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悠久

中国的玉器文化源远流长，古文献记载与大量的考古发现都表明，玉从石中来，玉源于石，至少已有7 000多年的辉煌历史。它是“一种中国特有的艺术品”^[2]，公元前9世纪，周王朝的“穆天子”（周穆王）就“执白圭玄璧拜见西王母”，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没有的。

其一，比德于玉。中国古人崇玉、尚玉，推至极致，认为玉是大地鬼神的食物，于是玉被作为祭神、通神的神物。尚玉，最高境界是比德于玉。孔子提出的玉有十一德（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之说，不仅是对玉的文化底蕴的高度概括，而且还精辟地阐述了玉文化的思想内涵，确是中国人审美观的理论基础，实质是比拟做人的道理，以玉的美德规范政治家和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修养和行为。认为玉还能辟邪、消灾，带来福气、吉祥，更是古代皇帝特权的象征（玉玺），这种传统观念包含着许许多多令人深感奇妙的故事。7 000多年前河姆渡遗址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江南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含山凌家滩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其二，视为祛病保健。玉是一种天然矿产，在中药中属于矿物类药。矿物类药是中药中极具特色的一类药物，我国对它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而玉石又是矿物类药中很有特色的一类。我国古老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记载：“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昆山市绰墩遗址出土的史前良渚文化时期女性随葬品文物玉琮，有医学常识的人仔细观看其形状、大小，就明显感觉到这是古人用于刮痧、石疗的治病工具，如摩擦：消肿、凉血；揉刮：化淤血；切割、按压：祛腐、排脓。古人还认为，“玉亦仙药，但难得耳”，经常佩戴能平衡阴阳气血，有祛病保健延年作用，即使当代亦看到一些老人裤腰上常别着一块玉。

明代著名医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玉屑，味甘、平、无毒，主治胃中热、喘息烦躁，止渴，屑如麻豆服之，久服轻身长年。润心肺，助声喉，滋毛发。滋养五脏，止烦躁”“玉井水（通过玉矿流出的水），味甘、平、无毒，久服神仙，令人体润，毛发不白”。还有《唐本草》《神农本草》等均称玉可安魂魄，疏血脉，润心肺，明耳目，柔筋强骨。从药物学角度来讲，长期佩戴或使用玉，可以补充人体不足的微量元素，对调节人体微量元素的平衡、强健机体机能、增强身体健康等具有一定的疗效。到了汉代，厚葬之风日盛，葬玉更是极为普遍。人们相信玉有保存尸体的功用，认为尸体入葬时，会遇到水银浸泡，而水银遇玉就会凝固，所以以玉敛尸就会使尸体不腐烂，从而产生再生的可能。其实，也没那么神奇。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穿“金缕玉衣”的刘戊早已化为一抷土[见图5-4（a）]。

图5-4　吴地出土的古玉珍奇

（a）徐州博物馆馆藏国宝西汉“金缕玉衣”。系1994年至1995年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由徐州博物馆花费两年多的时间修复完成，是目前国内出土的金缕玉衣中年代最早（超过2 000多年）、玉质最好（玉衣全部用新疆和田白玉、青玉组成，温润晶莹）、玉片数量最多（玉衣长174厘米、宽68厘米，用1 576克金丝连缀起4 24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工艺最精（玉衣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拼合得天衣无缝）的一件，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据推断墓主人是第三代楚王刘戊。
资料来源：徐州博物馆
（b）江苏吴县张陵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距今5 500年左右），匍匐欲跃的玉蛙，长4.2厘米。
注：1977年5月和1979年9月，两期在该文化遗址发掘出土精美玉饰品57件。经鉴定，多数为阳起石和透闪石软玉，少数为蛇纹石和玛瑙，均产自苏、浙、皖一带。主要为颈饰、胸饰和腕饰，用于前两者的有琮、瑗、环、管、璜、珠、觿、坠、蛙和垂幛形佩饰等，腕饰则一般为玉镯，套在右腕上，一镯或数镯不等。
资料来源：那志良，《中国古玉图释》，彩版130，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5
（c）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墓葬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玉颈饰，周长76厘米。
资料来源：那志良，《中国古玉图释》，彩版55，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5
（d）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出土的透雕人鸟兽玉饰
注：该玉饰件出土于1991年，系遗址77号墓葬，距今约5 000年，是中国迄今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人鸟兽图案透雕精品，为良渚文化玉器之珍奇。玉饰件高5.5厘米、厚0.5厘米，系透闪石软玉制成，呈白色略带绿斑。制作采用了线刻、圆雕、透雕、钻孔、琢磨抛光等技法，精雕细镂，构图独特。主体是一个蹲踞抬手的侧身人像。头部以凹下的圆点表示眼睛，边缘的曲线勾出嘴、鼻，头上方阴刻五条平行弦纹的凸棱表示冠帽，冠帽上方高耸的弧状物象征一束羽翎。在戴羽冠的人脸一侧，有一头上尾下、前后肢与羽冠相接的走兽。其顶端系一浮雕小鸟，小头短颈，扁喙微张，硕身翘尾，形象极其生动。
资料来源：南京博物院

其三：作为神（兵）器。《诗经》云：“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3]。“错”是磨石，“攻”是琢玉，这正是启示古人借助石而开掘雕琢玉的。古文献记载与大量的考古发现都表明，玉从石中来，玉源于石。早在5 000多年前我国已进入了“玉器时代”。玉是一种会说话的石头，它既咏叹着文化的长调，也展示了治玉人的传奇。它在史前是神（兵）器，殷周时期变为了礼器，成了一个人摆脱肉身的沉浊而散发出德性、身份、财富光环的象征。

《越绝书》中记载了风胡子对楚昭王说的一段话：“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4]“以玉为兵”，就是黄、炎、蚩时代，他们“以玉为兵”开通了“玉石之路”。^[5]古人认为“玉”美而坚硬，将美石（玉）作为兵器一定无往不胜。实际上只是把它作为神一样的象征物，以此通神，所以在欧亚大陆民间交往中，据史载它比黄金（欧洲人拜金）、丝绸还贵，当然可以“开辟道路”。

在吴越广袤的大地上，有许多玉矿，特别是环太湖地区的许多山脉都具有蕴藏玉矿的条件，如天目山、会稽山等。《山海经》将天目山称为“浮玉之山”，而会稽山也被古籍描述为多“金玉”之地。上古时中国分为九州，东南地区为扬州，《尚书》载扬州地区向中央王朝进贡的贡品中，就有瑶和琨这两样美丽的玉石，这说明汉代以前，东南地区不仅出玉，而且它产的玉在中国还比较有名。20世纪80年代，在常州溧阳的小梅岭发现了一座现代的玉矿，检测发现，其元素构成和良渚玉璧就很相似，进一步证明良渚时期高度发达的玉文化，其大部分玉料，如透闪石类、蛇纹石类等是就近取材的，包括有万能宝石之称的绿松石在内（皖南马鞍山就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台湾著名玉器研究专家邓淑苹女士指出：“史前时候，治玉曾是尖端技术，可能曾被宗教人物垄断。目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已有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治玉（包括被统称为‘玉髓’的玛瑙类）作坊，有学者认为，当时可能由一般平民负责玉器的基本制作，巫师之类的人垄断最后的雕纹或刻画密码工作。”由此造就了一大批技艺高超、身怀绝活的现代智人。

2.我国独有的玉雕技艺

崇玉、尚玉，关键是琢玉。“玉不琢，不成器”，琢玉其实是磨玉，玉器是靠耐心和细致一点点琢磨出来的。“琢”与“磨”就是玉器加工的基本工艺方法。所谓琢，即是对玉料进行切、挖、斩等加工工艺。所谓磨，是指用不同形状及大小规格不等的钻形磨具，在玉料上反复磨制。磨具有圆的杠棒、尖的杠棒、压砣、钓眼等。一件玉石产品一般要经过选材→开料→设计→制作→抛光等工序。制作阶段的琢磨离不开水，故又称“水作”。抛光就是在水作完成后进行表面加工，使产品达到光亮、滋润。

图5-5　公元前5 000多年的罗家角石质钻具

资料来源：《马家浜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1956年至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先后挖掘出距今7 100多年的大量文物，在第一层发现了一只“石质钻具”，直径3厘米，扁平圆形，说明马家浜文化时期先吴人已广泛使用“石质钻具”加工石器、玉器（见图5-5）。

璀璨的良渚文化玉器，品种繁多、延绵不断、精湛绝伦、蕴含深邃，令世人叹为观止，浮想联翩。

良渚玉器，首先表现在玉料的开采、玉器数量的众多、形制的特别与工艺的精巧上。仅大件玉琮、玉璧就有上千件，玉器总量更有万件之多。有一良渚大墓一下便出土数百件玉器，可见良渚时期玉料开采已经规模化，玉器的碾琢也有相当规模。从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资料看，良渚文化无疑是世界上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玉殓葬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礼器是古代礼制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玉礼器主要用于祭祖活动，但并非泛指礼仪中所用的一切玉器，而是专指璧、琮、圭、璋、璜、琥这六种玉器，称之为“六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古人认为天圆地方，“以苍璧礼天”，那是因为天是圆的，又是苍色（青色）的缘故；“以黄琮礼地”，那是因为地是黄而方的。古人以玉的颜色和形制，来配合阴阳五行之说，从而产生了祭祀天地四方的礼器。仪仗器主要是在重要场合中执以示权，或旁侍以增威仪的器具，用以保持统治者的尊严。仪仗玉包括玉斧、玉戚、玉钺、玉戈、玉刀等，都是象征性的武器。

在“六器”中，琮、璧、圭又是最重要的礼玉，在古代的政治、礼仪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尤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

良渚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象征着天圆地方和通天达地，只有地位极高并握有神权的人才配有，其制作之精美使世人为之赞叹。在江阴高城墩出土的玉器中，在一件玉琮外表不足2厘米的玉面上，竟刻画了数十条平行的细线，细线之间没一条出现相交现象，一件米粒大的玉珠上竟雕刻了对穿的牛鼻孔，简直可称是5 000年前的“微雕”。

良渚的玉器制作工艺包括切割、钻孔、刻纹与打磨，而其制作工艺一直引起世人的高度注意。玉是坚硬致密的物质，制作玉器必须采用琢磨技术，先吴人制作、切割、雕刻十分精美的玉器引起了人们无尽的遐想，甚至一些外国专家曾断言良渚玉器是“外星人”所制。

经过我国考古专家不懈的探索与考古资料的不断完善，近年来一些有关良渚玉器制作方法的推测不断涌现。首先是切割。专家考证，良渚人使用解玉沙（硬度大于玉的沙石），加水作为加工工具与玉料之间的介质，用绳索或兽皮沾解玉沙反复不断地进行成千上万次的磨制、碾琢，以柔克刚，对玉料进行切割（即线割）。对于钻孔，专家解释良渚人当时用木棒、竹管、细石器加沙（石英粒），沾水不断在玉料上旋转而成，琮、璧、镯等大件玉器的大孔是用竹管从两头对钻而成。竹管质软易磨损，所以在玉器上经常留下两头大、中间小并呈圆锥形的孔壁。刻纹的工具应当是燧石或鲨鱼牙齿，鲨鱼牙齿曾在良渚墓中多次出土。抛光工具应为兽皮、竹片、丝麻等。

但也有一些现象令专家们无法解释，他们曾用良渚人可能使用的竹、石器多次试验，但无法完成极少量相同良渚玉器的制作。专家推测有些良渚玉器上的孔，必须要用金属作为钻器高速旋转才能完成，致使有关专家提出，4 000多年前良渚时期已经有了冶炼技术。

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为我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尔雅·释器》载：“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根据中央孔径的大小把这种片状圆形玉器分为璧、瑗、环3种。新石器晚期各种文化大多出现了玉璧，长江流域以良渚文化玉璧为代表，玉材采用的是当地所产的透闪石质玉材，多数不纯，含有较多的青灰色、红黄色杂质，水浸后常呈白雾状。玉璧的尺寸较大，一般直径在1尺（1尺≈33.33厘米）左右，制作不够规整，璧体往往厚薄不匀，有的表面留有锯痕。其特征是外缘薄，内缘厚，中央孔径较小。打孔有对钻、单面钻两种。使用对钻法打孔的，孔洞中往往留有台痕。玉璧大多素面无纹，打磨较光亮，故常被用来作佩饰玉和殓葬用玉。这一时期玉璧的用途相当广泛，形式多样，难以一概而论。从总体看战国与汉代虽同属一种风格，但在具体的表现上，仍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

吴地人佩戴在身上或腰间的玉佩饰，造型优美，制作精巧，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见图5-6）。

图5-6　华东地区出土的玉佩饰

（a）华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的人形玉佩饰，长8.2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玉佩是一个全身正面形的人，头上戴一顶扁帽，两只枣核形的眼睛，大鼻头，耳后各垂一绺长发，耳前戴有环形耳饰。
（b）华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的鹰攫人首纹玉佩，长9.11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黄色，有赭色斑纹。器中间是一只鸟纹，头向左侧，圆眼，好像鹰，在它的头两旁各有一只小鸟。鹰的下面左右各有一人，耳后有长发，耳上戴有环形耳饰。
资料来源：那志良，《中国古玉图释》，彩版75、76，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5

1972年春天，吴县唯亭公社砖瓦厂在草鞋山取土制坯烧砖时，发现了玉琮、玉璧等罕见文物，南京博物院自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会同苏州博物馆和南京大学等，通过两次发掘，出土了陶、石、骨、玉等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共1 100多件。其中包括玉琮、玉璧、玉玦、玉璜、镂孔壶、四足兽形器等一批珍贵文物，特别是在M198墓中，出土了6 000多年前的大型玉琮。玉琮内圆外方，刻有兽面纹饰，由于这是首次在中国史前墓葬中出土，象征着“天圆地方”，被誉为“中华第一玉琮”（见第一章图1-9）。“这个大玉琮高17.4厘米，系透闪石质软玉，玉色茶绿，有褐斑；分为五节，每节各刻兽面图案一组，纹饰相同；以重圈为眼，凸棱为鼻，无嘴及牙，两眼之上饰两组弦纹带象征羽冠。”^[6]从技术层面上看，良渚神人兽面纹都是用透雕或浮雕加线刻手法制作的，纹样极其细腻。

后来又陆续在苏州昆山赵陵山、常州寺墩、上海青浦县福泉山等遗址上起获一大批崧泽至良渚等文化层玉器。1986年4月，苏州城西通安严山石矿开山时发现大量玉器，经征集共收到文物402件。在《文物》1988年第11期上发表的《江苏吴县春秋吴国玉器窖藏》一文中，翔实披露了这批玉器。该批玉器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属吴国首屈。虽然其所属遗存被炸，文物已散佚民间，但被追回和征集的出土遗物仍达400多件，包括玉器、彩石器和料器。其中软玉器204件，余为各色玛瑙、绿松、水晶和玻璃器；器物种类主要有璧、环、璜、琮、镯、觿、珑、珌、玦、珠及各类玉佩饰；主要纹饰有卷云纹、绳纹、绹纹、弦纹、羽状纹以及形态不同的蟠虺纹、兽面纹、虁纹、鸟纹等。纹饰的琢制采用浅浮雕与阴刻的手法；纹饰特点与安徽寿县蔡侯墓、浙江绍兴306号墓所出的玉器基本相似，具有春秋时期的琢玉风格。

又如1986年苏州城郊严山窖藏出土的一对玉虎：系青玉质，两件形制相同，四足屈蹲，卷尾高翘。正面以双钩阴刻、反向斜刀技法，琢制形态繁缛的龙首纹；背光素，留有切割的痕迹，当为成型对剖后存留。长11.9厘米、宽3.8厘米、厚0.1～0.3厘米，完全不见于其他诸侯国的同类玉虎（见图5-7）。

图5-7　苏州吴县严山窖藏出土

草鞋山、赵陵山、严山窖藏等出土的玉器制造工艺出神入化，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器型：丰富多彩，按功用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礼仪器，如玉璧、玉琮、玉钺和玉斧；装饰品，如玉带钩、玉璜、玉镯、玉串饰、动物形佩饰；以及目前用途不明的冠状器、三叉形器和锥形器等。

二是线条：有直线、折角线、射线、环线等多种走线方法，其中直线多深而直，线沿打磨得光滑平整；折角线深而宽，底部下凹；射线细密紧凑，但接痕明显；手工磨接法制作的环线较管钻旋磨法制作的环线浅，且有“毛碴”。

三是饰：繁缛精致，主要体现在琳琅满目的纹样上。就其创新纹饰而言，主要有神人兽面纹、蚩尤纹、绞丝纹、束丝纹、立人纹、兽眼鸟纹、云雷纹、蒲草纹等。

另外，“眼睛”较红山文化玉器的“线刻眼”更为匠心独运，可谓独具特色。除了单圈眼、重圈眼外，还有卷云形、耳朵形、菱形、短直线形眼等。

总之，与红山文化玉器相比，吴地玉器更加精细、繁缛、抽象，尤其是抛光技术的运用，更令吴地玉器文化熠熠生辉。究其原因，吴中大地在史前可能已用上了“解玉砂”。这是硬度较大的砂，用水与砂进行开片、做花，工艺有较严格的流程，技法比商周时期先进多了。(www.daowen.com)

从故宫旧藏玉器中看，至少在清朝乾隆年间已有良渚文化玉器成批进入皇家宝库。从1930年起，良渚玉器进入美国市场，大英博物馆馆藏的就有良渚文化的大玉琮。该玉琮高约48.3公分（1公分≈1厘米），陈列在方柱型的玻璃橱窗之中，附亚克力方形底座。据大英博物馆英文说明，这是一件目前留存在世最高且最多层纹饰的新石器时代玉琮，“属于世界第一”的器物，其身价之高，简直难以估计。又如玉璧与神人纹玉钺柄镦两件玉器，其技艺都令人啧啧称奇，是无法复制与替代的无价之宝（见图5-8）。

图5-8　良渚文化玉器

资料来源：大英博物馆馆藏中的中国良渚文化玉器

早期的美石或玉石，一是强调观感，颜色要洁白或绚丽多彩，抛光后具有玻璃、油脂或珍珠光泽，透明、半透明或似半透明（即晶莹）；二是注重手感，摸起来光滑、细腻、温润；三是要有耐久性，具有一定的韧性和硬度，否则，不易保存。凡符合这些标准者，都可称为玉石或美石。

由于自然界岩石、矿物种类繁多，因而古人有广泛的选材范围，这已为出土文物所证实。矿物（或岩石）表面抵抗外力（主要指刻画能力）的程度叫硬度。1822年德国矿物学家弗莱德奇·摩氏依据不同硬度的矿物（或岩石）相互间刻画或被刻画的属性制定了摩氏硬度。他将硬度分为10个等级，即硬度大者可刻画硬度小者，介于两者之间的矿物（或岩石）其硬度就相当两者之间。金刚石为10度，是具有最高硬度的唯一天然矿物。滑石为1度，代表最弱的矿物，人的指甲便能刻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硬度是指相对软硬程度，测试表明，金刚石比刚玉要硬90倍，刚玉比黄玉至少硬5倍，而黄玉和石英之间的差别并不太大。

出土玉器（饰），除独山玉制品外，就数玛瑙、水晶硬度为高，而软玉（和田玉、玛纳斯玉）、绿松石、大理石、孔雀石、岫玉、琥珀等硬度依次降低。

治玉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错”，另一种是“攻”，两者以解玉砂最重要，适用于粗加工和精加工。但解玉砂为何物？杨伯达先生解释说：“石英砂硬度高于玉，因此自古用于磨玉，又名‘解玉砂’。当无齿锯前后推拉或铊、钻旋转接触玉材时，放进用水调匀的石英砂，随工具运动而琢磨成器。”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许多是真玉，即属透闪石或阳起石类矿物组成的软玉。在铜器时代还未降临前，先吴人在这种软玉上打孔或雕刻精细流畅的兽面、神面花纹，靠石英砂其实也很难完成。因为，石英砂仅是解玉砂的一种，要对付硬度较高的玉材，或者提高加工效率，必须有比石英砂更硬的其他种类的解玉砂才行。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中国解玉砂，出顺天玉田（今河北玉田县）与真定（今河北正定县）、邢台（今河北邢台）两邑，其砂非出河中，有泉流出，精粹如面，借以攻玉，永无耗折。”由此可看出，解玉砂非一般河砂（石英砂），有特定的产地（产出环境），硬度大于玉石，“借以攻玉，永无耗折”，能反复使用。但寻找它们必须具备一定的找矿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早期治玉不排除曾使用硬度最高的金刚石砂，即“它山之石”中包括金刚石。明代，李时珍汇集各家著作对金刚石产地、形状、功能等作了摘要记述，主要有：一、“扶南国出金刚，生水底石上，如钟乳状，体似紫石英，可以刻玉”（《抱朴子》）；二、“玉人攻玉，以恒河之砂，以金刚钻镂之，其形如鼠矢，青黑色如玉如铁。相传出西域及回纥高山顶上，鹰隼粘带食入腹中，遗粪于河北砂碛间”（《齐东野语》）；三、“大秦国出金刚，一名削玉刀”（《玄中记》）；四、“西海流砂有昆吾石，治之作剑如铁，光明如水精，割玉如泥，此亦金刚之大者”（《十洲记》）。可以看出，古人对金刚石的晶形、硬度、透明度及常以砂矿形式产出等特征之记载基本正确，应和现代所言金刚石为同类。同时也说明，古人的活动范围是很大的。

从《抱朴子》中可见，至少晋代已有文字记载金刚石可刻玉。先秦时期，昆仑之玉可能由西域输入，金刚石自然也可随之输入先吴之地，但也不排除利用山东、湖南特别是皖南等地的金刚石（矿产）。说明古人治玉挖空心思，殚精竭虑，动足了脑筋。

最早的玉器是玉玦。史前玉玦常成双成对地出土于死者耳部，类似今日的耳环，但并不是普通的人体装饰物，应该是具有通灵作用的神器——“事死如事生”。周代特别是东周，黄金出现，至秦汉形成了“玉振金声”的局面。游牧民族酷爱金器，农耕民族，尤其是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的吴越人偏爱玉器，形成了金玉同盟。可见，玉崇拜既是吴地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底色。

中国历史博物馆黎家芳先生后来撰文证实：广东石峡出土的玉琮和苏州唯亭草鞋山出土的玉琮，从玉料的选择，内圆孔的对钻到浅雕花纹几乎一模一样。石峡各墓出土的琮、璧和装饰品，与良渚大墓中出土的玉器组合也一样，这就生动地反映出石峡的琮、璧及装饰品，可能亦来自草鞋山玉琮的母体。

吴中史前玉器所能达到的工艺水平和美术成就，借用郑旗先生的话说，“玉器体量虽小，却寄托着天地神人时空的全部精神，因而它含蓄蕴藉，具有永恒的魅力，这种精工细致到极点而又质朴无华的天姿，这种寓天地时空于一握的玲珑中的恢宏，不能不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

3.传承发展

明代，苏州、北京和扬州为全国三大琢玉中心，以苏州尤为突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言：“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据史料记载，明代苏州的玉雕名匠有贺四、王小溪等人，以陆子冈（刚）最为著名。虽区区工匠却“名闻朝野”，被当时的文学家张岱称为“吴中（指苏州）绝技”之首（《陶庵梦忆》）。所制玉器人称“子冈玉”，为达官贵人所追求，十分名贵。

陆子冈，又作“陆子刚”，生于16世纪上半叶，时处明嘉靖、万历年间，苏州太仓人。出生于吴中名门，自幼熟读诗书，后离家游历，爱好玉器。传说，一日，陆子冈“捡漏”高古玉器，却遭“打眼”（没看准东西被人蒙了），他跟踪卖玉之人，见到造假高手它山师傅。陆子冈拜他为师，刻苦学习琢玉功夫，成为明代最负盛名的琢玉巨匠与中国玉行的代表人物，至清代，苏州玉行更将陆子冈奉为师祖。

明朝晚期，有限的对外开放，引发了社会生活的不少变革，江南地区经济富裕，社会上兴起了一股重视工艺创作与工匠品牌的风气，陆子冈正是在这一风尚下出现的以雕玉著名的玉工。他不但技艺高超，而且是目前可考的第一个把自己名字留在作品上的人，为后人的考证提供了方便，所以现在一提到玉雕大师，就从他开始了。

邓淑苹研究员指出，明清的500多年（1368—1911年）时间里，我国的玉雕至少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明早中期，约1560年之前，这是接续元代玉雕传统的时期。13世纪元代蒙古兵西征，带回了中亚地区的玉工，将他们安置在大都（今北京）的城南，成为元、明时期的官匠户，北方的“京作”玉器也由此逐渐形成。二是明中晚期至清早期。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书画及各类工艺美术蓬勃发展。在文人、富商的扶持下，以苏州为中心的玉雕形成。三是清中期。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起，清朝政府直接控制昆仑山玉料的开采，玉雕空前繁荣，对西南的开发也导致缅甸翠玉的输入。四是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后。由于鸦片战争等因素，清朝国力大衰，宫中造办处玉雕业务萎缩，但民间交易却更见繁荣，特别是兴起了所谓“洋庄”生意，通过上海，将苏州、扬州的玉器大量外销欧美。这一时期，翡翠、宝石、金工都加入玉雕制作，各种吉祥图案如蝙蝠（福）、寿桃（寿）、灵芝（如意）、竹（高风亮节）纷纷运用。还出现了玉雕“翠玉白菜”，以白菜与螽斯象征清清白白、多子多孙……这些都促成了玉雕行业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持续繁荣。

她还指出，玉雕有“京作”和“苏作”之分。“京作”就是北方工，以北京为中心，大气、质朴为其特征。“苏作”是南方工，以苏州为中心，以灵空、飘逸、精细著称。一般都认为苏作玉雕以“精巧雅致”为特征，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艺术史界以“Suzhou school”一词专指明代晚期在江南形成的讲究文人清雅品味的艺术风尚。这一名词不只指玉雕，也泛称当时各类以文人书房用品为主的工艺。艺术史界通常称明晚期以苏州（当时又称“吴门”或“吴中”）为核心的书画传统为“吴派（Wu school）”，工艺传统为“苏派（Suzhou school）”。前者是文人画派，后者是合乎文人品位的工艺流派。

陆子冈乃“苏派”“苏作”琢玉的名家，他治玉有六大特点：一是材质全用新疆玉，少数白玉，多数为青玉，有所谓“玉色不美不治，玉质不佳不治，玉性不好不治”之说。玉质越佳，硬度越高，雕刻难度越大。二是作品多实用器，如笄、壶、杯、水注等，造型规整，器型多变，古雅精致。三是工艺方法有立雕、镂雕、剔地阳纹、浮雕和阴刻线，技艺精湛。陆子冈的“吾昆刀”法，从来秘不示人，操刀之技也秘不传人。“子刚死，技亦不传”。四是图案设计巧妙，刻画生动，法古真实，有独到之处。五是器物上有铭文诗句，多五言四言者，文字书体有草书、行书，字体清秀有力。六是款识均用图章式印款，刻字多用阳文，也有用阴阳文各一字者。字体有篆书、隶书，有“子冈”“子刚”“子刚制”三种。落款处不显目，也不固定位置，于器底背面、把下端、盖里等处不一。^[7]

由于选料精良，系上等无瑕美玉，加之技艺绝佳，其作品皆美轮美奂，如他所雕刻的水仙玉簪，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发，一支价值五十六金。

他一改明代玉器陈腐俗气，把中国的书画艺术与玉器工艺完美结合在一起，将印章、书法、绘画艺术融入玉雕艺术中，把中国玉雕工艺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所制玉器以小型器玩为主，尤以文房器具一类居多。纹饰有仿古的云雷、蟠螭、夔龙等，更多的是花卉、山水、人物等写实一类的饰纹，刻琢极为雅致生动。因为他的名声大，所以有关他的传闻也特别多。

图5-9　苏州匠师陆子冈为明帝大婚所制玉合卺杯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皇帝明穆宗朱载垕闻知后，特命他在玉扳指上雕百俊图。他竟仅用几天时间就完成了百俊玉扳指。在小小的玉扳指上刻出重峦叠嶂的背景和一个大开的城门，而马只雕了三匹，一匹驰骋城内，一匹正向城门飞奔，一匹刚从山谷间露出马头。仅仅如此却给人以藏有马匹无数奔腾欲出之感，他以虚拟的手法表达了百俊之意，妙不可言。自此，他的玉雕便成了皇室的专利品。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至今珍藏有陆子冈的青玉婴戏纹壶、青玉山水人物纹方盒等玉雕佳作。其中的合卺（jǐn）杯，高7.5厘米，宽13厘米，杯由两个直筒式圆形连接而成，底有六个兽手足，杯体腰部上下各饰一圈绳纹，作捆扎状，一面镂雕一凤作杯把，一面凸雕双螭作盘绕状，两纹间的绳纹结扎口上刻一方图章，上有隶书“万寿”两字；杯身两侧，一侧雕有“湿湿楚璞，既雕既琢，玉液琼浆，钧其广乐”的诗句，未署“祝允明”三字，诗上部刻有“合卺杯”名，另一侧雕有“九陌祥烟合，千里瑞日月，愿君万年寿，长醉凤凰城”之诗句，诗上部有“子冈制”三字篆书款。这件玉雕作品是陆子冈为皇帝大婚所制的纪念物，充分体现了子冈琢玉古雅精妙的艺术风格（见图5-9）。

他的作品几乎都要刻上自己的名字，连给皇上进贡的玉雕作品也要刻上名字。有一次皇帝召见陆子冈，要陆子冈为他雕刻一匹马，并且明说不准落款。陆子冈回去雕刻好了献给皇帝，皇帝仔细看，并且让其他大臣看果然没有落款，非常高兴，于是奖赏了陆子冈。后来一个宰相仔细看的时候在马的耳朵里发现了“子冈制”微雕字体。皇帝也发现了，不但没有生气处罚陆子冈，反而夸奖了他。但据说有个例外，唐伯虎有一个扇坠是陆子冈所赠，上雕一只五彩斑斓的小老虎，是陆子冈一生中唯一没有署名的一件玉雕。

传世的陆子冈作品，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台北“故宫”，著名的作品有茶晶梅花花插、青玉山水人物玉盒、青玉婴戏纹执壶等。

以北京故宫收藏的茶晶梅花花插来说，该花插系茶色水晶，色甚浓，近黑色，淡处显出酱色。原材显出深浅不等的白绵色斑点，属二色水晶，十分少见。器作梅树截干之花插，口大，底略小，梅枝与白梅花朵攀附于梅干上，这是一件巧作水晶器，传世的很少。在花插中部枝杈和梅花稀疏的树干上有双竖行“疏影横斜，暗香浮动”阳文草书题句，下署“子冈”一圆一方阴篆文戳印款。此花插碾工类似上述“青玉‘子冈款’桃形杯”，题字生动娴熟，与碾工一致，其造型、巧作、题刻具有文人气质，堪称上乘，非俗工所为（见图5-10）。

图5-10　陆子冈茶晶梅花花插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论文房器具》中，对陆氏玉器有两条评价：一是“法古旧形，滑熟可爱”，关键词是“滑熟”，做到“滑熟”是不容易的。二是“工致精极”，似可作为辨证陆氏玉器的具体标准。关键词是“工致”，“工致”系指其工艺而言，“工”即工巧，“致”即精致。“工致”有着工巧精致之意。

陆子冈琢玉真品民间传世并不多，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披露子冈款玉器共约44件，其中八九成属清宫旧藏。民间收藏以曾属香港北山堂所藏、后来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件圆盒最著名，它上面刻有“嘉靖辛酉陆子刚制”八个字，被公认是陆子冈的真迹。目前考古出土的唯一一件“子刚”款玉器是北京海淀区清代黑舍里氏墓出土的明代“子刚”款玉樽，高10.5厘米，口径5.8厘米，这也是公认的陆子冈的真迹。该玉樽为新疆和阗玉，器身满雕夔凤纹，盖上凸雕三只狮子，分布呈等距三角形，中央出圆钮。器底外侧琢三个兽首为足。樽外壁有一环形把，侧面出角，把上圆雕象形钮饰，象鼻自然内弯呈环形，古雅精美，把下有阳文篆书“子刚”款。

每一方玉都是天地的宠儿，是沧海桑田的杰作，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精魂和声音。人们所应做的，只是理解它、欣赏它，再将它的个性、灵魂和声音释放出来。

唐太宗说过：“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意思是说石中的玉虽然有美的本质，但是没有精细的雕琢，与破瓦乱石一样。观赏手中把玩的玉器，皆为人琢之物。故古人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材”，琢磨璞玉，美玉出焉；琢磨君子，圣贤出焉。

凌家滩文化“C”形玉龙的发现，为我们作为龙的传人研究古时龙图案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依据；良渚文化玉琮的发现，是现代智人发展的证明。玉唯雅，玉唯诚，玉唯信，时至今日，匠师们依然恪守着这一古风盎然的理念。精益克靡，传业无间，诚信经营，认为做玉就是做人。

乾隆元年（1736年），宫廷建如意馆，苏州不但向朝廷提供玉匠、玉料，还担负为造办处加工玉器的任务。据统计，乾隆年间苏州向宫廷解送玉器50起，品种有玉佛、玉磬、玉宝、玉册、玉瓶、玉碗、玉象棋、玉鼻烟壶等31种，数量达397件。清代苏州玉雕中心在专诸巷，当时，巷内集中许多玉雕作坊和能工巧匠，在继承明代技艺的基础上，实行专业分工，制作更加精巧，乾隆帝曾写诗称赞说：“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目前，苏州相王弄已成为玉雕作坊商铺集中之地，出现了蒋喜、杨曦、葛洪、瞿利军、俞艇、赵显志、范同生等一批国家级玉雕大师。

有人说先吴古国就像一方古玉，纵横的水网就是这方古玉上的纹理。经过千百年的琢磨、千百年的涵澹，已经显得异常的温润。对琢玉人来说，琢玉既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美好享受的过程。看着一块块玉料变成一件件玉器，琢玉人会有一种成就感。从古至今，好的玉器展示出的不仅仅是玉的品质，更重要的是吴人表达种种玉质的诗性与苦心。明人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一书中曾谓：“凡玉……东入中华，卸萃燕京。玉工辨璞高下定价，而后琢之。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