华出众，勤奋努力，加上气质高雅，外貌娇媚，个性又开朗率真，在师生中很快成为明星式人物，物理系男生都众星捧月般地仰慕她。1938年，当吴健雄正式开始做原子核物理实验时，这还是个全新的领域。1939年由塞格瑞指导她进行的实验，正是研究铀原子核裂变的产物，其中一项结果为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在原子核分裂和放射性同位素方面的杰出贡献，当时的吴健雄已成为奥本海默等许多大科学家心目中的“权威专家”，经常被邀请参加核裂变的讨论会。

吴健雄是曼哈顿计划中唯一的女科学家，所从事的是该计划最为核心的部分。作为初到美国、没有美国籍的外国人，参与到如此机密的国防科学计划之中，可见她在该领域的造诣。

1942年，吴健雄和同在加州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袁世凯的孙子、后来成为高能物理学家的袁家骝喜结良缘。当时的加州工学院校长、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密立肯教授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加州大学校友钱学森还为他们的婚礼拍了一部8毫米的电影。婚后第五年，吴健雄在普林斯顿的医院产下一子，产后住院休养时，正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爱因斯坦还曾到医院探望过她。

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吴健雄在原子核衰变领域的杰出成就，使她有了“中国居里夫人”的称号。1957年1月15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吴健雄完成了“宇称不守恒”这一著名实验，这个实验结果恰恰验证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帮助这两位华裔科学家荣获了诺贝尔奖。

1975年，吴健雄成为美国物理学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会长。1978年，被人称为“以色列诺贝尔奖”的沃尔夫奖，将其第一年的物理奖颁给了吴健雄，她被称为“物理研究的第一夫人”。她在伯克莱时的老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塞格瑞称她是“核子物理的女皇”，是一个卓越的世界公民和一个永远的中国人。

3.书画艺术界

（1）“草圣”张旭

张旭（675—750），吴县（今苏州）人，曾任常熟县尉，金吾长史。以草书著名，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称为“三绝”。诗亦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列饮中八仙之一。

他的一生，犹如神龙不见首尾，却又是极致的单纯简易，化约为“酒”与“书”两个字。欧阳修主撰《新唐书》，其中《张旭传》开篇即是：“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这篇传文仅157字，真是惜墨如金，但开篇这40字除“苏州吴人”外，全着墨于张旭酒事了。

张旭最为后世所记的，是他开创的卓绝惊世的狂草艺术，他生前即享有“草圣”的殊荣。如果说东汉张芝使草书达于“精熟神妙”，东晋王羲之父子进而“韵媚婉转”，那么，至唐代，张旭则将草书开拓到“逸轨神澄”的狂草境界。

后世名家评张旭，普遍集中于张旭草书的神奇变化，“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唐代韩愈），“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明代王世贞）。张旭的狂草将书法艺术的书写自由推向字与非字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正如他身体的沉醉放达；他对书写极限的挑战，犹如一出风起云涌的歌舞战斗戏剧，演示了追求超规范的自由是被规范着的人最深刻的激情。所以，当我们看到张旭作为一个书法家的癫狂，看到他人无可企及甚至望而生畏的“逸轨”，就无怪宋人米芾要骂“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了（《米书九帖》）。

但是，如果只看到张旭草书的“逸轨”（癫狂），对张旭所知则不过于皮相。宋人黄庭坚说：“张长史行草帖多出于赝作。人闻张颠未尝见其笔墨，遂妄作狂蹶之书，托之长史。其实张公姿性颠逸，其书字字入法度中。”（《跋翟公巽所藏石刻》）“字字入法度”！是指张旭草书在其超逸狂放中，乱而有法，狂而有度。张旭草书的狂逸，不是乱法，而是以精微深邃的楷法造诣为基础的自由超越——在其看似无法度可循的任性狂放中包含着极精妙的神理。这就是窦衆所谓的“神澄”。

图8-7　（唐）张旭《古诗四帖》部分

张旭传世的草书作品，著名的有《草书心经》《肚痛帖》《千字文》和《古诗四帖》。《古诗四帖》可视为张旭草书的冠顶之作（见图8-7）。该帖无署名，曾长期被误判为东晋谢灵运书写，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鉴定为张旭所书。董其昌题跋称此帖“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与张旭其他草书帖同一笔法，并且以“旭肥素瘦”判定此帖为张旭而非怀素书写。怀素是张旭的私淑弟子，同样以狂草出名。“旭肥素瘦”是辨识张、怀师徒笔法的通行准则。黄庭坚说：“僧怀素草工瘦而长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劲难工。”（《跋张长史千字文》）但是，《古诗四帖》不仅表现了张旭用笔宽厚遒劲以及迅猛回旋的特征，而且把率性放纵的书写纳入了刚柔相济、缓急冲和的张力运动中，是极度冲突的劲险与深刻谐调的悠逸的平衡。米芾说：“张旭书，如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米元章续书评》）用米氏此语评《古诗四帖》，是非常贴切的。就此而言，骂张旭乱法的米芾却又洞见到张旭草书的妙谛。

张旭开拓狂草艺术，既蒙滋养于书法艺术的传统精髓，更是深得自然造化的感动启悟。颜真卿记述，张旭即兴用利刃在沙地上画写，见“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而自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另据《新唐书》《全唐文》记载，张旭曾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

狂草之所以由张旭肇始，实在因为张旭自我融身于自然，又以自然万物“一寓于书”。虞世南论书法说：“质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笔髓论》）这不正是我们在张旭草书，尤其是《古诗四帖》中看到的笔法神韵吗？他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悟得草书用笔的飞动之势；于担夫与公主在羊肠小道上相遇只能闪避行进，悟得书法中的进退参差有致的结构原理。这种在生活中悟出艺术的经典极为感人，值得后人顶礼膜拜。

“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这是李白诗歌《猛虎行》中的诗句，写于唐天宝十五年（756年），时在安史之乱中，流离四地的李白与张旭相聚于太湖西岸溧阳酒楼，在“杨花茫茫愁煞人”的三月春景中，两人把盏对酌。李白直面的张旭，是一个“心藏风云”的巍巍大者，唯其如此，他的草书才能造就杜甫所说的“豪荡感激”的大气象。

在杜甫的《饮中八仙》中，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是比肩而立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同一醉酒，同一放达，但细思起来，李白的放达是冲着人来的骄世，张旭的放达是面向天地的自然。李白在唐玄宗的宫中醉酒，当玄宗面呼太监高力士为之脱靴，这是何等娇纵？清醒时的李白，其实是很懂得尊卑秩序的，是酒给了他过分的胆量。然而，这借酒撒娇的代价，是诗仙李白匆匆结束了他费四十余载心血挣得的翰林生涯，离开他服务不到两年的长安宫廷，从此浪迹江湖，唐宝应元年（762年）病死于江南当涂（今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张旭放达于天然，以纸为天地、以笔墨做风云，他焕然创化的世界中，激烈冲决的险峻之状透现出来的却又是超尘绝俗的“明利媚好”。

（2）“吴门四家”“三吴一冯”

江南文化的“大本大源”使苏州充满着书香味，无论是南北朝时的陆探微、张僧繇、顾野王、郑法士，还是明中叶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明四家”都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书画历史根基。

①强大的画家群体——吴门四家

“吴门四家”中，沈周、文征明都擅长画山水，唐寅山水、人物都很擅长，仇英以人工笔人物、青绿山水见称，四人各有所长，先后齐名。自元朝以后，苏州一带经济富庶，文艺兴盛，成为文人荟萃之地。史料记载，当时苏州有150余人，占明代画家总数的五分之一。鉴于明代中叶以后，院画势力日微，“浙派”也渐趋末流，代之而起的是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同他的学生文征明、唐寅，再加上仇英，直接推动了江南乃至中国文化艺术的兴旺发达。

沈周（1427—1509），长洲（今苏州）人，明代杰出的集诗书画成就于一身的书画家，人称百年间有着“一曲天下”之势的“吴门画派”宗师，字启南，号石田。一生未应科举，专事诗文、书画，是明代中期文人画“吴派”的开创者。传世作品有《庐山高图》《秋林话旧图》《沧州趣图》；著有《石田集》《客座新闻》等。其艺术特色：一是融南入北，弘扬了文人画的传统；二是将诗书画进一步结合起来。他不仅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诗、书、画皆精的全才。喜用狼毫挥书，线条锋利铦锐，结构跌宕开阖，中宫收紧而四维开张，所谓“长撇大捺”，遒劲奇崛，始成明代的书法名家。

文征明（1470—1559），长洲（今苏州）人。明代中期著名的画家、书法家，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官至翰林待诏，私谥贞献先生。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全才，是沈周之后的“吴门画派”领袖。在画史中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绘画兼善山水、兰竹、人物、花卉诸科，尤精山水。早年师事沈周，后致力于赵孟頫、王蒙、吴镇三家，自成一格。画风呈粗、细两种面貌。笔墨苍劲淋漓，又带干笔皴擦和书法飞白，于粗简中见层次和韵味。设色多青绿重彩，间施浅绛，于鲜丽中见清雅，奠定了“吴派”的基本特色。

江南第一才子唐寅（1470—1524），著名画家、文学家，字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今苏州人。博学多能，吟诗作曲，能书善画，乃明代“四大才子”之首，他的诗书画号称吴地三绝。但是，他的知名度似乎更多来自他的传说轶事，其中“三笑点秋香”的故事家喻户晓，流传最广。故事中的唐伯虎风流儒雅、聪慧过人而又浪漫多情。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唐寅，却并非靠着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而名扬天下。

这位古人称不上美男子，却是气质飘逸的化身；他风流倜傥，又历尽坎坷；他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他一生清高自傲，被称为天下奇才，从而名留青史。在明代的“四大才子”中，他就是江南最富传奇色彩的文人。

唐寅作为一个读书人，也曾把考科举中功名视为人生价值的体现。他才学横溢，以乡试第一名解元身份前往南京参加会试，当时街头巷尾盛传新科状元非他莫属，但这次南京之行却成了唐寅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被诬陷参与科举舞弊而锒铛入狱，而他的灾难还不止于此。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妻子死了，妹妹死了。孑然一身的唐寅，与李白“散发弄扁舟”的孤傲抗争一样，他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后半生的唐伯虎对礼教章法不屑一顾，笑傲江湖，醉意书画，卖字换酒，行为洒脱，放浪形骸，民间流传的多情风流的才子唐寅捕捉的只是他外在的一面。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以唐寅为代表的古代吴门才子渐行渐远。但他们的形象似乎已经定格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如梅如竹，既馨香孤傲、柔情万端，又宁折不弯、铁骨铮然。吴门才子，就是这样才情兼备、儒雅浪漫，清峻秀逸中带着狂傲，灵动聪慧中不乏稚拙，多才多艺更似乎浑然天成，这似乎已经成为吴地才子贯穿古今、一脉相承的共同气质。

晚年生活困顿的唐伯虎，尽管才华出众，有理想抱负，是位天才的画家，但他那愤世嫉俗的狂傲性格不容于那个社会，最后潦倒而死，年仅54岁，惨到连棺材都买不起。最后，还是好友祝枝山和王宠出钱打理的。他临终时写的绝笔诗就表露了他刻骨铭心的留恋人间而又愤恨厌世的复杂心情：“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在纪念唐寅诞辰540周年时，楹联家陈志岁在《纪念唐寅》联上云“画臻三昧境，梦觉六如身”，就是生动写照。

唐寅擅长山水、人物、花鸟，有《骑驴思归图》《山路松声图》《事茗图》《李端端落籍图》《秋风纨扇图》《百美图》《枯槎鹆图》《两岸峰青图》等绘画作品传世。其《骑驴思归图》，为绢本淡设色，纵77.7厘米，横37.5厘米。如果放到原图大，煞是好看：画中山花烂漫，高山叠巘，流泉断涧。盘曲的小路连接着临流危桥和谷间茅屋，其间有负薪过桥的樵夫、骑驴归家的士人，表现了文人隐逸的思想情趣（见图8-8）。

图8-8　唐寅《骑驴思归图》

（上海博物馆藏）

唐寅在文学上也极富成就。工诗文，其诗多记游、题画、感怀之作，以表达狂放和孤傲的心境，以及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以俚语、俗语入诗，通俗易懂，语浅意隽。后世有诗叹之：可惜一手好文章，更兼书画长，桃花坞里说迷茫，失了官场；设若官场之外有市场，凭君人气旺，秋香妹子代言好形象，风生水扬。他的诗文豪放不羁，戏语中寓忧思，绘画在放纵中见深沉，书法在戏笔中寓情思。

仇英（约1498—1552），号十洲，明代著名画家，江苏太仓人，后移居吴县（今苏州）。擅画人物，尤长仕女，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能运用多种笔法表现不同对象，或圆转流美，或劲丽艳爽。偶作花鸟，亦明丽有致。存世画迹有《汉宫春晓图》《桃园仙境图》《赤壁图》《玉洞仙源图》《桃村草堂图》《桃花源图》等。他的画上，一般只题名款，尽量少写文字，为的是不破坏画面美感。因此，画史评价他为追求艺术境界的仙人。仇英可谓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特例：一个民间画工，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精益求精，终于被历史评定为“明四大家”之一，这即使在500年后的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他虽无文征明的诗文造诣，也无唐寅的文采风流，但他依仗长期寄居官宦、富豪宅邸的生活方式，取得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创建了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他以其一生创造出的辉煌成就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他和收藏家们的真诚互动，就不会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丰富多彩的仇英。应该说，仇英在绘画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高于唐寅，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独有的集大成者。

“四家”的绘画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们技艺全面，作品题材广泛。所画山水，既能表现雄伟险峻的北方山川，也能描绘清雅秀润的南方风景，开拓了元明清以来山水画的新境界，占据了元代以来文化的制高点。

②风云际会的“三吴一冯”

近现代吴地又出现了吴湖帆（1894—1968，苏州人）、吴待秋（1878—1948，浙江桐乡石门人）、吴子深（1893—1972，苏州人）、冯超然（1882—1954，常州人）这四位画坛大家，也先后都与苏州有缘，曾被合称为“三吴一冯”。他们的才艺，丰富了中国美术山水画，而他们的人生，则反映了与社会的风云际会。他们在当时之所以受此推崇，享誉海上，盖得力于画艺、学养及不可忽视的社会地位。

此外，还出现了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他少时刻苦学画，后留学法国。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提倡“尽精微，致广大”，尤以画马驰名中外。

只要吟诵“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名句，苏州名城的风采就浮现在眼前，因此，吴地的文化除儒雅外还有些富贵气。柔是自然，柔是亲近；它是文采，亦是包容。刚是精神，刚是斗志；它是骨气，亦是意志。尚武崇文，外柔内刚，相辅相成，自成一体，这是吴文化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