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吴越地域宽广，长江下游的江东，大致以太湖为缓冲的水域，北有吴国、南有越国。东周的吴就是西周的宜，或称“勾吴”；越即戉，或称“于越”。吴越虽是两国，土著却是一族。早期的吴国疆域以太湖平原北部和宁镇丘陵为主体，扩展到皖南的大部丘陵、苏北的部分平原及淮南一些区域；越国的疆域以宁绍平原为主体，扩展到浙西。春秋前期吴国疆域西至江西九江、湖口，东到大海，北临淮泗，南达钱塘江北岸的杭州一线，总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而春秋后期疆域则扩大了近两倍，就更大了（见前言图1）。在如此宽广的地域中，生态环境又十分优越，原始文化亦十分厚实。在丰富的资源中，不仅盛产稻米与蚕桑丝麻，而且盛产金锡。究其因，在现代地理概念中，按照秦岭—淮河为界划分，得知南边以丘陵和红土为主，地下储存成百上千种有色金属，如铜、铁、锡等。

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对中国青铜器早期发展状况还较模糊，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在对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面对殷周时期大批制作精细、纹饰繁缛、技艺水平精湛的各类青铜器物，赞叹不已；进而对中原地区青铜铸造业的铜源、锡源大胆地做出了揣测，首次提出中原地区商周时期青铜或青铜冶炼技术可能是由别的区域输入的判断。他认为：“中国南方江淮流域下游，在古时是青铜的名产地。《考工记》云‘吴越之金（铜）锡’，《李斯谏逐客书》云‘江南之金（铜）锡’，都是证据。在春秋战国时，江南吴越即为青铜名产地，则其冶铸之术必渊源甚古。殷代末年与江淮流域的东南夷时常发生战事，或者即在当时冶铸技术输入了北方。”^[3]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郭老还通过对青铜铭文的考释，提出东南夷与中原政权之间存在着一条以金锡入贡或交易之路——“金道锡行”。《周礼》《禹贡》《越绝书》《史记》等均对质地优良的江南金锡和楚、吴、越所铸青铜器之精美赞不绝口，对荆、扬两州“贡金三品”言之确凿。荆州、扬州不仅是“金三品”的进贡地、特产地，也是锡金属的进贡地、特产地，荆、扬两州是周代南方向中原供应锡的主要地区。《山海经》中有4条史料可能与产锡地有关，且这些地点大概都在江南之地。《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八经》云“龙山，上多寓木，其木多碧，其下多赤锡”；又载“灌山，其木多檀，多邽石，多白锡”；《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十一经》载“婴侯之山，山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锡”；又载“服山，其木多苴，其上封石，其下多赤锡”。可以证明，青铜时代主要的锡产地也在江南。《越绝书》曰：“赤莹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谷涸而出铜。”山破谷涸即有铜锡出现，应是一露天矿点，开采较易，表明在吴越之地可能曾有露天的铜、锡矿。中国铜矿分布范围较广，其大部分在江南（见图4-1），而锡矿却相对集中，其绝大部分在云南等4省。

图4-1　中国铜矿分布图

资料来源：裘士京，《江南铜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铜源的探索》，第290页

吴地的早期青铜文化首先发现于江宁县湖熟镇。湖熟文化遗址分布在宁镇山脉，在苏、皖两省各有100多处，其特征是文化层堆积在台形遗址（俗称“土墩”）、石器与铜器并用。在这些遗址中发现较多小型铜质兵器及生产工具，如铜刀、铜镞、铜斧等等，较大型的有丹徒烟墩山“宜侯夨簋”与武进淹城的匜、尊等。尤其是南京北阴阳营出土了一只直径为17厘米的炼铜陶钵，内表面有凝固铜液，伴有铜渣多块。据遗物的碳-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540±90年。出土铜渣、铸范的文化遗址还有南京锁金村、湖熟、丹徒赵家窑、句容城头山、镇江马迹山等处。

南京程桥东周墓被评为南京地区1949年以来十大考古发掘地之一，该镇位于六合县县城西南，距县城约10公里，附近有薛山、羊角山、乌龟山等遗址，属于商周时代的湖熟文化。1968年2月20日，程桥公社长青大队在镇东的陈岗坡地上取土，发现一批青铜器，有鼎、编钟、编镈等共二十多件文物。1972年1月22日到25日，南京博物院对出土地点进行清理，又出土了剑、戈、矛等青铜兵器和一些残陶器，可知是一座东周墓。“二号墓地，经推测，应为吴王室之女”“是一处值得注意的春秋时代墓地”。^[4]

商代吴地铜器的水准是比不上以“司母戊鼎”为代表的中原铜器，吴地铸铜遗址的规模也远小于郑州遗址，但大规模采矿炼铜的遗址是在铜陵及湖北大冶，中原尚无发现。江浙也有许多关于采矿和炼铜的传说和遗迹。《考工记》中有“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的评价。根据江南特产——吴王金戈越王剑，尤以青铜兵器甲于天下，郭沫若猜测“吴越大概是发明冶金术最早的地方”。^[5]近年来在出土“吴王光剑”的安徽南陵县，发现了先秦至唐各朝代古矿冶遗址40多处，其中仅江木冲遗址就有50万吨弃渣，由此估计此处总共生产过5万吨粗铜，对矿井与炼炉的年代测定结果是公元前800年。^[6]该处铜矿属硫化铜，由硫化铜矿炼铜在技术上比氧化铜炼铜要困难得多，且为了多炼铜须先炼含铁的冰铜，然后再炼纯铜。与此相印证的是安徽贵池出土过7件冰铜锭，成分为铜64%、铁34%、硫2%，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东周）。^[7]这一重大发现表明周代已在此大规模地采掘硫化铜矿并能用冰铜法炼铜。这不仅证实了古代文献中关于吴越出铜材的记载，也为郭沫若的论断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吴地的冶铸业到了春秋时期发展到了“微妙神圣”的高峰。铜锡美材与发达的冶金业有力地促进了本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诸侯战争更加速了兵器制造技术的进步。关于吴地生产的金戈、利剑，在古代文献与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记载与赞美。如屈原《九歌·国殇》云“操吴戈兮被犀甲”；《战国策·赵策》云“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庄子·刻意》亦云“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反映了当时许多国家从吴国进口兵器的事实。军事的发达，让江东一带英雄辈出。

图4-2　东周铜铚（江苏句容出土）

古人认为“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地气然也”（《考工记》）。其实这并不仅在于地气，而是由于制作技术精良，“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荀子·强国篇》）。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用优质的青铜浇铸在标准的型范中，由能工巧匠加以适当热处理，锻打使内部致密且可以除去杂质，最后经过磨削，才能制得“莫邪”那样的好剑。这些记载基本上为考古中大量出土的吴越青铜武器、农具所证实，其中铸有吴王、越王名的剑就有十多件，农具中则有收割水稻用的著名的锯齿铜镰，如句容县出土的东周铜铚，呈腰子形蚌壳状，刃部铸有斜线纹锯齿，很锋利。铚是最古老的收获农具，《说文解字》曰“铚，获禾短镰也”（见图4-2、图4-3）。

图4-3　锯齿铜镰出土地点分布图

资料来源：叶文宪，《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探秘》，第139页

戈、矛、剑等很可能就是从铚（镰刀）演变而来。南陵出土的“吴王光剑”通体无锈呈青光，刃部锋利如初硎。2006年12月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越王勾践剑至今吹毛断发。这把长55.7厘米、宽4.6厘米的春秋时期的兵刃于1965年出土于荆州市江陵区望山1号墓，现由湖北省博物馆收藏。该剑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11道圆圈，剑身满布菱形暗纹，剑格两面分别镶嵌有蓝色琉璃和绿松石，剑身近格处刻有两行八字鸟篆错金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而“鸠浅”即勾践。由于楚越两国关系密切，楚惠王之母为勾践之女，越国也被楚国所灭，因此专家认为，此剑可能是越人的陪嫁品，也可能是战利品（见图4-4）。(www.daowen.com)

图4-4　吴越剑、矛

由苏州市政府出巨资征集来的台湾“古越阁”旧藏青铜兵器——吴王夫差剑，于2015年初，在苏州博物馆一经公开展示，见者无不称奇。这柄被称为“吴老大”的吴王夫差剑，是目前已知存世的9柄吴王夫差剑中保存最完好的国宝。苏州博物馆馆长助理、文物征集委员会主任程义介绍，这柄吴王夫差剑通长58.3厘米，身宽5厘米，格宽5.5厘米，茎长9.4厘米。“每一次触碰，我们都小心翼翼，它真的太过锋利，一不小心手指就会被划破。”“此前的藏家曾经做过实验，他们把一张A4纸放在桌上，没有任何人去按住白纸的情况下，剑刃只在纸上轻轻划过，纸便立刻被割成了两半。”剑格作倒凹字形，装饰有兽面纹，镶嵌绿松石，一面已佚。剑身近格处铸有铭文两行十字：“攻敔（吴）王夫差自乍（作）其元用。”

吴国以水军步兵为主，士兵近身作战的机会多，多为步战用的短兵器，剑佩持矛是吴国兵器的基本配置。吴军利用地产资源与特有的冶金铸造技术，拥有戈、矛、戟、剑、钩及弓、弩、箭镞等各式武器。剑者，“直兵推之”“剑承其心”。《战国策·赵策》云“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确非虚言。

剑，历来被称为“百兵之皇”，剑之家族中年纪最长的“祖辈”则是青铜剑。从商朝时的短匕首开始成长，到东周时期，吴越之地的铸剑大师造就的青铜剑已达刚柔相济的完美境界，其冶炼技术领先西欧大陆近千年，精湛技艺至今仍令世人叹为观止。

吴国的短兵器中还有“钩”，即弯头刀，吴钩与剑一样，也为历代诗人所咏叹。《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就记载：吴王令“能善为钩者，赏之百金”。短兵器只用于护身及格斗，车战、水战须用弓箭及长柄武器如戈、矛。出土兵器中有吴王僚的戈，援长16厘米，胡长9厘米，内长8厘米，纹彩斑斓，锋刃犀利。戈在当时是主要兵器，干戈成为战争的代名词（干为盾）。吴王夫差矛长29.5厘米，虽有锈蚀，锋刃仍利，脊上开有血槽。吴冶是吴国争霸的主要物质基础，吴越军人在连年战争中手持吴戈越剑拼杀，造成了尚武勇猛的民风，以至直到汉代人们还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用短剑去谋杀（专诸、要离）及以剑自尽（伍员、夫差）等事例也是尚武风气的一种体现。^[8]

从现代考古资料看，见于报道的北方先秦铜矿遗址有内蒙古林西大古井，河南临汝发现两处铜矿“老窿”，山西运城洞沟发现东汉采矿场一处，曾报道中条山发现丰富的铜矿资源，并有古代曾开采过的遗迹，可具体资料阙如。在一些地方志资料中对中原地区曾经产铜也有一些记载。这些都表明，曾经拥有非常兴盛的青铜铸造业，创造出中国灿烂青铜文化并作为古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核心地区，其铜矿的蕴藏量非常有限，相当数量的青铜原料可能来自周边地区，这是不争的事实。先秦、秦汉等早期的文献资料几乎难以寻觅这些小铜矿的踪迹（不排除其中有一些铜矿因蕴藏量有限，经过一段时间的开采就枯竭了），所以中原王朝大量铜料的来源始终是个谜。从考古已经发现的采矿、冶炼和铸造遗址的地理分布情况看，汉以前铜矿石的开采和冶炼遗址大都在江南，而铸造遗址却大都在北方；魏晋以后，尤其是唐宋铜矿石的采、冶和铸造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9]

《周礼·夏官·职方氏》及《汲冢周书·职方解》载“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荆州“其利丹、锡、齿、革”。扬州、荆州均为古代九州之一。扬州指今苏皖淮河以南含江、浙、赣、皖、闽的大部分地区，而荆州则略当今湘、鄂全部及川南、滇东之一部。荆扬两州即广义的江南之地，囊括今长江上、中、下游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尔雅》一书中，黄金、银、铜均有专名，而铜则称金，彼此绝不相混淆。《尔雅·释器》云：“黄金谓之璗，其美者谓之镠。白金谓之银，其美者谓之镣。饼金谓之钣。锡谓之。”在叙述铜箭镞时，谓之“金镞”，在叙述铜加工方法时，说“金谓之镂”，荀子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之说。故金（铜）、锡等乃先吴古国之特产。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10]“淮海惟扬州。……厥贡惟金三品（金、银、铜），瑶（美玉）、琨（美石）、筱（小竹）（大竹）、齿（象牙）、革（犀牛皮）、羽（鸟羽）、毛（牦牛尾）惟（与）木。岛夷卉服（草编的衣）。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11]从扬州乘船沿着长江、黄海，到达淮河、泗水，进奉的贡品有“金三品”、各种美玉、大小竹木、象牙等。

《史记·货殖列传》载：“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史记正义》曰：“彭城，徐州治县也。东海郡，今海州也。吴，苏州也。广陵，扬州也。言从徐州彭城，历扬州至苏州，并东楚之地。”东楚实际上就是吴越故地。先秦时期就有“吴越金锡”的美誉。吴王阖庐、楚之春申君、吴王刘濞之所以一度强盛，能够招致天下亡命者，就是因为有了“海盐之饶，章山之铜”。

《汉书·地理志》记载，丹阳郡设有铜官，为西汉时唯一的郡设铜官，肯定郡境内盛产有关铸铜原料。《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典籍均记载秦汉的鄣郡、丹阳郡盛产铜矿，且闻名于世。《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史记集解》引韦昭曰：豫章郡，“今故鄣”。《史记索隐》曰：“鄣郡后改曰故鄣。或称‘豫章’为衍字也。”据此可知，《史记集解》《史记索隐》都认为《史记》里所说的“豫章郡”，应是鄣郡。查鄣郡，秦末置，治所在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鄣郡后改为故鄣。辖境北抵江苏长江，南至安徽、浙江两省的新安江流域，东起江苏茅山和浙江天目山，西达安徽水阳江流域。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改名为丹阳郡。《括地志》说：“铜山，今宣州及润州句容县皆有之，并属鄣也。”鄣郡改置为丹阳郡，宣城及句容均属丹阳郡。

公元813年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宣州：“……汉有铜官。《舆地志》云：‘宛陵县铜山者，汉采铜所理也。’南陵县利国山在县西一百十四里，出铜，供梅根监。梅根监在县西一百三十五里。”可知宛陵县境内就有铜山，早在汉代就有采冶活动，其采冶活动一直延续到唐代。同书又在当涂县下记载：“赤金山，在（当涂）县北一十里，出好铜与金类，《淮南子》《食货志》所谓丹阳铜也。”这里更明确地指出当涂县赤金山出好铜，与金子相类似，就是史籍所说的丹阳铜。在句容县下蜀“铜冶山，在县北六十五里。出铜、铅，历代采铸”。

直至20世纪60年代，笔者的堂房大哥徐国满仍在下蜀铜冶山采矿。此外，句容还有铜坑泉等。《吴地记》载：苏州“铜坎，县西十里有铜山，周回六十里。有铜坎十余，穴深者二十余丈，浅者六、七丈，所谓采山铸钱之处。左太冲《吴都赋》云：‘煮海为盐，采山铸钱。’是也。山北一碑，篆书，字不可尽识。山东平地有铜滓”^[12]。据笔者实地考证，苏州铜山即在现太湖边光福镇鞍山旁的铜坎山。故王撰（1623—1709，太仓人）在《山行竹枝词》中云：“山楼晓起雨初晴，绕屋淙淙涧水声，喜得湖平波浪息，小船双橹出铜坑。”^[13]邓尉山“与铜坑、玄墓诸山相连。铜坑者，一名铜井，晋宋间，凿坑取沙土煎之，皆成铜。有泉，亦以铜名”^[14]。溧阳有铜官山、铸剑坑；溧水有官山铜矿并至今仍在开采；六合有铜城，即吴王铸铜处，等等。

《明统一志》《清统一志》记载有关无锡地名的变迁很耐人寻味。当地有锡、惠两山，至今仍是风景游览胜地。相传锡山东峰周秦间大产铅、锡，故名锡山。汉兴，锡已开采殆尽，故立无锡县。王莽时锡复出，改县名曰有锡。后汉时有樵夫于山下得铭，曰：“有锡兵，天下争；无锡清，天下宁；有锡沴，天下弊；无锡乂，天下济。”自光武至孝顺之世，锡矿果然枯竭，无锡之名一直沿用至今。笔者在1966年前后常带部队到锡惠山上搞战术训练，有次在山半腰遇一老农在捉蜈蚣（晒干卖给药店），他说，听祖上讲，无锡史上确有锡。

冶金技术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值得研究的是冶金的技术发展是先铜后铁。虽然铁在自然界分布很广，是地壳的重要组成元素之一，但天然的纯铁在自然界几乎不存在。“人类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铁，是天空中落下来的陨铁”“世界上的冶铁技术，最早发明于何时，目前尚难定论”^[15]。中国人工冶铁技术发明于何时？至今亦难断定。《左传》载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一般认为这是关于我国冶铸生铁的最早记载。《孟子·滕文公上》中有“许子以釜甑，以铁耕乎”的问话；《国语·齐语》中亦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16]（“美金”指青铜，“恶金”指铁），这可以说是使用铁器比较可靠的记载。不过，“人们一般认为铁器时代起始于小亚细亚，而这一地区在青铜时代，其铜矿石的冶炼已采用氧化铁作为熔剂，这很可能使铁在炉的底部被还原，从而使炉底含有许多渣和可锻的铁。这在伊朗中部较晚的炼铜炉中也能见到……从殷商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冶铜遗址中，铜矿与赤铁矿常常相伴出现。在炼铜渣中，发现氧化铁的含量很高。据分析，有的达40%”^[17]。1968年与1972年，南京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吴国贵族墓中分别出土的铁丸、铁条，经北京钢铁学院作金相鉴定认为，铁丸系白口生铁铸成，铁条系块炼铁锻成”^[18]，这是到目前为止吴地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关于生铁冶铸器物的最早实物见证。不过，笔者以为吴地的“恶金”实际出现的时间还要早，理由有三：一是约在4 600多年前蚩尤“以金作兵器”有冶炼基础；二是上面所指出的——“铜矿与赤铁矿常常相伴出现”“炉底含有许多渣和可锻的铁”，古人一定会敏锐地发现从而研发；三是吴地春秋晚期的铁器实物已经在古墓中多次发现，在之前必然有个出现的过程。故笔者认为，吴地用矿石冶铁的时间当不晚于春秋早期，只是还不成熟而已。下面在本章第二节中还会再作一点具体分析。

距今8 000年前至3 000年前正是与全新世中期大致相当的时代，整个地球变得气候温和湿润，湖沼增多，土壤变得肥沃起来，动植物生长茂盛，这就为人类创造文明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大舞台。这种环境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两河流域，也发生在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同样还发生在中国的长江流域。以上史料充分说明：先吴古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仅产铜、产锡、产铁，而且很可能几乎同时发明了冶铜与炼铁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