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吴越民族的尊鸟、崇鸟习俗绚丽多彩，源远流长。先秦史籍《山海经·海外南经》中就有“羽民国”、《淮南子·地形篇》中亦有关于“羽民”的记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说：“禹崩之后，众瑞并去。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春秋祠禹墓于会稽。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十有余岁，有人生而言语，其语曰鸟禽呼：咽喋咽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无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复我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众民悦喜，皆助奉禹祭，四时致贡，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后。”这段记载的大意是：禹死了以后，各种吉祥的征兆都消失了。天帝赞美禹的德行而慰劳他的功绩，就让群鸟回来给民众耕耘。人民对大禹治水的功劳念念不忘，大夏王朝的国王，也就是禹的儿子启颁布诏书，建立了禹王庙，要求百越民族每年春种秋收之际，都要举行祭祀相关的仪式纪念大禹。大夏国王从启开始，传到少康已是第六代。每年祭祀大禹的活动都是中原的夏王直接对百越民族进行安排和指挥，少康担心越地祭祀大禹的活动不能持续下去，就派了小儿子无余到百越民族的聚居地去当越王，专门主持祭祀大禹的仪式。这个时期，从禹开始的“鸟田”耕种，到有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说话，其声像鸟在喊“咽喋咽喋”，一直没有中断，代代相传。上述记载中尽管有些传说成分，但“鸟田”确是真实的。

百越民族有云集“鸟田”，期盼百鸟耕耘“鸟田”，祭祀鸟神，崇拜鸟神的传统。元朝的徐天祜说：“《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传下有群鸟耘田也。’《水经注》：‘鸟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东汉绍兴人赵晔在其著作《吴越春秋》中也说明，百越民族从先秦直到东汉时期仍然崇尚鸟神。因为4 000年前的舜禹时期，江南草木茂盛，那时人们的耕作水平很低，抵御自然灾害，特别是保留种子的意识也低，来年要找到野生稻或栽培稻的种子很难，经验告诉古人，只要到“百鸟”（群鸟）“还为民田”（啄食之处）便可找到种子或种苗，这地方便是“鸟田”。是群鸟耕耘（啄食）的“鸟田”带来了希望，改善了生活，由此人们才有了从野生稻到栽培稻、从籼稻演变到粳稻的发展。所以，吴越先人尊鸟、崇鸟，把它们当作神灵崇拜供奉，并作为图腾族徽，代代相传（见图2-14）。

图2-14　“鸟”形饰物

在中原人看来，吴越人是鸟种，称作“鸟夷”（《禹贡·扬州》载“鸟夷卉服”），语言为“鸟语”（《周礼》说：越地“人民鸟语”）。据说，越王勾践还专门造过“望鸟台”（《拾遗记》：“越王入吴国，有丹鸟夹王而飞，故勾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鸟之异也。”）。越地人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说“会稽，众鸟所居”，反映出吴越地古时是鸟类繁衍极盛之地。“奉化一带，把麻雀当作谷神”敬拜；钱塘江东南地区的百姓正月初一晚上要在天黑以前就寝，俗称“同鸟宿”；义乌镇一带则视乌鸦为义乌，并直接作为本地之名。

史延廷说：“崇鸟文化是吴越地区古代先民最具特色的习俗之一，它是该地区稻作农业文明历史长期发展和累积的结果。作为吴越地区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种特征，崇鸟习俗也影响着该地区的社会文化面貌，主导着吴越先民们的日常生活。”从春秋中期至战国时代，在吴、越、楚、蔡、徐、宋等诸国盛行一种特殊文字。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变化莫测，辨识颇难，这就是鸟书。中国古文字学家容庚（1894—1983）早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代表作《鸟书考》（修订版《鸟书考》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与当代古文字学家曹锦炎撰写的《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皆作了详细介绍。

鸟书亦称鸟虫书、鸟虫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它是先秦篆书的变体，属于金文里的一种兼负有“装饰”与“释读”作用的特殊美术字体。它的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故名。“吴王子于戈”铭文就是鸟虫书。郭沫若认为鸟虫书是“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周代彝铭进化观》）。

从鸟虫书构形规律看（根据曹锦炎先生的《鸟虫书通考》），主要有几种^[15]：

（1）在文字上增加一个鸟形

（2）在文字上增加双鸟形

（3）寓鸟形于文字笔画中

（4）增、简化之鸟形、虫形

可见，古吴越人从尊鸟、崇鸟习俗到对文字造型的精美设计，不禁使人赞叹，充分体现了文字的南方文化特色。

当今，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鸟虫篆艺术研究院长、鸟虫篆艺术传承人王祥云先生，儿时随父习字，追随容庚先生研究鸟虫篆，数十年如一日，孜孜耕耘，于2011年出版发行《鸟虫篆发凡》专著，对鸟虫篆书法起源、延续、释读、笔法、结体、章法进行了阐述。2012年1月，由上海收藏家协会、荣宝斋上海艺术委员会举办的王祥云先生大型鸟虫篆书法作品在上海浦东图书馆现身，上海文史界、书画界、收藏界及长三角地区众多书法爱好者欣赏了上千年的商周文化瑰宝、中国文字艺术的先祖（见图2-15）。2011年书法长卷苏东坡《赤壁怀古》被中美友好大使、著名华裔陈香梅女士收藏，其研究成果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鸟虫篆之美》，向海内外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为普及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重新认识鸟虫篆的艺术价值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鸟虫篆书法艺术作品于2013年参加中国第十届艺术节展出，获得金奖。鸟虫篆这种艺术形式，体现了古吴人人格完善的心理准则，取象于天地自然的观念，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一往情深。看着这些美丽的文字，带给人们的是精神上的愉悦，沐浴的是这种美丽文字艺术带来的吉祥。

图2-15　王祥云鸟虫篆作品

不论是绿水青山、稻作之源，还是独有习俗，这些都是先吴人原生态的独有的文化基因，充满着原始美和地方民俗特色，它们既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和审美情趣，又是一棵常青的智慧之树。

然而，在2007年5月底，太湖蓝藻爆发，使得无锡市自来水出现臭味，市民向当地媒体这样叙述“水管里流出的水如同下水道的水一般臭”，导致一场影响全市数百万群众生活的供水危机。看似天灾，实为人祸。人类一味与大自然争资源，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恩格斯说得非常经典：“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6]回顾吴中地区发展走过的路，可以看出，吴地的文化并不都是优秀的，亦存在许多误区与制约前行的元素，在这种情况下如陷入自恋、自负，绝不可能持续地生存发展。

人生存于其中的环境，是具有自生功能的有机体。如果环境消耗大于环境自生能力，环境就突破其动态平衡框架而形成环境悬崖。然而，大约在2000年至2012年间，以“气候、空气、水、土地”为主的我国环境被悄然地推上了悬崖边沿，整个社会开启了“雾霾化生存”的历史进程。如不痛下决心，彻底终止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之二元模式，就会朝着崩溃方向运动。

留住地球之美，也是在严守人类的生存底线。威胁太湖水安全除工业污染外，还有农村面源污染、生活用水污染（太湖地区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1 000人左右，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外来人口增多，使得城市生活污水量迅速增大），以及湖面上过度的养殖也威胁着太湖的美丽和健康。古老的太湖养育了周边生生不息的儿女，现在到了儿女们舍弃贪婪，让它休养生息的时候了。

苏州太湖东岸原为太湖的一处秀丽湖湾，水壤交错，有茭芦莲菱、鱼虾蜄蛤之利，更有白鹭飞天、蛙鸣鸟啾之境。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任意侵占、破坏、改变湿地用途的现象时有发生，该湿地面积不断萎缩已近消失。对此，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于2003年开始规划修复，至2014年5月，建成了国家级太湖湖滨湿地公园。该园湿地岸线全长5.5公里，营造了55万平方米芦苇湿地及8个自然生态景点。目前，该湿地公园有鸟类12目72种，占苏州吴中区所有鸟类总数的41.6%，兽类5目19种，鱼类7目27种。这里有田园之美，有山水之秀；有桃之夭夭，有蒹葭苍苍；有柏舟泛流，有鹤飞于天。公园内还建有1.5公里长的动植物科普长廊，拥有亚洲地区关于湿地科普知识的书籍资料，每年有上百万民众到此休憩玩乐，在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还传播了生态文化，提升了绿色文明。又如太湖苏州湾跨越吴中、吴江两大片区，位于苏州南部太湖水域。它西接东山半岛，东邻吴江太湖新城，水域面积达120多平方公里。2008年，苏州湾启动综合整治，先后投入近40亿元实施生态清淤、退渔还湖和退垦还湖等生态修复工程。里面4万亩的围垦，经过整治之后，保留1.02万亩的土地，其余2.7万多亩全部变成了湖面，全面恢复了三类水标准，再现了太湖碧波美景。昔日的“三江口”，现呈现出绚烂的画面，宽阔的湖面上镶嵌着由清淤堆积而成的“天鹅岛”“越来岛”“翡翠岛”，在烟水中或隐或现，犹如蓬莱仙境。(www.daowen.com)

《荀子·天论篇》中写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这意思其实就是，只有认识自然、适应自然、驾驭自然，才能可持续发展。2 000多年前的荀子就穿越时空，洞穿了人类发展的奥秘，发出了顺应天道的感言，这应是我们宝贵的精神指南！创造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经济增长的“一叶障目”。一个病入膏肓的亿万富翁，如果你让他拿出所有的财富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想他会毫不思索地答应。正如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所说：“幸福是人最难拥有、也最希望拥有的财富。世上任何财富都是手段，唯独幸福这种财富，是我们生命的目的。”近几十年来，全球变暖、温室效应、极端天气、雾霾……气候变化早已成为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种种迹象还表明，中国的环境资源已达到一个危险的临界点，绝不能让那些唯GDP的政绩观继续存在下去，否则将会以失去环境和民心为代价。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污染即犯罪，犯罪当用刑。

其实，中国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就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田律》。它已明确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也就是说，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还明确了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理办法。此后许多朝代都设过“虞”“衡”等保护山川的职位。据《尚书》和《史记》载：舜帝时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其历史已有4 000年了。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高尚境界早已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后，中国用了短短近4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150年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但是，我们发现“快”的背后出现了诸多问题。古印第安人有句谚语：“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这说得好，发人深省。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写的《流云小诗》中有一句话：“白云在天空飘荡，人群在都会中匆忙。”这句诗形象地折射了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场景。的确，人们都在脚踏实地、拒绝时间的忙，哪有时间仰望星空，也许这就是今天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2015年，举世瞩目的天津“8·12”大爆炸重大事件，让我们在经济飞速发展中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当代中国的重要现实问题。

人类的目光是有限的，不能把自己看得太伟大，正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盘点人类思想曾经的误区并非毫无意义。回归真实，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自我救赎之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如果你有两块面包，你应当用其中一块来换取一朵水仙花”，我们决不能坐等资源耗尽。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付出就是未来的幸福，毕竟地球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人类与山水田园动植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沧海何尝断地脉，半崖从此破天荒。”扬绿水青山之长，避过度开发之短，吴地人躬行大地，不忘初心，开启了绿色振兴之路，在滚滚春潮中扬起了浩浩风帆，走上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扬州市从2013年起，以保南水北调东线和淮河入江“清水通道”为重点，启动“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将占市域面积近三成的1 800平方公里区域纳入规划，对三个湖泊（面积达780平方公里的高邮湖、宝应湖与南端的邵伯湖）沿岸3公里范围内实施“三退三还”（退耕、退渔、退养，还林、还湖、还湿地），誓将百里清波入江淮。

一种被称为“乐活”（其原意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一些年轻人追捧：吃有机的天然食品，买新鲜水果蔬菜，避免过多的农药和化肥；购买本地产品，降低运送燃料和多余包装消耗；穿衣简单朴素，衣料多选择棉、麻等自然质地，减少工业加工或染色；出行尽量步行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能不买车就不买，一定要买就买绿色节能车等。这种理念和生活方式，值得发扬光大。可以说，现在许多人不是饿死的，而是吃出来的毛病。爱因斯坦曾说：“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注释】

[1]岳冉冉，《考古学家在云南发现全新人种》，新华网，2015年12月19日。

[2]陈晓清、陈淑玲译注，《诗经·大雅》，广州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3]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湖泊室编著，《江苏湖泊志》，江苏科学出版社，1982年。

[4]14世纪末，明朝的士大夫万户用47枚自制的火箭捆绑在椅子上，点燃后飞上天空，爆炸身亡。在20世纪70年代一次国际天文联合会上，月球上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万户”。

[5]J.L.Maclean等编著，杨仁崔、汤圣祥等译，《水稻知识大全》，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页。

[6]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157-162页。

[7]胡玉梅，《宿迁泗洪发现了8 000多年前古稻田“中华第一灶”被发现》，《现代快报》，2016年5月6日。

[8]Hayden B.Models of Domestication.In：Gebauer A.B.et al.eds.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in Prehistory.Monographs in World Archaeology，No.4.Madson：Rehistory Press，1992：11-19.

[9]Boserup，E.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Chicago：Aldine.1965.

[10]Redding，R.W.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Subsistence Change：From Hunter-gathering to Food Production.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1988（7）：56-97.

[11]（西汉）司马迁，《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506页。

[12]（汉）赵晔原著，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页。

[1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14]字母为编号，下同。

[15]史延廷，《鸟图腾崇拜与吴越地区的崇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第11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