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讲，心中无敌，才会无敌于天下。2013年9月，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在发展中完善、在合作中成长，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进展，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

“一带一路”连接亚欧非，一头是历史悠久的东亚，一头是高度发达的欧洲，中间是广袤的文明中间地区。联想到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他认为传统的中国文明是有科学精神的，包容开放，能接受世界文明，此乃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源头。在共建中共享，在共荣中共赢。4年多来，其理念已逐步深入人心。

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地，江河湖海造就了太湖流域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是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大交通线和经济带的重要丝绸原点，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世界上迄今最早人类利用家蚕丝纺织的唯一现存实例就是佐证。

富饶的江南，美丽的吴中，何止是丝绸？历史上还有铜与铁、稻米与葛布等。公元1292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达江苏的宝应、高邮、泰州、扬州、南京、镇江、苏州等地，他在游历中写道：“苏州是一颇名贵之大城，居民是偶像教徒，臣属大汗，恃商工为活。产丝甚饶，以织金锦及其他织物。其城甚大，周围有六十里，人烟稠密，至不知其数。”^[12]

吴地人像一头牛，更像一个奶妈哺育婴儿，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从不声张，犹如静水流深，金沙深埋，因为她心中有一个伟大的信条：苍生与天良。这一信念早已契入吴地民族的心理与肌理的深处，并已凝成思想和价值观——厚德载物，有福同享；赠人以花，手自留香。

左手是过往，右手是未来，中间是现在。为了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吴地人不忘初心，始终不懈地在耕耘。

1.江河湖海水系为媒，吴地“一带一路”源远流长

有位大家说，在商朝的时候，中国丝的生产制造中心是在长江流域。长江东部是太湖地域，可奇怪的是，太湖领域没有形成对外出口的路线，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没发现任何证据。笔者认为，他最多只说对了一半。他可能不大了解地理经济学，忘记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大地是个背靠大江大海的水乡泽国。古扬州与宜邑（今镇江）面向海，“三江”（东江、吴淞江与娄江）直通海。

水系的归属是看河流最终的注入地。最终注入海洋的河流为外流河，没有注入海洋而注入内陆洼地的河流为内流河。面对来自“天上”的千里长江与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吴地的水系可谓天下第一。

在汉武帝平定南越以前，东夷、百越海洋族群创造的海洋文明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研究表明，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百越族群，与人类学研究的南岛语族，属于同一个范畴，两者存在亲缘关系。东夷、百越族群逐岛漂流航行活动的范围，从东海、南海穿越第一岛链，到波利尼西亚等南太平洋诸岛，是大航海时代以前人类最大规模的海上移民。这些移民，包括传统海洋社会基层里的，如渔民、疍户、船工、海商、海盗等群体早就拉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帷幕。况且，“阿拉伯商人因为陆路成本太高，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后陆路断了，只好改走海路。唐朝以后，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都是东南沿海生产的”^[13]。

古史资料证明，在东亚大陆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由东西相背的两条半月形弧线组成的文化传播带，吴越地区的丝绸文化通过庞大的水系与在这条传播带上的各地民族相遇、碰撞、影响而融合，说明吴地不仅是世界丝绸之源，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地。其途径主要是依靠水系，具体有三条：

一是逆长江而上进入“南方丝绸之路”（亦称“西南丝绸之路”）。历来“蜀桑万亩，吴蚕万机”，史书载有许多吴蜀交往生动的故事。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以成都平原为起点，经云南等地到东南亚、中亚及西亚的中外国际交通线，纵贯亚洲，直抵地中海。四川省凉山州博物馆研究员刘弘指出：考古资料证明，在东亚大陆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呈“X”形的文化传播带，从成都出发，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南方丝绸之路”。

从地理分布上看，三星堆遗址位于东亚“X”形文化传播带西弧线的中部；从出土文物看，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有不少与其南、北地区的文化有着明显的文化联系——与北方文化有关系的有金面具、金杖、翼兽（龙）等；与南方文化有关系的有象牙、象头神、海贝、扇贝形铜挂饰、柳叶形剑、三角援戈等。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邱登成介绍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海贝不在少数。据《三星堆祭祀坑》报告记载，仅二号祭祀坑就出土海贝约4 600枚，其主要功能是用于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除海贝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这可能是从印度地区引进而来的，说明在三星堆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保持着同其他文明的联系和交流，并不停地吸收这些异质文化的因素，这就是作为早期西南地区连接印巴次大陆的国际交通贸易线——南方丝绸之路。吴地的丝绸逆江而上，由此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南方丝绸之路。

二是通过大运河进入“天路”——“北方丝绸之路”。吴地丝绸早期经邗沟、古泗水（河）及后来的通济渠入黄河，直抵长安（隋大兴城）集市，远销地中海一带的“罗马”等地。

三是通过长江与大海直接进入“海上丝绸之路”。“早在距今7 000年前，我国沿海的先民便开启了伟大的航海历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从北到南的广大滨海地区的贝丘遗址图片，是古人从海洋获取食物资源、生息繁衍的重要证据。”^[14]2016年9月，上海博物馆考古队在上海青浦区与昆山千灯镇交界处的白鹤镇、距吴淞江不到1公里处的葡萄地里发现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隆平寺遗址。始建于北宋仁宗年间（1023年）的隆平寺塔7层呈八角形，据估测可能高达50多米，从地宫中出土了铜鎏金阿育王塔等一批文物。史载隆平寺塔是一座由民间捐献建造的佛塔。它还是一座灯塔，紧邻吴淞江入海口，肩负着指引海上丝绸之路过往商船进入青龙港口的导航功能。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青龙镇曾专设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务，有力地证明和进一步确立了青龙镇在吴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重现了唐宋盛世这片土地上丝绸商贸的繁荣景象。^[15]

江南是丝绸的故乡，太湖流域留存有旧、新石器时代众多遗址，见证了吴中丝绸悠久的历史。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壮举，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据《明史》记载，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仅郑和航海的“宝船”就达63艘，最大的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祖法儿、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最远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每到一地，都代表明皇拜会当地国王或酋长，同他们互赠礼品，以示友好。船队带去大量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器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当地特产，购回当地的象牙、宝石、珍珠、珊瑚、香料等特产，这不仅在航海史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沿线30多个国家与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友好关系，特别是深拓“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贡献（见图3-14）。

图3-14　郑和航海路线图（资料图片）

中外学者在研究《山海经》的最新成果——论文集《〈山海经〉世界地理与中国远古文明》中提出，从世界地理角度而言，《山海经》地理路线很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带一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认为，因为丝绸之路的存在，早在2 000年前，全球化就已经是事实。吴地，可谓“陆海丝路，两翼齐飞”；吴中地区乃是“人文炽盛，战略支点”。

2.建设丝绸创新之都，着力拓展“一带一路”合作平台

“丝绸之路”一词的首创者是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他曾七次到过中国，自1869年至1872年在中国考察后，于1877年在所著《中国》一书中提出。他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其实，这一路线在中国古籍《隋书·裴矩传》中早有记载，虽然有所不同，但大体相似。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今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 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最著名的是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

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一个为期十年（1987—1997年）的中国通往西亚的陆路考察，课题命名为：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ROADS OF DIALOGUE。中文的意思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

“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创者可以算是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他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20世纪70年代，饶宗颐（1917—2018，广东潮州人）在发表的《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中第一个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论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因、航线和海舶，广为国内外学界认同和称颂。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7年的“丝绸之路”考察后，又发起“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船“和平方舟”活动。这支由30个国家50多位学者组成的考察队，于1990年10月，从马可·波罗的故乡意大利威尼斯出发，乘阿曼苏丹王室提供的“和平”号考察船，沿古代商船航道向东行驶，于1991年2月14日抵达泉州后渚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考察活动是从西向东，而非自东而西。说明当年中国对西方的诱惑力远远大于西方对中国的诱惑力，贸易方向由此形成。其实，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还被称为玉石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

从欧亚大陆上的东西文化交流通道来看，丝绸之路至少有三大路线：沙漠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丝绸之路路线的先后五次考察来看，不论是哪条路，丝绸之路都是一条经济贸易的通道、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汲取营养的通道，是一条民心相通的文化与文明融合之路。

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起，一种草原文明便在欧洲与亚洲传播，其遗存也颇为普遍。冬小麦，在汉呼之为宿麦，原产地在西亚，可能是7 000年以前的粮食。考古发现，有大约4 000年以前的冬小麦种子，在今之新疆、甘肃、青海及陕西一带星散着，其多炭化了。冬小麦显然是走丝绸之路过来的。在今之河南安阳的妇好墓中，有一种属于透闪石的玉器，测定为今之新疆和田青玉。妇好是3 200年前商王的妻子，她墓中之玉器可能也是走丝绸之路过来的。凡此丝绸之路的传播是自发的、个人的，也是小型的，但汉武帝的丝绸之路的传播却是大型的、集体的，是汉帝国意志的反映，彼此的性质迥异。中国从西域输入了葡萄、苜蓿、石榴、胡桃（核桃）、胡瓜（黄瓜）、胡荽（香菜）、胡麻（芝麻）、胡豆、胡椒、胡萝卜……当然，也以丝绸之路，中国向西方输出了大量的丝绸与众多粮食蔬菜之种及纸、铜镜、锅、钳子、火镰、瓷器……可见，它是双向的，是留给世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之路。“一带一路”的倡议来自中国、属于世界，它的初步成效已经开始惠及世界，迈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步伐。

①陆海双向开放，建设丝绸创新之都

“一带一路”提供了地理空间和设计窗口。它涵盖的重点区域，其市场之大、机遇之多，超出想象。沿途60多个国家，总人口约44亿，年生产总值约21万亿美元，分别接近全球的2/3、3/10。它的开放包容将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实现梦想的“冰天跃马”之旅，更是“中国史诗”的真正开篇——将带来“新全球化”进程。(www.daowen.com)

江苏抢抓“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机遇，充分利用其港口大省、外贸大省的有利条件，陆海双向并进，积极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自2015年以来，多趟国际班列架起江苏与欧洲及中亚地区的快速物流通道，继苏州始发的“苏满欧”、连云港始发的“连新欧”以及“南京—中亚”国际班列后，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重要枢纽的徐州也开通了中亚货运班列。尤其是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东方起点，积极开展与哈萨克斯坦等支点国家的交流合作，加快了建设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和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共同打造上合组织出海口，积极参与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东门”经济特区建设。

苏州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丝绸之于苏州，应如香水之于法国，名表之于瑞士”。为实现“冰天跃马”之旅，早在2013年7月就建立了“中国丝绸档案馆”。现馆藏有“认祖归宗”的本土原创丝绸技术、工艺等文书类档案50万卷、丝绸样本等实物类31万件，光盘、录像、幻灯片等特殊载体档案约200件。为采集四面八方各地丝织精华，丝绸档案馆又面向全国征集到丝绸档案近万件，将千百年“雪藏”的古老“宝贝”苏醒、重生、复活，绽放出新的光彩。如从祖本解密恢复生产的漳缎、根据档案复制的明代织物残片、2014年APEC会议领导人服饰采用的宋锦面料及成衣……唤醒了人们的记忆，使霞蔚天成、美若云霞的古老丝绸走出了历史，走进了现实。近几年来，丝绸档案馆还“档企合作”，借助馆藏丰富的丝绸档案资源，依托并融合政府、社会、高校、企业等多种力量，凤凰涅槃般地创新了绫、绡、锦、罗等许多鲜为人知的丝绸新品，形成了档案的活态保护，实现了利益共享，推进了传统丝绸品种的复制与创新开发，其成果已开始在各地开花，鲜艳而夺目。

苏州吴江盛泽镇将传统纺织技艺与现代丝绸、科研技术相结合，经历数轮技术改造与装备更新，纺丝、织造、印染等主要装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纺织产品的种类从真丝绸、涤纶产品为主向混纺、复合方向发展，从传统面料向家纺乃至产业用布发展，从单一织造向经编发展。目前，拥有6 500多家的纺织织造企业，各类纺机设备20多万台∕套，其中不乏机器人的高效率，年纺丝能力400多万吨，年织造能力达200亿米，染整能力70亿米。拥有千亿级市场（东方丝绸市场）、千亿级企业（恒力集团），新型工业区、纺织循环经济产业园等创新载体加速推进，经营品种包括纺织原料、真丝绸、化纤织物、棉布、装饰布、家纺布、服装、纺织机械、配件等10余个大类上万个品种，在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上，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了世界各地的青睐。尤其是苏州太湖雪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一家集蚕桑种植养殖、生产、设计、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真丝家纺生产企业，近10年来，开发专利32项、版权96项、商标权72件，参与制定2项国家标准和1项行业标准，极大促进了蚕丝被在国内的普及，在国际上打响了苏州丝绸品牌，推动了行业发展，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5年，该公司成为第53届世乒赛官方唯一指定丝绸品牌，为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定制丝绸“国礼”，把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丝绸推向了世界。

②产业抱团陆海并进，着力拓展“一带一路”合作平台

在“一带一路”发展大局中，吴地拓展“带”的空间，挺进“路”的纵深，借力“一带一路”，着力拓展“一带一路”合作平台。

一是设立“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江苏继2015年首期投入30亿元后，基金到运行中期规模要提高到100亿元，到2020年底将要达到300亿元，这是江苏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投资“一带一路”建设的务实之举。

二是互联互通。素有“江海门户”之称的南通，拥有166公里江岸线、206公里海岸线，集“黄金水道”和“黄金海岸”于一身。承南起北的沪通长江大桥建成后将实现南通江海联动，使南通与国家综合运输大通道有机衔接。随着长江深水航道西向延伸，地处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T型交汇点的南京港则是我国中西部直达海洋的新起点。连云港港口，一尊锚锭造型雕塑的底座上，醒目地标注着“新亚欧大陆桥东端起点”。抬头东看，浪花拍打着船舶缓缓消失在茫茫大海；凝神西望，列车轰鸣着奔向中亚、欧洲。目前，连云港承担了全国50%以上的新亚欧大陆桥过境运输业务，60%的货物吞吐量来自中西部地区，是中亚国家最便捷的出海口，也是日韩货物进入中亚乃至欧洲的最佳中转地。2016年，太仓港完成货物吞吐量逾2亿吨，持续呈现逆势上扬态势，跃升为长江集装箱、长江外贸第一大港，位列全球100强集装箱港口第39位，并实现了从“江港”向“海港”质的飞跃，成为全国唯一享受海港管理的内河港口。上海港已连续6年世界排名第一，而洋山港区又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码头，每天有近4.5万个集装箱在这里流转。2016年，上海口岸货物进出口达68 820亿元，占全国的28.3%，占全球的3%以上，规模已超越香港、新加坡等传统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放射出“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火焰。

三是挺进丝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以纺织服装享誉全国的无锡大型民营企业红豆集团，在“十二五”期间走出去，在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牵头投资，初步建成当地规模最大、发展最好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6万个，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与周边社区的和谐共生，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如今，“无锡—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国际航线已开通，西港特区正迎来产业发展2.0新时代。

苏州工业园区设立了境外投资服务示范平台，境外投资规模快速上升，截至2016年9月，园区共有239家企业赴境外投资372个项目，投资额累计达82.7亿美元。江苏徐工集团扬帆出海，从2014年开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设区域营销中心和一级经销商，在波兰、乌兹别克斯坦、伊朗、马来西亚建立海外工厂，在德国建立欧洲研发中心，同时积极实施跨国并购，实现在关键零部件领域的突破，企业形象也得到沿线国家的高度认可。2014年10月，常州市天合、金昇等多家企业纷纷启动海外产能布局，目前已有27家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资34个项目。

以前每年到国外发展的苏州吴江区企业只有一两家，而且是小打小闹的贸易型公司，现在大多结伴而行，从单打独斗到组团作战。作为吴江民企的领头羊——亨通集团是全球第二大光纤制造厂，2016年营业收入586亿元，在海外已有6家研发基地，如今又确立了“555”国际化发展标准，即拥有50%以上的海外市场、50%以上的海外资本和50%以上的国际化人才。

莫言引用诗人艾青的诗句说道：“蚕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今人也没有想到，当丝绸之路几成历史遗产时，在21世纪的今天，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帷幕拉开，丝路已经走出历史，走下蓝图，走进日新月异的今天。

“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这是美的养分，慧的力量，文的气质。“一带一路”是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基石，开创了“新型全球化”。吴地脚下的这片热土，一花开引来百花香，其道德之长、思想之光、精神之美，这无疑是一条充满阳光的大道。

【注释】

[1]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卷三《海外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2页。

[2]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文物》，1972年第11期。

[3]（西汉）司马迁，《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430页。

[4]参见《辛亥革命前吴江蚕丝业——植桑养蚕概况》，吴江档案局，2015年。

[5]崔阳阳，《走近苏州最大的种桑养蚕户他养蚕宝宝只是为“爱好”》，苏州《城市商报》，2015年5月9日。

[6]参见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轧蚕花溯源。来源：《江南水乡文化》，2006年9月5日。

[7]参见《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8]汪济英、牟永抗，《关于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4期。

[9]参见《中国历史纪年表·新石器时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10]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1]参见故宫博物院宫廷部仇泰格，《乾隆皇帝与缂丝三星图》，《光明日报》，2015年8月12日。

[12][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记》，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95页。

[13]葛剑雄，《“一带一路”与古丝绸之路有何不同》，《解放日报》，2016年6月7日。

[14]赵晓秋，《“海上丝绸之路特展”首博开幕，中国航海之路可追溯至远古时代》，人民网，2014年4月28日。

[15]参见孙丽萍，《考古发现或改写上海历史：不是“渔村”而是“巨镇”》，新华网，2016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