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1]江南不仅是鱼米之乡，还有多种金属矿产，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沿岸金（铜）锡矿隶属于太平洋成矿带，资源丰富。

铜，是人类认识并用以制造器具的第一种金属。21世纪的今天已进入高科技的信息时代，而铜仍起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喜欢不锈钢，但很少有人知道，若论抑制细菌的能力，铜，才是充当厨房健康卫士的可靠材料，家有铜炊具保健康。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科学家对铜炊具和不锈钢炊具进行了大肠杆菌的抑制作用比较，结果发现：大肠杆菌在不锈钢炊具表面可以存活3至4天，而在铜炊具表面仅能存活4小时；智利大学的科学家发现铜炊具能够抑制沙门氏菌和弯曲菌的生长。含铜量越高的材料，抑制细菌的能力就越强，而不锈钢的抑菌效果尚不及铜的十分之一。其抑菌机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接触反应，铜离子与细菌接触后，造成微生物固有成分破坏或产生功能障碍；二是光催化反应，在光的作用下，铜离子能起到催化活性中心的作用，激活水和空气中的氧，产生羟基自由基和活性氧离子，短时间内破坏细菌的增殖能力，从而达到抑菌的目的。在古代社会，青铜器的出现是关系到文明起源的问题。每次看到造型或粗犷大气或精致华美的青铜器，特别是它们身上那斑驳的蓝绿色（铜绿），充满着超越时光的魅力，仿佛就迈入了那脉脉流过的历史长河。

沿着时空上溯，由夏至清，4 000多年，其间，青铜与铁各领风骚2 000年。在前约2 000年是青铜的天下，以青铜铸造为主。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现有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早在夏代（前21世纪—前16世纪）就掌握了红铜冷锻和铸造技术，夏末商初就有了青铜冶炼和铸造，商代中期以后就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

中国十大国宝青铜名器（司母戊方鼎、鸮尊、四羊方尊、大盂鼎、虢季子白盤、龙虎尊、琱生簋、匽侯盂、铜冰鉴、曾仲斿父壶）在中华文明的体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历来被视为宗族和国家立族、立国之象征。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司母戊方鼎，型制雄伟，重达832.84公斤，高达133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世界上最大最重之青铜器；1938年4月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的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约34.5公斤，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采用线雕、浮雕手法，把平面图像与立体浮雕、器物与动物形状有机地结合起来，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技术高超，精美绝伦……这些都说明中国人民很早就有了丰富的合金知识。到目前为止，我国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还未有一个较准确的统计，估计仅就先秦时期而言，其总数应以数万计，我国可称为世界古代史中的青铜大国。(www.daowen.com)

青铜，是红铜加锡或铅的合金，因其锈呈青绿色得名。可以说，夏、商、周时代就是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原料，不仅是天子、诸侯和各级贵族礼器等社稷重器铸造的主要原料，还是铸造车马机械、兵器、货币、生活器具等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国君、贵族生前身份地位的象征，并且由于国君、贵族死后还要用大量的青铜器随葬，因而铜锡的消耗量极大。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安阳苗圃北地殷墟铸铜遗址发现的陶范、模多达19 000多块，可见当年此作坊之规模很大。但铜矿石来自何方？有关商文献中无记载，甲骨卜辞中无线索。古人认为，“铜为山之子，山为铜之母”，但并非有山就有铜矿，而可开采的铜矿又相对稀少。

考古发现，江南地区自公元前21世纪前后就进入青铜时代。最先使用的金属是红铜（未经有意加入其他金属的自然纯铜），人们将它加工成装饰品和小器皿。与红铜相比，青铜强度高且熔点低（25%的锡冶炼青铜，熔点就会降低到800℃；红铜的熔点为1 083℃）。青铜铸造性好，耐磨且化学性质亦比较稳定。在南方，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北纬30°附近），有一系列先秦至唐宋时期的古铜矿采冶遗址，其中“吴头楚尾”的皖南铜陵，其铜矿采冶历数千年而不绝，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国内最重要的铜冶基地之一，被誉为“中国铜都”。据估计，铜绿山古矿区，炼渣总量就达40万吨左右，可得粗铜10万吨以上。皖南仅南陵、铜陵两地，发现铜矿采冶遗址几十处之多，其中南陵江木冲、铜陵凤凰山与木鱼山三处炼址内的废渣至少在50万吨以上，加上其他地点废渣总数达百万吨以上，如按铜、渣比例1∶10推算，皖南地区产铜量至少在10万吨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先秦时期冶炼的。^[2]这些新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冶金史学界、科技史学界的极大关注。考古资料证明：江南自古以来就是铜、锡等金属的著名产地，是先秦一直到汉魏唐宋时期铜料的主要生产地区和最重要的铜料供给地，有着辉煌而耀眼的历史。在21世纪的今天，吴地人民全要素资源整合，长江三角洲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自主创新成为产业的主导方向，登上了新的经济增长平台，无疑是中华百花园中一朵亮丽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