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人“尚武”“轻死”，奇特的强悍，既是民风，也是（方）国风，古来有之。原来杏花春雨、绿野平畴、清水萦流的江南也出激情壮士、血性男儿。“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独是北国男儿情怀。不光“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的勇士专诸，就是“迎风则僵，负风则伏”的“细人”要离，也有着勇士之心，更兼有智人之谋。“断发文身”，在水中自由出没的“裸人”，何以成了骁勇善战的吴人？原因有二。

一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的本能。

距今9 000年前至8 000年前时，以苏州为中心的古吴地区东边是海，西部是“太湖海湾”，海侵到达长江三角洲顶部的镇江一带，海潮通过太湖南、北两条支谷入侵至西太湖地区。特别是南部的钱塘江深切支谷，因之演变成为从钱塘江口侵入太湖西部的大海湾，它与北部的支谷海潮在太湖西部形成交汇点，山洪漫流，海潮翻滚。吴地先民生存条件十分艰险，他们居住在湖海之中的高台地区，疫疾多作，浮大泽，劈草莱，战猛兽，斗蝮蛇，血战前行，独具一种强悍、刚健、习水的风骨。

图8-1　江苏六合程桥出土铜器残片上的吴越民族文身图案

为了生存，“断发文身”是吴越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貌特征。最早记载吴人“断发文身”的是《左传·哀公七年》：“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还有《春秋谷梁传·哀公十三年》载：“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范宁注：“祝，断也。文身，刻画其身以为文也。”《说苑·奉使篇》也说：“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这些习俗的众多文献记载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镇江丹徒北山顶吴王余昧墓出土的鸠杖和悬鼓上发现有纹身人物形象。^[2]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线刻画像铜匜残片上也显示，吴人全身上下皆文身（见图8-1）。

图8-2　江苏淮阴高庄出土铜匜残片上的龙蛇图案

《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淮南子·原道训》载“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被发文身，以像麟虫”，活吞鱼虾蛇蟹。《史记集解·赵世家》记载，越人文身之法：“刻其肌，以青丹涅之。”他们不梳冠，头发是剪掉的；文身是用矿物、植物的颜料在身上画些图案，这是由于古代吴越人“习水”而避“蛟龙”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此外，女性还用河中的草汁染齿，满口是光亮的黑齿，旨在“食稻啖蛇”。男性不但染黑牙齿，还将口中门牙敲去，以像猛兽（见图8-2）。

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古老遗俗，已在考古资料中得到印证，南方几何印纹陶纹饰中普遍发现类似蛇形的纹饰。^[3]闻一多先生说，古龙蛇相通，龙子也就是蛇子。苏州“阖闾大城”设有蛇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又说：勾践降吴后，曾使刻工雕木“状类龙蛇”，并把它献给吴王夫差。^[4]《说文解字·虫部》也说：“南蛮，蛇种。”在高庄出土的器物上，还出现了大量珥蛇、操蛇的神怪形象。为什么同样题材在中原同时期的艺术品中没有太多的表现，而在吴越文化中表现得如此强烈？这一方面是吴人常在水中懂得水怪的习性，另一方面是吴人如不勇猛强悍，定会给水怪吃掉或咬伤。直到近代，这种习俗仍可以在海南黎族、台湾高山族等民族中看到。

水中险恶，岸上的豺狼虎豹、野猪等更凶残。吴人“向死而生”，在与猛兽的搏斗中，以牙还牙，充满了粗犷剽悍、英武阳刚之气。正是这个蛮夷小国，自吴王寿梦时开始崛起一方，至阖闾与夫差时期更是问鼎中原，逐鹿天下。世人谈及吴国军队，尤其是南方人的老祖宗蚩尤时，更是闻风丧胆。视死如归的吴人，无论战场格杀、恩怨角斗，还是朝廷刑罚，轻死之风盛行，涌现出了一批像专诸、要离那样悲歌慷慨的伏节死难之士。

他们犹如“攻水鲫鱼”，逆水前拱，飞跃出水，朝疾流窜去，跌落后，又抖擞身子拼尽全力攻水而游，顶着水势而进，尽管进进退退，但冲劲不减。这些鱼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冲激得亢奋无比，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顶着水流上攻，它们好像只是不由自主地爆发了活力，好像是出于本能地喜欢浪花。尽管攻水可能会被抓走，但是，它们依然义无反顾，畅意前泳，攻势凌厉，直至力竭。科学证明，鲫鱼逆水游其因有三：一可以吃到更多上游水带下来的食物；二可以得到更多的氧气；三可以产生兴奋。而吴人在挑战面前，不躲避、不沉沦，拼搏进取，也是为了生存。这是吴人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与自然斗争留下的苦痛记忆，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征服自然，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一种精彩的特有生存法则。

二是时势所迫，自立自强。

《诗经》云：“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5]意思是，江汉水滔滔，武士威风凛凛；不敢求安乐，奉命伐淮夷。推出我兵车，旗帜插营前。不敢求安乐，只为讨淮夷。他们的剑锋无不指向东南夷。商朝存在的500年里，进行的大小战争不下百余次，公元前13世纪商王武丁征伐四方出动兵力最大时达到2.3万人。《史记》称“黄帝时有万诸侯”，周初也号称有“千八百国”，但西周300多年历史中“灭国以千计”，再到春秋就仅余一百四十八国了，其中比较大的只有包括齐、晋、楚、秦等老牌强国，以及新兴的吴、越在内的十四国，最大者为齐、晋、秦、楚四国，仅楚一国在春秋时代就先后兼并了十二国。如此连年征战，吴人何以“尚武”“轻死”，原因当不说自明了。

“生于斯，长于斯”，过着平静生活的吴人怎能束手待毙呢？吴地崇尚英雄，也需要英雄。故“城郭以成，仓库以具，阖闾复使子胥、屈盖余、烛佣习术战骑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阖闾既宝莫耶，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6]2 400平方千米偌大的太湖，当年竟是吴国的演兵场。越国大夫文种说：“夫申胥、华登简服吴国之士于甲兵，而未尝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胜未可成也。”^[7]意思是，那申胥、华登二人选拔吴国的人教习作战，还从来没打过败仗。吴国人人习武，只要一个人擅长射箭，就会有一百个人仿效学习他，越国要想战胜未必会成功。

史书记载，孔子认为当时挖到的一根可以装满一辆车的骨头是防风氏的骨头，可见世人非常害怕吴人。其实，那很可能是恐龙化石。《国语》中关于吴晋黄池争霸有一段简单记载：吴军重兵弹压之下，惊惧的晋军派出使臣董褐以探虚实，“董褐将还，王称左畸，曰：‘摄少司马兹与王士五人，坐于王前。’乃皆进，自于客前以酬客”^[8]。“酬客”（谢客）竟然用人头，当然这不是一般的酬客，大有威慑之意，引人感慨的是那顷刻间滚落于客人身前的热血喷涌的人头。“轻死”的六颗吴人人头，少司马至少还有名字——“兹”，其余五个“王士”（侍卫）就千古了。更有吴军的战阵，“万人以为方阵，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陈而立。左军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三军皆哗以振旅，其声动天地”^[9]。素来吝字如金的古文出人意料地有这么大段描写，可见吴军的威猛雄壮已经使见多识广的史家都不能不为之动容。

诸樊伐楚时在攻巢战役中，中箭亡。余祭伐越，得越俘守舟，登舟时不备中被越俘刺杀。寿梦四子中，除季札秉承先祖泰伯、仲雍遗风，让位耕居以外，正常死亡的只有夷昧，但夷昧一生也身经百战，饱经风霜。在接下来的一代中，王僚被公子光杀死，而公子光（阖闾）自己在征战十九年后攻越中“伤趾而亡”。不能不说到“伏剑自杀”的夫差，夫差本可以不死，在勾践应允“王其无死！……寡人其达王于甬句东，夫妇三百，唯王所安，以没王年”后^[10]，夫差还是死了。他没有像勾践当年那样苟且偷生，以待来日。除了自知衰老、来日渺茫外，最根本的还在于夫差到底是吴人，是他那些在战争中、在血与火中死去的列祖列宗的子孙。夫差说：“当孤之身，实失宗庙社稷。……孤何以视于天下！”意思是：是我丢了吴国的宗庙和社稷，我拿什么脸去面对天下人！并派人告祭伍子胥：“吾何面目以见员也！”遂自杀^[11]。夫差之死，有着英雄末路般的悲壮。那时的吴人，可算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优秀武士。

春秋晚期吴地的腥风血雨，在390多年后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眼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史记》中“专诸刺王僚”的故事也伴随着那柄鱼肠剑流传了2 000多年，由此专诸成为中国古代“四大著名刺客”之首。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吴地，与温山软水长相厮守的吴人用血肉之躯铸造了熊熊燃烧的“水做的火焰”。

勇猛的吴人，又因孙武的到来使得强悍的吴军如虎添翼，剽悍的民风融入了充满智慧的军事谋略和赏罚分明的严明纪律，他们被先进的军事思想所激发出的战斗力是难以想象的。公元前506年，吴楚之战，孙武以3万吴军击败楚国20万大军获得完胜，就是一个生动的智慧写照。(www.daowen.com)

《汉书·地理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晋将吾彦，史称能手格猛兽。其后亦间有勇士武师。明代倭寇入侵，民间多习枪棒拳术，虎丘僧天际来自少林，横刀杀敌以卫乡里，后以身殉。明末清初，翁慧生的枪法、叶羽便的棍法、梁兴甫的摔跤均著名于世。自宋建炎二年（1128年）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苏州地区有武状元4名，武进士91名，武举人359名。”^[12]南宋刘必成（昆山人），不仅是武状元，还是文科进士，可谓“盖以文武全才自负也”。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唐代大诗人李贺的名作，使世人皆知吴地出宝刀，尤其是“百兵之君”的“干将”“莫邪”剑令人敬畏，黄土高原就有“吴刀剖鲧尸生禹”之传说。单刃稍弯的“吴钩”，还越江过海至东瀛。

名将陆逊主吴国兵权，连战魏蜀，吴水师远抵台湾。可见，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的吴国都很硬朗，吴戈、吴钩，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兵器。军事的发达，使江东一带英雄辈出。“晚清国弱，习武者稍多，朱梁任一门三代俱能舞剑。”1949年后，苏州体委武术组“查得全市有拳种12个，157套，包括船拳、东江南拳、小红拳等稀有拳种7套；器械58套”^[13]。

从孙武（约前545—前470）练兵，到“吴王金戈越王剑”，皆体现了吴地人“外柔内刚”、敢于反抗压迫、富于牺牲精神、骁勇善战、视死如归、骨子里和灵魂中的刚强意志。

孙武虽是齐人，但自从其因避齐国内乱而出奔定居吴国起，他的后半生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吴地展开的。换言之，史籍所载可供采信的孙子生平大事，如吴宫教战、辅佐阖闾富国强兵、对楚实施战略欺骗、五战入郢等等，均以吴国大地为广阔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逻辑上自然是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他先秦两汉时期的重要典籍、重要历史人物，同样视《孙子兵法》完善于吴国大地，为吴国波澜壮阔、绚丽多彩军事实践的卓越理论总结。比如其一，《孙子兵法》所提到的“军、旅、卒、伍”四级基本编制在春秋时期为吴国所特有，而与晋国军队的“六级”编制与齐国军队的“五级”编制有较大的区别。其二，表现为《孙子兵法》所记述的“地形”“相敌之法”等内容，恰好与《尚书·禹贡》《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等典籍所描述的南方地区地形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相吻合。其三，表现为《孙子兵法》所倡导的诡诈作战指导原则，与中原地区所流行的“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之“军礼”传统相对立，与所谓“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的“偏战”战法相区别，而体现了深厚的南方兵学文化的历史渊源。其四，《孙子兵法》中，多次提及“吴、越”之争，“越人之兵”云云，将越国视为吴国主要的假想敌之一，这也表明他是立足于江南战争形势与战备格局基础之上的，是在传承北方众多战争案例经验的基础上，融合了江南地区军事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与思想升华。其五，苏州既是孙武的第二故乡和功成名就之地，也是孙武的归隐终老之地。据《越绝书》《皇览》《舆地纪胜》《天下名胜志》《吴门表隐》以及《吴县志》等文献资料记载和专家考证，孙武墓位于现今苏州相城区元和街道“孙武纪念园”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孙武就是吴人尚武的化身。

青山依旧，当年人们崇尚武士侠客、天下名剑的踪迹还依稀可寻——苏州古城内至今犹存专诸巷，干将路、莫邪路现在仍是苏州的主干道，而在苏州西部最高的穹窿山幽深神秘的茅蓬坞中还建有孙武著兵书的纪念地。这些沿用至今的地名与纪念地，也许正是吴地人心中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和对那段峥嵘岁月依依眷恋的真实佐证。

其实，吴人威猛张扬、锋芒毕露，激情澎湃、热血涌动，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中就已印证。玉琮的巨大威猛，兽面纹的狞厉神秘，玉钺石钺的杀戮、征伐之气，皆有史料实物可证。

图8-3　甲骨文“兵”字金文“疆”字小篆“疆”字

自古以来，“兵”者，强也。“兵”字的甲骨文从“斤”从“廾”，“廾”是双手举持物的形状。“斤”是一把横刃锛斧形，上面是横刃，下为曲柄，主要用以砍木，与斧相似，斧是直刃，斤是横刃。兵卒双手举将起“兵之斤”这款战斧参战，奋勇挥动，何等威猛的架势。古人就是以造型造出“兵”字的（见图8-3）。

金文表示强者义的先文本是“疆”。《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疆（强）不息。”疆，从弓从土从畺。《说文》：“疆，弓有力也。从弓，畺声。”金文两田间添三横“界线”，一是古时以弓丈量地亩定界，一弓为古制五尺，长宽各240弓为一亩；二是代表武器，造字的本义象征以战争解决领土问题，用武力夺取与护卫领地。小篆“疆”弓下加土，重申疆字领土主旨，武力夺取与护卫疆土、家园者。^[14]这个“护卫疆土、家园者”是原版的，它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尚武”的DNA。吴地的先祖蚩尤族人——良渚文化遗址——苏北蒋庄墓葬群出土的众多古人遗骨中“发现无首、独臂、无掌或身首分离以及随葬头颅的现象很多，可能与战争有关，换言之，他们是捍卫良渚王国的英雄”^[15]。这一实例证明了先吴人确实不怕死，显现出从我们民族的祖先崇尚“贵奋死”，到人民军队官兵把战斗牺牲看成是“我光荣了”，这都是一脉相承的全民族全时空的伟大尚武精神。

这些最早的史迹，已成为最深的文化印记，融入了吴人的血脉之中，刻在了吴人的文化之中，它是在特定情境中导致的吴人一贯性的气质特征和行为倾向。《孙膑兵法·将义》篇中说：“德者，兵之手也。”诚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武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大风暴，甚至可以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可见，武德文化本是吴人的道德基因。它既是一种“软实力”，也是一种“硬实力”。这是一种隐性资源，是一种潜在力量，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尚武”就是崇尚武事，“尚勇”就是崇尚英雄、不惜捐躯的武德风尚。

“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战争观就是南方楚庄王提出的，这个“武”，就是追求和平。“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事实说明，吴人把禁暴戢兵、卫国安民作为使用武力、进行战争的出发点和归宿。其社会根源在于吴人是渔猎稻作，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是自己辛勤耕耘，他们所期盼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不是兵荒马乱、四处逃亡。吴人不以掠夺他人的财富、侵占他人的土地为快事和荣耀，认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他们既不需要也不愿掠夺他人，更认为掠夺他人对自己有害而无益。所以，子胥谏曰：“臣闻：‘兵者，凶事，不可空试。’”^[16]主张“和众”，期望“与远迩相安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也就是对外实行和平的睦邻友好政策。可以说，“止戈为武”既是吴人、华夏民族的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传统。

尚武与好战，本就是左手天使、右手恶魔。但“尚武”不是好战，而“好战”必然尚武。今日之中华，我们的目标是祖国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我们的尚武，就是原版的“护卫疆土、家园者”。且不说300希腊勇士怎样彰显了千军万马的气势，单说我们的14年抗战军民，即便是出没在青纱帐里，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

“世界上没有快乐或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历史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在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对比中，历史的意义就出现了。中国人对“文明”的概括比西方早得多，作为古典语汇的“文明”，其内涵也与当代相差无几。

“武”的本意是止戈，“文”的本意是化人，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一体。正如恩格斯100多年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所指出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不能说吴地人崇文，其尚武的基因就消失了。在时间的长河中，吴人尽管受到羸政大帝“六王毕、四海一”、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的影响，特别是赵匡胤取得了天下，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起来，但吴地人尚武的基因经修复后并未马放南山，化剑为犁，自废武功。

吴地人是有血性的。100年前，美国人李佳白博士（Gilbert Reid，1857—1927）就提醒中国，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外患必发于日本，日本“以囊括东亚为最后之策略”，中国对日本应有严密的防范措施。80多年前中国处在抗战前夜最危险的时刻，以上海“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救国会，他们以己所能担起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这种血性担当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新人。在抗日战争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耳边的《大刀进行曲》旋律激越铿锵，“杀”声如炸雷一般。其作曲家就是原籍苏州常熟人麦新同志，年仅33岁。今天，整个世界局势变得越来越微妙，天下并不太平。资本的属性是逐利，帝国的本性是掠夺。我们必须切实做好各种预警预案。一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我们的战略定力。

有学者认为，吴人从宋朝开始发生了由尚武到崇文的嬗变。笔者认为，他说对了一半，因宋朝重文是前所未有的，苏州也不会例外。但史实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先吴人已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如大江南北众多遗址出土的刻文陶片，那些原始文字已经显示出先吴人的文化因子。特别是良渚文化既有超大古城又设有大型祭坛，并用最好的食物作祭礼，说明那时的先吴人已经由分散到联合，进入了文明“王国”状态，“人们把特殊的场所奉献给神明，……认为接近神明最喜欢的场所并主持特殊祭典的人必须是人身纯洁的”^[17]。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的文明已经出现了鲜艳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