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的选择往往受制于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史记》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人们从穿树叶、兽皮到穿葛、麻制成的衣服，进而发现了野生蚕茧可以抽丝织布制衣，使人类的文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于是从官方到民间都把蚕桑的发现者尊为蚕神。

1.蚕桑神“马头娘”情有独钟吴中

蚕神在中国古代又叫先蚕。祭祀的蚕神有：官方嫘祖、民间蚕神“马头娘”等。在官方的传说中，最为著名的是黄帝元妃嫘祖始创养蚕种桑之术。嫘祖始蚕之说，初见于宋代罗泌《路史·后记五》，其文曰：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又见于《通鉴纲目前编·外纪》：“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事实上，在嫘祖之前，人们可能将黄帝本人作为养蚕的发明人，后来人们又逐渐将养蚕的发明人归到女性的名下。通过对历史文献记载的追溯，一般认为，“嫘祖始蚕”并非自上古传承而来的民间传说，而是统治阶级把文化的创造归功于帝王贵夫人的正统思想的产物，一般蚕农只是敬而远之。

民间认账的是“马头娘”，也就是许多学者称为蚕马的故事。这一传说最早见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故事内容是：旧说，太古之时，有个姑娘的父亲外出远行。姑娘思父心切，立誓说如果谁能把父亲找回来，我就以身相许。家中的白马听后，飞奔出门，没过几天就把父亲接了回来。但是人和马怎能结亲？这位父亲为了女儿，就将白马杀死，还把马皮剥下来晾在院子里。不料有一天，马皮突然飞起将姑娘卷走。又过几日，人们发现，姑娘和马皮悬在一棵大树间，他们化为了蚕。人们把蚕拿回去饲养，从此开始养蚕历史。那棵树被人们取“丧”音叫做桑树，而身披马皮的姑娘则被供奉为蚕神，因为蚕头像马，所以又叫做“马头娘”。

神话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精神印记，实现自我成长的标志，既是民意也是信仰。它是文化的源头，永恒的诗篇。这一故事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思维逻辑，来自对大自然运行规律的体认，来自对世界万物、社会以及人本身的理解，是一种自然文化。

“蚕马”的故事各地情节虽有不同，但内容基本相同，特别是其中关于马、女、蚕的三个基本要素大体一致。战国时期的荀况曾在《赋篇》中描述了蚕的形象：“有物于此，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也就是说，蚕的头时而昂起，颇似马首，而蚕身柔软，又像是女性。蚕、马、女之间的联系，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似，而蚕马故事也正是源自于此。

图3-1　甲骨文中的“丝”字

关于蚕与女性之间的联系，《山海经》中也有记载：“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1]这里的“欧丝”即是“呕丝”、吐丝的意思。所讲的可以吐丝的女性即为蚕，树即桑树。因此，蚕马故事的渊源或许来源更广，因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中已出现了多个“丝”字（见图3-1）。据胡厚宣的研究，甲骨文中祭祀蚕神的卜辞约有四条。现以祖庚甲时蚕神与上甲微并祭的一条卜辞为例：“贞元示五牛，蚕示三牛，十三月。”^[2]意思是说祭祀元示上甲要宰牛五头，祭祀蚕示用牛三头。“示”指神祇，蚕示也即蚕神，说明了民间的传说格外可靠。其之所以有生命力，诚如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所指出，《搜神记》中的“女化蚕”是属于“推原神话”之一，即推寻事物的本源。换言之，古人并不大熟识天地万物、风云变异的缘由，故以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推想出世间事物之源。它借一个被马皮所裹而代身为蚕的姑娘的童话故事，其一，表达了女性对人类的奉献；其二，说明了养蚕业与谷物同等重要，它乃是中华民族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农民希望有稳定的收入，故奉某一神祇为蚕神。

“蚕马”的故事，“趣”在哲理。从本质上来讲，文化的博大精深并非来自经史典籍的浩如烟海，而是来自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即思维方式或思维逻辑的精深，亦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致大而穷宇宙之理，致小则通无微之变，涵盖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是中国人理解和处理帝王将相与百姓、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万物之间关系包括自身所遵循的基本思维逻辑，帮助人类打破了神权、君权，建立起理性、民主与科学的信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充分说明：文化大于权力。

《搜神记》中所提“旧说，太古之时”是个亮点！表明“蚕马”故事不是有史以后的事，而是晋时已很流行的故事。作者干宝祖籍河南新蔡，“父莹，仕吴”，后举家迁至浙江海宁，曾做过山阴（今绍兴）县令。他在《搜神记》序中说，“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说明他的这个故事很可能就是在江浙一带收集来的，蚕桑神“马头娘”的神话起源与原版在吴越地区，其精神与灵魂在吴中。

笔者试想：想当初先吴人究竟是怎么发现蚕丝的？但凡传说故事都是令人难忘的。据说吴地在很早以前的荒芜时期，也不知什么具体时间、地点，先民们从实践中发现，野生麻和葛遍布各地，生长力强，纤维也长，可以作纺织原料。后来有人发现桑树上有白色的蚕茧，外围有丝，就把蚕茧拿下来试吃，感觉有油脂、咸味（蚕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酸和维生素），在嚼食中，茧壳在唾液中丝胶溶解，密缠的茧丝分离，无意中牵出了缠在蚕茧上的茧丝，悟出了在合适的水温下就可以抽丝剥茧的道理，于是便产生了最早的缫丝技术。因蚕茧的丝纤很细，只有20微米至30微米，难以单根使用，先民们就把若干个茧的丝绞合在一起，形成一根生丝。太湖南岸边（现为湖州市吴兴区）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实物，表面光滑均匀，蚕丝的横断面呈三角形，表明丝胶已经脱落，应该是在热水中缫取的丝。此外，该遗址还出土了用草茎制成的小帚，柄部用麻绳捆扎，与缫丝工具索绪帚非常相似，此物与绢片一起出土，绝非偶然。这是吴中地区的又一重大发明创造。

最初的丝源，完全来自野生蚕。随着丝绸制作的发展，需求量不断扩大，于是开始野生蚕驯养，出现了家蚕。

“石壕古道”是2014年6月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列入文化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这条古道长约230米，宽仅2米左右，位于豫西三门峡市境内的崤山腹地。三门峡，就是古代的陕州。向南是高高的秦岭余脉崤山，向北是九曲黄河，向东向西接着古都长安和洛阳。在三门峡境内，西到潼关，东到新安汉函谷关，见证了这条丝绸之路上的这条古道小路的历史变迁。考古资料显示，早在夏商周三代，这条丝绸之路上的小路古道就非常热闹。夏代的活动范围就在今天的晋南和豫西一带，周王室东迁于陕州的古虢国，其路上运输的丝大多就出自江南。

根据文献记载，唐朝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在敕令里说“关辅（指关中地区）既寡蚕桑”；《新唐书·地理二》里，长安与所在关内道的贡赋也没有丝绸一类的东西。这些都证明，长安一带地产丝不多，显然只能是从其他地方调运再中转出去，其中大多丝绸就来自于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地。

2.植桑养蚕历史悠久

养蚕必备桑，而江南水温山暖，最适合桑树生长。桑树体内一切生理、生化活动和变化，都须在一定温度条件下才能进行。温度会影响桑树体内各种酶催化的生物化学反应——光合作用、蒸腾作用、呼吸作用和有机物质的转化，与桑树生长发育关系非常密切。当地温5℃以上时，桑树根系开始吸水；气温在12℃时，冬芽开始萌发长出枝叶，发芽后的生长速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快，一般在25～30℃时是桑树生长的最适范围；当气温低于12℃时，桑树就会停止生长；而超过40℃时，光合作用强度则会降低，因养分消耗大于合成，桑树生长就要受到抑制。吴越地区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气候条件，创造了发达的蚕桑文化，植桑养蚕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开始了，至少已有7 000多年的悠久历史。

春秋时期，蚕桑业已成为吴国重要的经济事业。《吕氏春秋》和《史记》两部古书都记载了吴王僚九年（前518），吴、楚两国因为边境女子争桑而引起了一场战争。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3]宋代范成大的《吴郡志》也详细记载此事。当时，富贵人家都以蚕纹（形）装饰为贵，并作为财富的象征。据民国《吴县志》记载：吴王“阖闾夫人墓中，葬有金蚕、玉燕各千余双”。将蚕作为国王夫人重要的陪葬品，足以看出蚕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所占的地位。

秦汉以后，长江流域（尤其是太湖流域）进一步被开发。东汉末年豪强混战，北方百姓不堪忍受战争带来的灾难，纷纷南逃，带着较为先进的农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江南大地辛勤耕种，促进了孙权吴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蚕桑生产的发展自然也包括其中。孙权吴国对蚕桑又相当重视和支持，据《三国志·吴志》记载：赤乌三年（240年）春正月，孙权曾颁布“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的诏令。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吴国蚕桑生产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它在吴国整个经济及社会中已达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的蚕桑已成为当时小说等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之一。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云：“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上南角，举手招成。成即就之。妇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祭我也，必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后大得蚕。”透过这则民间神话故事，可以看出当时蚕之神圣、蚕桑业之兴盛。

唐代时，南方的丝织业突飞猛进。公元749年春，漂游在南京的李白漫步郊外。此时，一望无际的桑田里，茂密的桑树葱葱绿绿，睡眠一冬的蚕儿也开始吐丝了。望着清新如画的江南春色，李白触景生情，挥毫写下了“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的诗句（《寄东鲁二稚子》）。

晚唐，隐居长洲甫里（今属吴县甪直）的诗人陆龟蒙曾有诗描写太湖边上农村景物：“高下兼良田，……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家家下渔筌。”处处堆放着养蚕用的蚕箔，这是当时太湖边家家户户养蚕的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宋代，太湖地区已培育成叶大肥厚的“湖桑”，吴县也已初步形成全国丝织生产中心，有所谓“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之称。当时包括苏州在内的“两浙路”（路，宋朝的行政区域名称，相当于明、清的省）所缴纳的丝织品，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足以反映当时江南地区蚕桑业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南宋诗人范成大晚年住在石湖边，对当时吴地农村有较深的了解，在其著名的《四时田园杂兴》中就有“柳花深巷午鸡声，桑叶尖新绿未成。坐睡觉来无一事，满窗晴日看蚕生”“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犹是晓晴风露下，采桑时节暂相逢”等诗句。

元代，吴地蚕桑事业衰落。尤其是元末，蚕桑业遭受战乱的严重破坏。明王鏊《姑苏志》云：“元末，苏州二县四州栽桑二十七万株。兵余无几。”因而，朱元璋为吴国公时，曾颁布法令：“凡民有田五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曾将这一法令推行到全国。洪武初，苏州府（长洲、吴县、吴江、昆山、常熟、崇明）“六县栽桑一十五万一千七百零七株；弘治十六年（1503年）栽桑二十四万九百零三株，科丝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两五钱一分，折绢六百四十匹，又人丁丝绢一万二千五百五十匹有奇”（1两=50克，1钱=5克）。洪武十年（1377年）时，“常熟县栽桑八千七百一十四株。弘治中至一万二千四百二十五株，科丝四百十三两三钱七分二厘，折绢二十二匹二丈九尺。岁纳苏州府织造局丝一万九千六百九十一两一钱七分五厘。岁纳京库绢二千四百零九匹，黄白各半”。

明代吴地蚕桑大发展：一是与朝廷重视有关，二是与洪武元年（1368年）在苏州建立织造局有关。文征明《重修织染局记》云：“苏郡织染之设，肇刨子洪武，鼎新于洪熙。……夫大江之南，苏杭之财赋甲他郡，水壤清嘉；造色鲜美；矧蚕桑繁盛，因产丝纩，迄今更盛。”弘治七年（1494年），吴县知事邝璠（字廷瑞）曾编著刊印《便民图纂》，绘有图画，通俗而形象地介绍栽桑、育蚕、织染等有关知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详细、系统介绍蚕桑生产的科普读物，曾对农民养蚕、织染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明代，吴县东山出现了桑基鱼池，为了栽桑充分利用低洼土地，堪称一大创造（见图3-2）。

图3-2　太湖边上的桑基鱼池(www.daowen.com)

苏州吴江区盛泽镇是闻名遐迩的丝绸之乡。然而，在明朝弘治年间仅是个五六十户人家、“屠，日不能毕一豚”的小村，名叫“青草滩”，从这个名字可以想象出它最初的情形。到嘉靖年间（1522—1566年），这里的丝蚕业随着嘉湖地区丝蚕业的繁荣而迅速发展起来，至明朝后期，已成为江南的一个重要丝绸集散市场。明末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这样描写当时的盛泽镇：“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杵之声，通宵彻夜。市上西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绵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明末，有个名叫周灿的人曾以“盛泽”为题，写了一首诗，曰：“吴越分歧处，青林（注：即桑树林）接远村。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人家勤织作，机杼彻晨昏。”描绘出当时盛泽蚕桑丝织之盛况。高启《养蚕词》云：“东家西家罢来往，晴日深窗风雨响。三眠蚕起食叶多，陌头桑树空枝柯。新妇守箔女执筐，头发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后今年好，满簇如云茧成早。檐前缫车急作丝，又是夏税相催时。”写出了太湖近处农家养蚕取丝繁忙景象，成为一幅吴地养蚕的风俗画。

清代，吴地的蚕桑业生产又有较大发展。由于养蚕比种植其他农作物赚钱（费孝通先生在震泽镇所属的开弦弓村调查载，民国初农民每年一亩土地如种稻谷，则亏损175元，而如果栽桑养蚕兼营丝业，则每年可盈余250元以上），大片农田都栽上了桑树。乾隆《吴县志》云：民“以蚕桑为务，地多植桑。生女未及笄，教以育蚕”“近太湖诸地，家户畜蚕取绵丝”。吴县光福、香山一带的妇女都以蚕桑为工，那地方“艺桑随处皆植，蚕事尤勤于他处”。顾禄《清嘉录》亦云：“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

农民治桑养蚕的方法，也在县志中第一次作为“生业”予以详细记述。乾隆十一年（1746年）《震泽县志》卷二十五载：“邑多栽桑以畜蚕，故西南二境之农家颇善治桑，桑凡一二十种。冬杪春初，远近多附而至，而其大者长七八尺买之，株二三厘，所谓大种桑也。密眼青亚之，其栽也，耨地而粪之，截其枝谓之嫁，留近木之余尺许，深埋之，出土也寸焉。行不可正对，培而高之以泄水，墨其瘢，或覆以螺壳，或涂以蜡而封之，是防梅雨之所浸。粪其四周，使其根旁达，凡三年而盛。又有于仲春择地，种桑之大如臂者，去地二三尺，以刀剔起其皮，取大种桑之枝如箸粗者，削如马耳，插入皮中，乃即包以桑皮，粪土涂之，毋令泄气。滋液既贯，则其叶尤大而厚且止，一二年而盛，必月一锄焉。其起翻也须尺许，灌以和水之粪。又遍沃旁地，使及其根之引者，禁损其枝之奋者。桑之下，厥草不留。其壅也，以菜饼，以蚕沙，以稻草之灰，以沟池之泥，田之肥土。初春而修也，去其枝之枯者，干之低小者。蚕之时，其摘也必净。既净，乃剪焉。又必于交凑之处，空其干焉，则来年条滋而叶厚。为桑之害者，有桑牛，寻其穴，桐油灌之即死，或以蒲母草之汁沃之。桑之癞也，亦以草汁沃之。此栽桑之大略也。”从栽种到嫁接，从施肥到整修、除虫，都一一作了详细记载，其中皮接法则更是独创，有许多方法至今仍沿用。

乾隆十二年（1747年）《吴江县志》卷三十八还记载了吴地一带的养蚕方法：“每岁暮春，邑人多治蚕。蚕有节目，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昼夜程其寒暖之节，不得使过，过则有伤，是为护种。其初生也，则火炙桃叶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动，濈濈而食，然后以鹅羽拂之，是为摊乌。其既食也，乃炽炭于筐下并其四周，剉桑叶如缕者而谨食之。又上下抽番，昼夜巡视。火不可烈，叶不可缺。火烈而叶缺，则蚕饥而伤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缓，缓则有漫漶不齐之患。编绖曰蚕荐，用以围火，恐其气之散也；束秸曰叶墩，用以承刀，恶其声之著也，是为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则搪。眠一二日而起，起则喂，是为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尽同……”^[4]同时的《吴县志》及翁澍的《具区志》也有类似记载，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图3-3　1912年成立的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

吴地的蚕桑生产经过数千年漫长的探索实践，至明末清初完成了理论上的总结，并由地方史书——县志记录下来，它标志着吴地蚕桑生产进入了成熟的阶段。这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1909年，江苏谘议局决议在吴县开办江苏省省立女子蚕业学堂，将史量才先生于1904年创办的私立上海女子蚕桑学校改为官办，并在吴县浒墅关镇建造校舍。1912年正式迁到浒墅关，定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见图3-3）。学校宗旨是“除蚕病，制良种，精求饲育，兼讲植桑制丝，传授学生，推广民间”。该校为吴地培育了一大批蚕桑专业人才，同时学校又先后在吴县光福迁里、洞庭西山、善人桥、浒墅关旺米山及吴江震泽开弦弓、严墓、湖滨等地建立养蚕指导所，对吴地的蚕桑改良事业及其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据苏州海关1896年至1931年大宗出口土货资料统计：出口蚕茧12 620担，丝266 905担，乱丝头25 481担，绸缎39 761担。以吴县为例，1901年，全县蚕茧总产量450吨，1930年蚕茧产量2 052吨（桑地面积51 513亩），到1935年全县桑园面积发展为76 400亩。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地的蚕桑业遭受了严重破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吴县全县桑田仅剩29 639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采取发放贷款、稳定价格等方法，扶持蚕桑生产，奄奄一息的蚕桑事业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吴地又重新确立了全国蚕桑、丝绸中心的地位（见表3-1、表3-2）。据《苏州年鉴》（1993年）统计，1992年，苏州市由蚕桑而产生的丝绸工业总产值已达38.42亿元，其中出口交货总值17.08亿元。

爱德华·威尔逊在《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中认为，生命演化的基础单元是基因，物种在竞争与合作策略下，适应环境变动，增加存活与繁衍后代的概率，将其所携带的基因传递到下一代。笔者认为，物种如此，人亦如此。常见苏州城里的爷爷奶奶到处寻觅新鲜桑叶，甚至经常带着孩子赶到郊外的木渎、光福一带去采摘桑叶。笔者有时没时间，就到小学校门口路边去买（约每千克6元钱）。这个传统一代传一代，可能就是苏州人骨子里对蚕、桑、丝绸的喜爱吧。由此，苏州的孩子也就从小对蚕、桑、丝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怜爱。

表3-1　1949—1985年吴江县桑地面积及蚕茧产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吴江档案局）

表3-2　2004—2008年吴江市蚕桑生产统计汇总及与1993年对比表

注：1993年桑地面积、发放蚕种、产量为历史最高；2006年平均茧价为历史最高。（资料来源：吴江市蚕桑指导站）

图3-4　钮月康蚕业养殖场一角（崔阳阳摄）

当今，苏州吴江区平望庙头村有个最大的养蚕户——钮月康。180亩的桑地连成片，全部的桑叶都贡献给他的“蚕宝宝”。他的工作非常忙，主要分两块工作：一是平日里对桑地的管理，浇水、除草、施肥，准备把桑叶养得又大又肥嫩。二是养蚕，每年要养三季蚕——春蚕、早秋蚕和晚秋蚕。三季中要数春蚕的数量和质量最佳。“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蚕养的数量是最多的。2014年三季一共养蚕180张，每张蚕种产量大约在45公斤左右（以往一般家庭式养蚕多只为2～5张）。2016年，在他的养蚕大棚内，仅春蚕就已达150张，他还计划早秋蚕30张，晚秋蚕120张，实现年养蚕300张的目标（见图3-4）。

按照每张蚕种45公斤产量计算，2014年180张蚕种的年产量达8 100公斤，总收入达30万元（含成本）。钮月康说，最苦最累的是25天养蚕周期，“如果不是因为喜欢，我不会干这个活，太累了”。养蚕是个阶段性高强度的工作，短短25天，却要付出比平常农活强度高几倍的汗水。蚕宝宝的成长分1龄、2龄、3龄、4龄和5龄，每个阶段的蜕变时间仅仅为两三天，需要人日夜密切关注，什么时候该喂桑叶、什么时候该撒石灰消毒、什么时候该挪大地方，时机都需要精确把握好。

现在钮月康养蚕的规模大了，工作量也倍增。即使是蚕宝宝还在2龄时，每天晚上给它们喂桑叶，就需要6个人连续喂3小时。如果是进入4龄以后，就需要雇上30个人一起开工喂上2小时。“最苦最累的时候要数4龄以后了。你想，180亩地的桑叶，在一周之内要全部摘完喂给蚕宝宝，这工作量一般人很难想象。”钮月康说，仅靠养蚕卖茧子，挣的钱并不多。对此，他注册了吴江区平望镇月康蚕业养殖场，现已起步做养蚕的延伸产品：一是180亩桑园，每年都会长“出不少桑椹，如果对外开放桑椹采摘游，应该会吸引不少的家庭”；二是蚕蛹作为高蛋白的食品，一直都颇受欢迎，“我想引进一些蚕的新种，蚕蛹会更大些的，专门生产蚕蛹”，新鲜的蚕蛹目前市场价在25元/千克，一张产量也很可观；三是蚕沙，“我原本不晓得，后来才知道这蚕沙还是一种中药材，可以入药，也可以放入枕头里，你们城里人很喜欢”，进一步做大做强“月康蚕业养殖场”^[5]。

兴盛的蚕桑业形成了久远的蚕桑习俗文化。在太湖流域每年皆以农历十二月十二日为蚕花娘娘生日——祭祀蚕神马头娘（也叫马明王、马鸣王菩萨、蚕花娘娘、蚕花菩萨、蚕皇老太、蚕丝姑等）。蚕妇们用红（掺入老南瓜）、青、白三色米粉做成圆子，如茧圆、绞丝圆、茧篮圆、元宝圆等，用于供灶，并备酒菜，点香进行祭拜以祈求赐予蚕花旺年。

明清时开展的“轧蚕花”活动就是其中的重要活动之一，不少地区还以山丘上蚕花庙会形式出现，多时一天有上万人。此时，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未婚的男女青年总要往人堆里挤轧，人越多，挤得越热烈，即预兆当年蚕事越兴旺，称之为“越轧蚕花越发”。未婚的蚕花姑娘非常希望有哪位小伙子摸一摸她的乳房，俗称“摸蚕花奶奶”，认为能有机会被摸一下，这意味着她有资格当蚕娘，她的蚕事一定会兴旺。这个风俗很悠久，主角是女方，体现了原始母系氏族时的遗风。^[6]

另一种是蚕乡民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扫蚕花地”，距今至少已有数百年历史，清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最为兴盛。这一类表演往往取材于蚕桑生产，通过音乐、舞蹈、唱词等的表演，表达蚕农祈望蚕事丰收、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望。然而，它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特定的生产生活场景结合，既包含了朴素的生活愿望与根深蒂固的信仰心理，又在反复展演的程式中呈现超越现实的艺术美，多在每年春节期间和清明前后表演，其中尤以清明前后表演最为集中。此时正值蚕农们扫蚕室，除尘糊窗，清洁蚕桑工具，准备开始一年蚕桑生产之际。蚕农请人表演扫蚕花地便有清除一切灾难晦气，祈求吉祥、蚕事丰收之意。

表演者一般是女性，单人小歌舞，另有人敲小锣、小鼓伴奏。场所多在蚕室内或农家正厅。艺人头戴蚕花，发髻左侧插一根白鹅毛，身穿红色上衣、红色百褶裙，脚穿绣花鞋，打扮得颇为喜庆。道具多是蚕户家常见的养蚕工具，就地取材，稍加装饰。包括直径45厘米左右的大蚕匾一个，沿边糊上彩纸穗、红色纸蚕花；一把长柄扫帚，柄上扎红色纸蚕花。此外还有秤杆、红绸白纸扇、红绸手绢等。表演时，先在蚕室或正厅中央放一张方凳，上置一把秤，扫帚置于左侧。扫蚕花艺人高举蚕匾登场，象征着蚕花娘娘给人们送来了吉祥的蚕花，在室内走圆场至中央方凳处，放下蚕匾。边唱民歌《扫蚕花地》，边按歌词大意即兴做动作表演，唱做之间保持以方凳为中心在室内走圆场，方向时而顺时针、时而逆时针。全舞共有38段歌词，每段之间有小锣鼓过门，艺人则做程式化的“扫地”动作，继而糊窗，用秤杆挑红绸，鹅毛掸蚁蚕，持扇煽火，捉蚕入匾，放蚕凳，采桑喂蚕，插稻草，抛蚕直到剥茧缫丝，最后送茶谢幕，堪称一部饲蚕缫丝的教科书。最后，庆贺蚕事丰收，艺人高举蚕匾，东家女主人接过蚕匾，歌舞结束。

它之所以深得蚕农们喜爱，不仅在于其细腻柔美、清丽委婉的表演风格，更是因为舞蹈蕴含着人们对自身状态、既定生活模式的感性认知和集体的构造。长期的饲蚕、植桑、缫丝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习俗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文化氛围。

养蚕期间，蚕房禁忌室内扫尘、灸爆鱼肉、舂捣、敲击门窗、锡箔、哭泣及秽言淫辞等等。语言上也有禁忌，如“葱”不能叫葱，要叫“香头”，唯恐蚕宝宝被“冲”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