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周易》），日新月异、自强不息的精神，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的情怀，是与西方不同的。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东大陆，即所谓的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西大陆，即美洲，在一切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是最好的一种，即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一阶段，前面已经说过，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其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25]充分说明我大中华是一方文明的沃土，创新的基因深植于此。

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人文精神，创新活动依赖于人的创造力。在拉丁语中，“创造力”一词最初大意是创造、创建、生产、造成。从词源看，“创造力”的含义是：在原先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创造出新东西。“创造”本来就是“成长”的意思。关于钢铁冶炼技术是中国的传统强项，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中曾说“在所有的各种铁之中，以中国铁为最好。中国人把它连同各种织品和皮货输送给我们”。17世纪以前，中国至少有10项冶铁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26]考古实物证明，吴中大地从“无字书”开始就已发明创造了冶金铜铁业。

1.点燃了中国“金铁”史上第一把火

关于冶铁技术起源问题的争论在学界由来已久，《中国科学技术史·钢铁分册》的著者华道安在20世纪90年代曾说过，冶铁术是在公元前5世纪初在中国南方独立发展起来的，最早使用铁的地区是吴国，就是著名铸剑大师干将莫邪居住的地方。《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详细记载了吴国最著名的冶铸能手——干将与莫邪“金铁”铸剑的壮观场面，结合当代考古成果，综合分析起来有四点可考证据。

一是据《苏州市志》记载：苏州西部太湖东岸有谭山的铁、硫、银、锌等多金属矿，有阳山、尧峰山等的赤铁矿，有青山、小茅山等的磁铁、黄铜矿等。

二是古史记载的证据。“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五山，可能是指五岳；六合，是指天地与四方），这里也包括世界普遍采用的利用天上降落的陨铁。所谓“铁精”有两重含义：①乃精灵之意，如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中：“山中夜见胡人者，铜铁之精。”又如《太平御览》卷八八六《玄中记》（晋代郭璞）：“铜精为僮奴。”皆为此意。②就是前面吴声功教授于1990年指出的，铜矿与赤铁矿是常常相伴出现的，在炼铜时炉底含有许多渣和可锻的铁，这就意味着，炼铜的同时出现了铁。我想，这也是事实。所谓的“铁精”就是指的当今的铁。

三是实物证据。在以江苏、安徽长江沿岸的宁镇山脉和秦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范围内发现“湖熟文化”，20世纪50年代著名学者曾昭儒、尹焕章曾根据出土的铜链斧、鼎耳、鱼钩、锈渣等，认为吴地“当时人们已掌握冶铜技术”，碳-14测定表明，湖熟文化并非迟至“殷末以后”，其早期为公元前1500±90年（相当于商代初期），晚期为公元前1195±105年（相当于西周初期），北阴阳营上层（早期湖熟文化）的两个标本分别为公元前1820±135年和公元前1387±165年。其冶铸工具是陶钵和陶勺。

四是实际操作的证据。干将在炉内加入“金英”（铜矿石），“候天伺地，阴阳同光”，是说要选择合适的时间与地点，炉温非常之高，使地面（阴）照得与天空（阳）一样亮，并且地面烟雾与天上云气相连，以至于“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烧了3个月，还未成功，说明炉温不够，铜铁还原得很慢，也不能熔化。于是，干将的妻子“断发剪爪，投于炉中”，来代替其师傅以人殉炉的做法，“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橐”是牛皮做的鼓风吹火器），让300个童男童女鼓风装炭，那金铁才熔化，而后用它铸成了宝剑。

炭作燃料比烧木柴可达到更高的温度，鼓风则加速燃烧且可采用更大的炉膛因而温度又可提高。“金铁乃濡，遂以成剑”，当达到1 100℃时，铁的还原率提高并且含碳量高的生铁开始熔化（纯铁熔点为1 535℃，含碳2%的生铁的熔点为1 137℃）。可见古人是千方百计，施足了一切难以想象的办法。

《考工记》上说“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地气然也”，就是说在南方有地利（温度高），而北方就有所困难。迄今为止，1956年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是公元前8世纪的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所出土（九号墓中出土4件铁刃铜器，兵器2件：一为铜内铁援戈，一为铜铁叶矛；工具2件，分别为铜銎铁锛和铜柄铁削）。笔者按气温、地利逻辑推理，最早的冶铁技术发明仍然在江南。遗憾的是环太湖地区的土壤呈酸性，易锈蚀难以保存，至今未发现3 000年前的铁制器物。加之，铁剑少之又少，像上面提到的虢国墓地发现的一把是铜柄铁剑，一把是铜柄铁削；此外，还有河南淅川下寺楚墓中发现的玉柄铁匕，可见当时的铁器奢华而昂贵。不过，《越绝书》第十一卷载：“风胡子对曰：‘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这段话已作了补证：大禹时“以铜为兵”的伴随者——铁已出现，其冶炼炭火极有可能是中国“金铁”史上的第一把火。否则，不会有后来的阳剑干将“作龟文”，阴剑莫邪“作漫理”的成熟技术——剑表面花纹可能是反复锻打后的痕迹，也曾用硫化铜防锈法处理过，其工艺水平之高可见一斑。故剑非常锐利，可从“剑成而吴霸”，并使讨剑的晋师“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立刻“三军破败”（《越绝书·宝剑记》），其效果大大超过在此之前的其他兵器，“天下闻之，莫敢不服”，至今2 000多年来不锈（见图4-6）。专家利用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技术，数据显示，因剑是青铜合金，主要采用铜、锡及少量铝、铁、镍、硫组成的“复合金属工艺”，说明它们是“金铁”合金剑，而且是历史上初次出现于战场，因而后来被广为传颂。

图4-6　吴王夫差剑历2 500多年寒光不朽

（苏州博物馆馆藏）

有人因吴国铁剑仅见诸文字以及战国铁剑出土在楚、赵之地而非在吴地而怀疑干将是否真正炼成“金铁”。笔者认为吴地是由制铜剑而伴随发展为制铁剑的，因数量极少，抗锈性又差，不易发现是正常的。吴、晋之间有交流，吴地后属楚国，晋地、楚地出土的剑也可能来自吴地，铸楚剑、赵剑未必无吴匠参与。况且现在还不能说考古已经完全充分，绝不会再发现铁制吴剑。《越绝书》说虎丘剑池的阖闾墓中有鱼肠剑，《吴越春秋》讲吴王女儿墓中有磐郢剑，因而不能排除将来在新的考古发现中找到铁兵器的可能性。

从现有实物看，除20世纪60年代在南京六合程桥发掘的东周古墓中出土的两块人工冶炼白口生铁实物外，同期出土的还有两组精美的青铜编钟，一组9件，一组7件，经考证为春秋晚期吴国的宫廷乐器，虽历经2 500多年的沧桑，仍音色清亮，乐律分明，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物。

苏州的干将坊、浙江北部的莫干山都是传说中铸剑的遗址，苏州相门外有干将墓（《吴郡志》卷三、卷三九）。顾颉刚先生在1950年去相门外实地踏勘，找到干将泾畔的欧冶庙，沈勤庐还在干将墓边发现几副陶范碎片，因其色红质重而疑其含铁质。

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带领部队在干将泾畔搞单兵进攻战术训练时，曾与司务长梁兴峰坐在土墩上讨论过干将、莫邪是否就在此炼过金铁。梁说“吃不准”，我说“有点像”，为此两人走到东面河边请教光脚在水边摘茭白的老农，回答是“小时候听说干将墩（墓）就在这一带——田庄河村”。后来部队在干将泾畔（黄洋泾）约10多座高约0.5～1.2米的土坟旁开荒扩大菜地面积时，我们一边用工兵锹挖，一边因土质坚硬、呈铁红色而嘀咕着：“这是什么地方？是不是就是当年干将、莫邪在此炼钢铁的地方？”这些都印证了《吴门表隐》中“匠门外有干将墓，土宜锻铁”的记载。宋代沈括在解释吴国名剑的名称时认为，“湛庐”是说金铁表面乌黑发亮，“巨阙”是由于金铁合金剑刃硬，砍出了缺口，“鱼肠”是指剑表面的花纹像鱼腹内的肠子（见《梦溪笔谈》卷十九）。因此，干将炼金铁剑的事迹应该说是可信的。

总之，吴地冶炼是我国冶金史上最辉煌、最古老的一页。由此亦可想到，后世的“龙泉宝剑”“苏钢法”产生在吴越旧地就不是偶然的了。吴人的祖宗蚩尤4 000多年前就是兵器制造专家，兵器工业很发达，后来的吴戈、吴钩、吴剑等也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兵器，皆出自吴国。《楚辞》上说“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应该说是当时战场上的真实写照。由此亦造就了威猛张扬、锋芒毕露、激情澎湃、热血涌动、空前绝后的横贯历史长空110余年的春秋时期——强吴时代。

2.冶铸制造技术高超

江南不仅是铜、锡、铁等金属的著名产地，且冶铸制造技术亦高超，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的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此方尊是商晚期的青铜重器，四角的四只卷角山羊，以脚踏实地的有力形象承担着尊体的重量，喇叭状劲张的方形口部，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几乎接近器身的高度58.3厘米。最突出的是：尊的腹部四角铸有4只大卷角羊，其形象在宁静中有威严感。羊背和胸部饰有鳞纹，前腿为长冠鸟，圈足上饰有夔纹。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饰，同时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肩部的龙及羊的卷角都用分铸法做成。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如果没有高超的合范技术，很难达到整器浑然一体的效果。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匠心独运，恰到好处。羊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见图4-7）。

图4-7　四羊方尊

吴王夫差为西施铸造的青铜盉（古代温酒的铜制器具），上面有繁缛的花纹、镂空的装饰，特别是盉的肩部有一圈文字——“敔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意思是：吴王夫差选用进贡的青铜为一女子铸器，吉利。其造型优美，制作精巧（见图4-8）。

2007年4月下旬，盐城大丰市刘庄镇友谊村出土了21枚金币，经省文物局专家组论证鉴定，为楚国“郢爰”（“郢”为楚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距今已有约2 500多年的历史，为国家一级文物，是目前我国发现并已著录的最早的黄金货币，填补了江苏范公堤外战国时期文物出土的历史空白。据大丰市文化局文博科科长蒋玉平介绍，这次出土的郢爰是该市刘庄镇友谊村村民王生银在村内鱼塘中发现的，大小不等，厚度相同，计重175.1克，上面戳盖方篆体阴文“郢爰”印记，为战国时期楚国流通的黄金货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形制有两种：一种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的金版，另一种是扁圆体的金饼，以前者为多见。使用时根据需要将金版或金饼切割成零星小块，然后通过特定的等臂天平称量再行交换。因而出土的楚金币，大都是零星碎块，大小轻重相差悬殊，而且能明显看出曾被切割过的痕迹。这次大丰出土的郢爰也印证了这一点（见图4-9）。

图4-8　吴王夫差为西施铸造的青铜盉

图4-9　大丰市刘庄镇出土的21枚楚国金币

汉初吴地的冶铜业曾被吴王刘濞用以铸钱。《三国志·吴书》记载：丹阳“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从苏州地区出土的汉代铁剑、弩机、铜镜（如天宝墩汉墓、觅渡桥汉墓）都反映了当时的冶铸水平。春秋时期的块炼钢技术已退出历史舞台，而百炼钢（把铁片反复折叠锻打成钢）与铸铁柔化钢毕竟生产效率低，如杨泉《物理论》中记载：阮姓制刀师在3年中制刀1 700把，平均每天制1.5把，还累得双目失明。生产量较高的灌钢法最早记载在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中：“钢铁是杂炼生作刀镰者。”就是说把生铁与熟铁混杂在一起冶炼，生铁熔点低而先熔化，灌入熟铁之中增加其含碳量而成钢。这句话还说明钢铁不仅用于兵器也用于农具，对于发展经济的意义自不待言。灌钢法是我国冶金史上的重要成就。冶炼业的发展需要更多地采矿，梁朝《地镜图》就是根据地表植物指示找矿的经验总结。

淮南王门客中多有道家，热衷于炼丹。到了东汉及六朝，炼丹盛行，最主要的三位炼丹家魏伯阳、葛洪与陶弘景都诞生在江南。世界上第一本炼丹著作《周易参同契》的作者魏伯阳用词韵皆古、奥秘难通的韵文记录了炼丹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关于水银易与硫黄化合、氧化铅可被碳还原成铅、黄金不易氧化等等都是最早的化学知识。葛洪在《神仙传》中说：“魏伯阳，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宋代朱熹引用五代时彭晓的话，说魏是会稽上虞人。葛洪的生平则由《抱朴子·外篇》中的自序与《晋书·葛洪传》可知：他出生在句容，他的祖父是东吴官员。受左慈的影响，他又跟岳父鲍玄学习炼丹术。《晋书》称他“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抱朴子·内篇》中讲炼丹的有“金丹”“仙药”“黄白”三卷。“金丹”的内容是以无机物炼长生仙丹，涉及水银、硫黄、曾青、铅丹及物质的转化等；“仙药”是以植物性药物“五芝”来延年益寿；“黄白”是人造黄金与白银，实际上是铜、铅、汞等元素的合金。陶弘景在炼丹与医药方面的著述除《神农本草经集注》外，现存的只有列入《道藏》的《夏诰》与《养性延命录》。陶弘景做过铁置换铜的实验，并证实只要是可溶性铜盐都可以，而不仅仅是葛洪说的“曾青”（硫酸铜），为后世湿法炼铜奠定了基础。陶还指出以火烧硝石时“紫青烟起，云是真硝石也”，这是指硝酸钾的焰色反应。炼丹士指望“仙丹”使人长生不老及点石成金而致富的愿望，在化学家看来当然是荒诞的。但在科学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在研究古代文化史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胡说八道，而是要看到他们也是在做实验，冶金、酿酒、染色等工艺中也都有丰富的化学知识。

史载越王勾践佩“步光之剑”，绝非虚言，它埋于地下2 000多年，至今寒光逼人。同样，苏州工艺美术大师金海鸥重铸干将莫邪剑时说：“干将莫邪剑拥有别的剑所没有的‘泛白光’的特质，这也是当时这两把剑能够声名远播的原因之一。”经专家利用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剑体各个不同部位金属的含量不同，剑脊含铜较多，韧性好，使剑不易折断，而剑刃部含锡量高，使剑锋利，剑格中央和边缘铜锡的含量也不多。这种一器多种成分比例的方法和先铸剑脊、再浇铸剑刃的复合铸造工艺是相当进步的，可称得上是刚柔相济的特种青铜剑。专家指出，春秋晚期吴越青铜剑的“铸造水平远远超过中原诸国”。

江宁西面、芜湖市南的南陵地区，西周、春秋时均为吴越辖地，在考古学文化上同属长江下游吴文化圈，皖南青铜器出土的数量又与宁镇地区相当。张卫和刘平生两位先生对皖南地区的一些产铜地点进行了徒步踏查，先后发现各朝代、各类型的古代采矿、炼铜遗址40余处，它们集中分布于南陵大工山区，范围达400平方公里，其中戴镇乡江木冲西周冶铜遗址面积1.5平方公里，文化层厚1～2米，炼铜弃渣堆积总量在50万吨以上。1988年至1991年，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先后对南陵大工山区的江木冲、塌里牧、沙滩角、刘家井、西边冲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各类遗迹26处，其中西周至唐代的炼铜竖炉19座、硫化矿焙窑4座、采矿井3座。由此，专家们对西周硫化矿炼铜技术进行了如下分析。

（1）炼炉结构：南陵地区的炼铜炉皆为竖炉，由炉基、炉缸和炉身三部分构成。经复原，从炉缸底到炉顶部高1.2～1.3米，料柱1～1.2米，容积约0.35立方米。炉缸截面呈椭圆形，长轴长90～100厘米，短轴长60～70厘米，高30～35厘米。炉壁厚25～45厘米。炉缸一端设有“金门”，以排放炼渣和铜液。炉缸以下为“炉基”。顺长轴方向筑有“风沟”，从而构成炉下空腔，以利于防潮和保温。风沟长2.5米，宽0.6米，深0.4米。竖炉在不同部位使用了不同配方的耐火材料，主要有网状红土、高岭土、石英砂、铁矿石粉等（见图4-10）。

图4-10　炼铜炉复原图

：1—工作台；2—风沟；3—金门；4—排放孔；5—风口；
6—炉内壁；7—炉缸；8—炉壁；9—原始地平面
资料来源：《科技史文集》第13集

（2）焙烧设施：西周遗址未发现专门用于焙烧的设施，但在炼炉周围往往有十几乃至几十平方米的“硬面”，厚20～40厘米，是用石英砂粒、炼渣颗粒和铁矿石粉加水浇筑成的混凝土面层，可能是用作堆烧硫化矿的堆烧场。此外，废弃的炼铜炉也可兼作焙烧炉。

（3）燃料熔剂：燃料和熔剂因时代不同而各有差异。西周冶铜用青冈栎（Cyclobalanopsis glauca）木炭作燃料，汉代以后用当地采掘的煤作燃料——这是迄今全国发现最早使用煤作工业燃料的例证。熔剂主要是二氧化硅，西周采集河床中的石英卵石，汉代以后则专门开采石英石。

（4）冶铜工艺：我国古代冶铜生产有湿法（胆铜法）与火法两种，而后者则是普遍使用的方法。火法炼铜的实质是铜矿石逐步富集成铜的过程，它有三种工艺：一是将氧化铜矿（孔雀石、黝铜矿、蓝铜矿）与木炭燃料配伍，分批加入熔炉，在1 100℃左右的高温中，还原成金属铜。二是先将硫化铜矿物（黄铜矿、辉铜矿、斑铜矿）进行氧化焙烧，在750～800℃的条件下，与空气中的氧起作用，变金属硫化物为金属氧化物（即焙烧法），然后再入炉熔炼，还原成金属铜。三是将硫化铜矿直接入炉炼成冰铜，再将冰铜重复熔炼，使之逐步富集成金属铜。以上三种工艺实质上只是两种熔炼过程，即“还原熔炼”和“冰铜熔炼”。

①还原熔炼：上述一、二种工艺属此类。其原理是氧化亚铜被一氧化碳还原成金属铜（Cu2O+COCu+CO2），其工艺虽然简单，但炼渣中的铜损失较大，矿料来源也较贫乏，是青铜时代初期的获铜方法。

②冰铜熔炼：上述第三种工艺属此类。其原理是铜对硫具有除锰以外的最大亲和力，易于形成高温下稳定的化合物，并且硫化亚铜与硫化亚铁易于以任何比例互熔，形成铜和铁的复式硫化物——冰铜。冰铜熔炼虽较还原熔炼复杂，但弃渣中的铜损失较小，更重要的是硫化矿的蕴藏量要比氧化矿丰富得多，故大规模的冶铜生产，必须仰仗于硫化矿的开采和使用。

为了进一步证实发明这一技术的可靠性，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研究生穆荣平在李志超先生的指导下，根据冶铜学的原理，对南陵江木冲西周冶铜遗址各文化层采集的11个古炼渣标本，用化学元素成分分析、扫描电镜定量分析和X射线衍射仪定性分析等测试手段，利用炼渣中铜和硫赋存状态的差异，以及铜、硫比值的差异，来辨别样品是硫化矿冶炼所弃的冰铜渣，还是用氧化矿或死焙烧硫化矿冶炼所弃的还原渣。分析结果发现，南陵大工山区西周时已进行了大规模的炼铜作业，其炼铜技术相当高明，先民们不仅掌握了熔炼硫化矿成铜的工艺，在生产过程中，还掌握了冰铜富集熔炼技术，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硫化矿炼铜并采用硫化矿—冰铜—铜工艺的地区。^[27]

可见，吴地资源丰富，尤其是人力资源，自古活力四射，具有自主创新精神，不仅是华夏的制造业基地，更是中国的创新园地。

这里要指出的是，有的学者认为“吴国的冶金技术是向越国学的。阖闾在称王前获得莫邪、鱼肠、湛卢三口名剑，都是‘进口货’，为越人欧冶子所制。阖闾上台后，命欧冶子师弟、吴人干将铸剑，据《吴越春秋》说，开始由于技术原因失败了，经研究改进，才铸成了以‘干将’‘莫邪’命名的雌雄剑”。笔者认为，这是欠妥的。再把下面的话连起来看——“不过《广雅》《说文系传》《史记集解》等书都说干将、莫邪不是人名，也非剑名，而是‘大戟’名。此说与《吴越春秋》的记载大异，特录以备考。”这就有否定吴国先进冶金技术之嫌疑，因为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本章上述已考证，苏南、皖南地区古矿开采及冶炼遗址要比浙江中南部（越）多得多，那么大的采矿与冶炼大军必然会出现英雄，这是其一。

其二，欧冶子与干将是春秋时期同时代人，且“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28]。这两人才艺盖世，是天下少有的铸剑名师。问题是早在夏商之际吴地已有冶金业。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坐落在今南京云南路北阴阳营8号大院内，为凸出附近地面5米的椭圆形土墩。它原来的面积约有1万平方米，西北部早年曾被挖毁，1954年调查时尚存7 100平方米。经南京博物院1955年至1958年四次发掘，揭露面积3 132平方米，将遗址清理完毕。从发现的小件铜器和炼铜用的坩埚、挹铜汁用的陶勺，特别是一只直径为17厘米的炼铜陶钵，内表面还有凝固铜液，伴有铜渣多块，充分说明早在公元前1540±90年先吴人已掌握了冶炼技术，比欧冶子要早1 000多年。再说吴越原本同族同俗，本来就不分彼此。

其三，春秋中晚期，随着贵族好剑之风盛行，出现了一些以相剑（鉴别剑器优劣和名剑真伪）为业的术士。他们精通铸剑之术，掌握有关名剑的丰富知识，诸如外观、性能特征和流传使用情况等，出入豪门，专为权贵说剑品剑，如为楚昭王说剑的风胡子，就是此类人物的典型。因此，贵族间互相观赏、交流、交换、说剑品剑是常有之事。

其四，目前在江南地区发现的商代青铜器，还有溧阳夏村出土的铜爵、尊，句容葛村出土的铜钺等。1973年在江宁发现一件三羊罍，就其造型纹饰特征来看，是一件典型的商代晚期器。1974年在江宁横溪又出土了一件青铜大铙，其两面均饰饕餮纹，突出双目，以勾连云纹环绕，圆圈纹为底，是一件南方特色的青铜乐器，不见于中原地区。这种大铜铙在皖南的南陵、太湖南岸边长兴也有出土，另外还出过铜斝（古代酒器）和直内戈等。由此说明，自商代晚期始，吴地就有了出色的富有地方特色的青铜铸造业。特别在春秋战国时期，吴地是兵器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在青铜兵器上，广泛使用了金银错工艺，铭文字体以鸟篆文最为多见，其中山西省万荣县后土庙出土的一把戈，戈上有金错铭文鸟虫书——“王子于之用戈”6个字，“王子于”就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僚（见图4-11）。

中山大学的容庚先生积30年之研究，在1964年发表了《鸟虫书》一文。他对40件有鸟虫书铭文的兵器和其他铜器进行了综合性考察研究后指出，其中年代最早是吴国的兵器王子于戈，有国名可考的分别为吴、越、楚、蔡、宋五国，而数量最多的是越国。现在所能见到的越王剑铭文几乎都是鸟虫书，而且年代都在勾践之后，因为所有的越王剑在制造技术、器型结构、铭文字体、装饰风格等方面都和吴王剑一般无二，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越人的制剑技术和鸟虫书都是从吴人那里学来的。^[29]由鉴于此，上面学者的意见尚缺乏依据。

图4-11　吴国兵器王子于戈及戈上铭文鸟虫书

资料来源：陈信良，《东周戈剑兵器铭文造形研究》，第9页

诗仙李白在秋浦（今池州市）以亲眼所见作了《秋浦歌》，描绘了吴人月夜炼铜的情景，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歌颂普通冶炼工人形象的诗篇。诗云：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这是一幅壮美的月夜炼铜图：月光之下，炼铜炉前；火焰飞蹿，红星乱舞；紫烟弥漫，映脸通红；寒夜歌声，山川飘荡。

铜炼出来后还要通过冶铸才能变为器物，而青铜器都是铸成的，不是敲击或剜凿成的。铸造是把原料放在熔炉内经高温熔化成液体，然后倒入模型中，待温度下降后，铜液在模型中就凝成了人们所要求的器物。拆除“范”便得到了成品。青铜艺术即指铜器的铸造工艺、铜器的各种造型及装饰纹样所形成的艺术特色，也由此而使青铜器不仅具有生活等实用价值，而且具有陈设欣赏的艺术价值，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各个时期的风格。商代前期，造型轻薄，纹饰比较简单；商代后期和西周前期，造型厚重华丽，纹饰多表现神权思想的兽面纹、夔龙纹、各种动物纹和几何纹；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风格趋向简朴，纹饰多为粗线条的窃曲纹、重环纹等，同时长篇铭文增多；春秋后期到战国，造型轻巧，纹饰多活泼的动物纹和复杂细密的蟠螭纹、云纹等，也有不少用细线雕刻狩猎、攻战、宴乐等反映现实社会活动的画面，或用金银、红铜、玉石等镶嵌出种种图案或画像。从铜器造型、装饰纹样和铸造技术看，它综合了绘画、雕塑、图案和工艺美术，初步奠定了我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基础。

2007年1月，在高邮市三垛镇左卿村附近出土的一件青铜钟及前几年也在该地区出土的一件青铜铲，经专家鉴定，青铜钟为执钟，早于编钟数百年，为手执敲打的乐器，后来才演变为钟。器体双面各饰矮枚18个，分三排，每排6个；甬为圆柱形，与内腔相通，口部呈凹弧形，横截面为阔叶形，两侧铣角尖锐，整个钟体细面无纹饰。通高22.5厘米，甬高8厘米，铣间16.5厘米，壁厚0.6厘米，重2.7公斤，为国家二级文物。青铜铲原始粗糙，器体一面扁平，一面突出，单面刃口较薄呈微弧形，顶部中空成长方形銎，中间有一小孔，銎体与铲部不完全成直角，铲长18.2厘米，高10.5厘米。这一钟一铲皆为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无论其历史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非常之高。

青铜器的“范”是陶制的，由多块拼成，一部分称为外范，上面有花纹，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型的外面；一部分是内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型的内面。外范和内范全部拼合在一起时，内外之间空隙部分，留待铜液填充而形成所要制作的铜器。所以，范上的凸凹和左右与实际器物上的凸凹和左右应恰恰相反。在安阳曾发现很多陶范和为了制造陶范所用的“模”。模就是模仿实际的铜器的形状，为制范的坯型。

直接用陶范翻铸铜器是古代青铜器铸造的一般方法。花纹和文字都是铸出来的，不是刻的（战国时的文字有刻成的）。但商代已有多种铸造办法，例如：两次铸法创造了铜器上的提梁或链条，特别是链条的铸造，是金属熔冶技术上的重大发明。

蜡模法：在翻铸结构较复杂或镂空的装饰时，范型的设计比较困难，往往内用蜡模，外加湿柔陶泥涂墁，于后自然成为范。然后加烧使蜡熔解流出，遗留之空隙为浇铸时之铜液填充，即成型（见图4-12）。

图4-12　古代铸造工艺流程图

资料来源：《苏州手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

西周及春秋时代的青铜工艺特点，其造型，如前所述，轮廓线多是柔和优美的曲线，并有适当的比例关系，表现了新的创造。铜器上的装饰花纹简易，纹样多窃曲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其他尚有重环纹、垂鳞纹等，又有写实意味的蛟龙纹。可以看出窃曲纹和双头兽纹都是殷及周初流行的饕餮纹和夔龙纹的变化，按图案规律重新组织而成。它不仅仅是虚幻的动物，而且是代表了统治者力量与尊严的符号。

先吴时期的太湖流域，其湖熟文化、马桥文化都是青铜文化，生产工具虽以石器为主，但青铜工具也很多，如刀、斧、凿、鱼钩等。马桥文化中的铜器皆浇注而成，铜刀成分为：铜73.54%，硅2.29%，还有其他如钠、镁、锡、铁、锰等微量，铸造工艺达到了一定水平。(www.daowen.com)

1959年和1965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在皖南屯溪市（今黄山市屯溪区）西郊约5公里的弈棋村附近先后发掘了3座两周中期的贵族墓葬，随葬品主要为青铜器、原始瓷器等。其中1号墓中的青铜礼器有鼎、尊、盘、卣、盂等，纹饰既有中原式的饕餮纹和夔龙纹，也有蟠螭纹、蛙纹等地方色彩浓厚的纹饰式样。据分析，这批青铜器的铜、锡等金属含量，与《考工记》所载“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比例相近，青铜质量很好。器物的足、底、腹和口沿等处，有两相对称范痕：器内平滑，器表铸花浮于器面；器型相同而花纹不同，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常州武进淹城发现的一批铜器，造型奇异，器质轻巧，花纹与印纹硬陶相似。以兽首为流的牺匜和两猪并立的三轮盘，尤为中原地区所不见。1958年该城出土的7个一组的句鑃（音：gōu diào），系战国时期打造，高16.5～34.6厘米，其形制与钲、铎相近，器型轻巧，可执柄敲击，用于军旅和祭祀，是吴越乐器的特色（见图4-13）。

图4-13　常州武进淹城出土的青铜句鑃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句鑃，是古时吴越地区的一种青铜打击乐器，今江苏、浙江、湖北、安徽等地都曾有句鑃出土，形状与编钟有些相似，一般一套由若干件组成。据研究考证，战国时句鑃的最高组合数达11件。句鑃奏出来的乐声十分清脆，悦耳动听，在我国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曾盛行一时。现存句鑃上多有“择其吉金铸句鑃，以享以孝”的铭文，有很高的工艺欣赏价值。

句鑃虽与编钟形似，但它们的摆放形式与演奏方法皆有不同。一般的甬钟、钮钟都是直悬或斜挂，而句鑃则是倒插在座架上，用木槌敲击来进行演奏。

铜镜是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中璀璨夺目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我国自从青铜器代替石器，铜镜作为生活用品就与人类不可分离了。

铜镜的发展从装饰风格上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商周时期到两汉；二是从魏晋时期到唐代；三是宋代。这三个阶段有着必然的联系，也有着重要的区别。首先我们看一看商周时期到两汉，这一阶段是人类对于世界万物认识极为有限的时期，许多的现象与天象，人类依靠自身无法解析而更多地依靠所谓的“神”来表达。因此，这一阶段的装饰主要是围绕“神”进行的。商周时期（也称青铜时代），青铜器的纹饰主要源于仰韶文化的彩陶，工奴们在组织结构运用上发展了原始纹样，依照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创作了许多象征上帝鬼神的神异形象，诸如龙、凤、饕餮、夔之类的纹样，说明天神主宰一切的思想意识占着主导地位。有些纹饰具有原始的神话性质，有些则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这使得青铜器的纹饰中既有狰狞恐怖的神兽，也有活泼可爱的蚕、蝉等小动物。宋代铜镜从主题纹饰看，模仿唐晚期的瑞花镜和八卦镜的题材最多，但也有自己的创新，其中以花卉镜流行时间久、范围广。宋代镜形式多样化，除常见的圆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外，还有带柄镜、长方形、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等。细线浅雕是宋代铜镜的一个重要表现技法，许多花卉镜图纹纤巧，精致至极。此外，字号商标铭镜的大量出现也是宋镜的重要特征。

铜镜的前身是商周时的铜鉴。在铜镜未出现之前，先民们用铜鉴盛水照面，因而有人认为铜镜是铜鉴的改进与扁平化。作为当时青铜器中的一种，铜镜具有实用、审美和文化这三种特征。“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这一时期以圆套方的构成形式开始产生，吴地圆与方结合的设计思想起源于先吴人制作玉琮“天圆地方”之说，这种以天文地理作为基础的设计在工艺史上还有很多。

两汉时期，质量上乘的“丹阳铜”闻名全国。丹阳属古扬州之域，包括苏南、皖南和浙北地区，以春秋时的欧冶子为宗师。在当地所生产的“丹阳镜”，又名“丹阳铜镜”，是公认的汉镜中的精品，不仅选料精细，质地优良，铸工精巧，而且字体清晰，具有实用和收藏的双重效用（见图4-14）。其镜铭有“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尚方作鉴真大好，寿如金石国之宝”“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主四彭（旁），朱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30]“汉有佳铜出丹阳，取之为竞（镜）清如明”等。

图4-14　汉代丹阳铜镜

图4-15　三国吴铜镜

三国时期吴郡（今苏州市）所制“吴铜镜”（见图4-15），不仅质量好，而且输出到日本“铜镜百枚”（《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据《旧唐书·德宗本纪》载：扬州产贡铜镜最为精致（见图4-16）。

图4-16　唐代扬州铜镜

当今苏州有个铜镜收藏家叫顾新宝，他收藏的数面直径10厘米以上的东汉铜镜依然光可鉴人。但当合范浇铸时，注入范腔的铜液，处在近千度的高温状态下，其铜液本身氧化的速度很快，因此，造成铜镜表面层的氧化是必然的。《淮南子·修务训》记载“明镜之始下型，朦然未见形容”，这说明古代铸镜时，其铸态毛坯和我们今天铸出的毛坯一样，还只是一个“朦然未见形容”的灰色的铸件，不能当作镜子使用，必须经过磨削、修整及开光等诸多工序后，镜面才能达到光可鉴人。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由正衣冠，让人立刻联想到鉴古今。在铜镜里，我们照得见古人，看得清历史。充满智慧的吴人，有着做工精细、做事到位的传统。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先生指出，大家习惯讲丝绸之路，其实以某种特产的流传来代表文化，铜镜之路也同样重要。

图4-17　东汉错银铜牛灯

资料来源：南京博物院

1980年出土于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东汉墓的错银铜牛灯，通高46.2厘米，牛身长36.4厘米（见图4-17）。

该灯不但设计精美，而且在制作时巧用铜银两种不同材质的色泽，形成颜色的完美搭配。铜牛灯通体光滑，工艺精湛，整体纹饰运用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图案为地，饰以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图案，线条流畅，飘逸潇洒，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错银铜牛灯由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它的三部分均可拆卸，使用和擦洗相当方便。灯座是一俯首站立、双角上耸、四足矮而敦实、尾卷曲向上、雄浑壮硕的黄牛。牛腹中空，背负圆形灯盘，灯盘一侧设置扁平把手，便于转动灯盘，盘上饰两片可以灵活转动的灯罩，其中的一片刻镂空菱形斜方格形纹，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灯罩上紧扣穹顶形罩盖，盖顶之上均匀弯曲的烟管与牛头顶上方凸出的短管紧密套接。当灯火点燃时，所产生的烟尘通过烟管导入灯座腹腔中的清水被溶解，从而确保室内空气的清新。可见，早在2 000多年前，吴地人在青铜灯具的设计上已具备了环保意识。

在近代的洋务运动中，晚清权臣李鸿章授权马格里（英国奥金莱克人）于1863年4月，在淞江县创办了“上海洋炮局”。1863年底迁至苏州，改称“苏州洋炮局”。1865年夏又迁至江宁，扩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初有工人400余人，高峰时达1 200人。1874年，辖有火药局、火箭分局和水雷局等，以生产的枪炮、弹药的种类多、品种全而闻名。^[31]

3.今日吴地，炉火正旺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认为，技术革新的高速度和高扩散是经济增长的主因。当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时，吴中大地看似宁静的山和水，实际上地下深处犹如岩浆在奔涌。如今的吴中大地，已从“汗水型”走向“智慧型”，进入“熊彼特增长”，并丰富了100年前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创意、创新、创业”三位一体，“双创”如火如荼，获得了巨大的新空间，正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新时代——寻找原力、发现原力，到原力觉醒、原力爆发的大时代。如2016年12月新重组的宝武钢铁集团，深化改革，大胆创新体制机制，资产规模约为7 300亿元，员工22.8万人，年产粗钢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二。2017年上半年，该集团营业收入2 204亿元，实现利润86.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1%、100%。2016年，江苏沙钢生产经营保持了稳健发展的态势，实现营业收入1 983亿元、利润50.5亿元，利润指标同比增长166%。

吴地不仅是钢铁，更是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2017年，长三角地区的苏浙沪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 802.76亿元，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潜力的一块热土。而太湖流域又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是我国人口密度最大、工农业生产发达、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被列入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和华彩篇章。这些故事，不仅是吴地的，也是中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动摇了世界对美国和西方经济能力的认同，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也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见——1857年5月，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指出，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2]。

江苏昆山市自力更生融合发展，铺就全面小康生活特色路；苏州工业园区开拓创新，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和“唯一”……统计显示，2015年长三角三次产业结构为2.8∶43.4∶53.8，稳定在“三、二、一”状态。产业体系完备，配套能力强，产业集群优势明显，已从重化产业结构到新经济新动能，经济腾笼换鸟、化茧成蝶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正在发生。目下，以上海为龙头，长三角城市群抱团创新发展，其范围已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26个城市。未来的长三角将交通一体化、城市群串联成网，强化省际统筹，加快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空间格局（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促进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五个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促进沪宁合杭甬发展带、沿江发展带、沿海发展带、沪杭金发展带四条发展带聚合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只要政府因势利导，到2030年完全有能力建设成和世界五大城市群并肩的世界级城市群。

表象类似并不能证明内部逻辑也相同，就好比“2×2”与“2+2”，虽然参与元素（2）和结果（4）相同，但不能说它们（乘法与加法）是一回事。同样，过去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与现在的创新创造社会也是两码事，虽有雷同（增长）之处，可二者有着质的区别。如浙江信息经济“先人一步”，作为全国首个提出打造信息经济大省的省份，互联网正推动着浙江的创新发展，使世人看到了前沿技术的魅力，突出了浙江在未来互联网产业分工布局方面的领先优势和全球创新的先进理念，更彰显了中国科技创新力量正在崛起。合肥都市圈在开放中快速崛起，随着交通一体化发展，合肥都市圈与长三角“无缝对接”，已成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副中心，其新型显示、机器人列入国家区域集聚发展试点，集成电路、智能语音、新能源汽车、公共安全、生物医药、燃气轮机等保持国内领先。江苏千军万马奔向“创时代”，作为工业制造第一大省的江苏，工业经济规模总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万亿级行业达到6～7个，规模工业企业、中小企业数均居全国首位。目下的江苏，正把握全球产业革命大势，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为战略目标，从企业制造装备升级和互联网化两线切入，从基于研发的制造和制造业服务化两头突破，从政策创新和企业自主创新两端发力，以“两聚一高”（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奋力建设“强富美高”的新江苏。2013年以来，无锡已诞生了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中国“天河二号”，尤其是“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再登世界超算之巅，实现了从算盘到“云端”的超高飞跃。

吴地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杨柳依依的悱恻、长河落日的壮阔、彩笺尺素的缠绵、马革裹尸的肝胆、海纳百川的胸襟、乘风破浪的逸兴、青天揽月的壮思。站立在8万多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亿万吴地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走自己的路，具有广阔的舞台、深厚的历史底蕴、强大的前进定力。有本可立、有源可溯，中国传统文化之流浩浩汤汤，正在21世纪的现代场景中创造出惊涛拍岸的壮阔景观。

吴地的底气证明，吴地人不仅善于书写历史，而且勇于创造历史，并葆有把时间变成历史的激情和能力。它承载养育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生命不息，追梦不止，就像长江入海口的那片沉积的沙滩陆地一样，依然在不断生长、不断壮大，每时每刻都在续写着新的传奇。

【注释】

[1]《宋书》卷五十四，“史臣曰”。

[2]杨立新，《皖南古代铜矿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3]郭沫若，《青铜器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

[4]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考古》，1974年第2期。

[5]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

[6]刘平生，《安徽南陵大工山古代铜矿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

[7]华觉明等，《贵池东周铜锭的分析研究——中国始用硫化矿炼铜一个线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8]张橙华，《吴地科技简史》，原载《吴文化史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9]裘士京，《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黄山书社，2004年，第20页。

[10]（西汉）司马迁，《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415页。

[11]徐奇堂译注，《尚书》，广州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12]（唐）陆广微撰，曹林娣校注，《吴地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

[13]（清）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14]（唐）陆广微撰，曹林娣校注，《吴地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15]吴声功，《铜铁时代的科技进展——科学技术的起源（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30-31页。

[16]黄永堂译注，《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

[17]吴声功，《铜铁时代的科技进展——科学技术的起源（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33页。

[18]霞光，《冶金史上的辉煌中国最早的铁器》，《江苏地方志》，2002年第2期。

[19]杜君立，《战争的历史》，《北京晚报》，2016年11月2日。

[20]（西汉）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12页。

[21]徐奇堂译注，《尚书》，广州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22]参见裘士京，《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黄山书社，2004年，第91-92页。

[23]参见裘士京，《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黄山书社，2004年，第93页。

[24]王维崇（江苏省泗阳县水利局），《古泗水下游河道及流向》，国际优秀论文网，2002年12月20日。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22页。

[26]呦呦，《揭秘中国古代冶铁业，汉末发明“灌钢法”节省人力》，《北京青年报》，2015年4月16日。

[27]张卫、刘平生（芜湖市文物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安徽南陵西周硫化矿冶铜技术初探》，《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

[28]（汉）赵晔原著，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0页。

[29]叶文宪，《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探秘》，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01-202页。

[30]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

[31]参见沈惊鸿，《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位外籍厂长马格里》，《文史月刊》，2009年第10期。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